20多年前，刘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中途归国参加天安门运动。2010年初，黎安友教授和林培瑞教授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推荐刘晓波获奖。当时正在哥大做访问学者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赵岩先生，将两位教授的推荐词转给了《纽约时报》社长Joe Khan先生（哥大新闻学院校友、普利策奖获得者），《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支持刘晓波。本次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哥大在读学生王文迪采访了黎安友教授、王军涛博士、赵岩先生以及其他哥大校友、学者，同时也采访了在哥大就读的一些中国留学生。
采访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
王文迪：黎安友教授，我觉得刘晓波获奖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感到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力量和当年教皇给波兰人民所带去的道德力量是很相似的。很多朋友告诉我，刘晓波获奖后，中国许多地方都燃起了鞭炮，人们奔走相告。您对刘晓波获奖怎么看？
黎安友：当年刘晓波在哥大做访问学者时，我正巧在校外做研究。我们在电话中交流过，并约定很快见面一叙，可惜他突然回到中国去参加天安门的运动。我没有见到他，很可惜。但我敬慕他在天安门所为，敬慕他的文字，他的勇敢和博学。
我相信刘晓波被授予诺奖是因为他所表达和坚持的价值，而这也同样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所坚持的。刘晓波从来没有使用或鼓吹过暴力，并且也从未寻求过改朝换代，用哈维尔的语言，他“活在真理中”，他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思想自由的榜样，而思想自由是宪法所保护的。他要求中国政府遵守他们自己的法律，但作为回应，中国政府违反自己的法律，把刘晓波送进了监狱。这表明该政府阻碍中国为本国和睦邻的和平做出最佳贡献。
当今，中国已成长为主要力量，诺贝尔委员会恰当地关注着，中国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中国未来的变迁毋庸置疑地会影响世界，关系其和平的可能性。就社会内部的长远发展而言，民主比专制更加稳定；而对外部而言，专制权力的发展给世界和平带来威胁；而一个遵守法律的宪政体制的崛起则会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
如果中国发展出一套系统，言论是自由的，律法得到尊重，并且政府值得人民的信赖，那么社会的内部矛盾更可能会和平地解决。同样的道理，中国也可以更和平地处理好外部的矛盾，为世界范围内的种种问题带来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对世界和平而言，中国演变与发展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没有外界的力量能够控制中国的演变，只有中国的改革者、自由知识分子、律师、党内改革派，以及维护自己权利的普通民众们——他们面对巨大阻碍，他们会给中国带来和平地改变。
尽管有着压迫，中国改革的脉搏却从未停息。普通民众每年向国家政府呈交数百万份上访及请愿的文书，更多的对地方官僚进行集体抗议。中国的律师为政府迫害的受害者们辩护，他们利用民法及行政诉讼法在法庭上保护普通民众。一批党内外的知识分子也就法治与宪政的未来进行对话。在过去的20多年间，刘晓波博士和公民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精英分子建立了联系，努力说服他们支持和平的改革。他成为协调各种社会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也就说明，中国政府为什么惩罚他——他在《零八宪章》的角色。承认刘晓波，不仅要承认中国对自由与法治的需要，而且还需要认可实现该目标的和平途径。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授奖，是对刘晓波狱中受难的肯定，给予了刘晓波更多的政治资源与道德力量。在未来，当中国面临着不同道路的选择时，刘晓波的力量尤为重要。与此同时，《零八宪章》的共同签署人，以及那些不敢签署但在内心认可宪章思想的人，他们会更加坚定地朝着他们心中的目标和平地演变，并做出漫长而艰巨的努力。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定，对那些挣扎着将中国置于正确道路上的努力而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这个决定不仅使中国人民受益，更使整个世界受益。
采访哥伦比亚大学2006届政治学博士王军涛
王文迪： “影帝”政改和晓波获奖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请问您可以分析一下晓波获奖的前前后后和中国未来的发展吗？
王军涛：刘晓波获奖是很重要的事件，从中国的政治变化、国际环境来看，这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是个很好的征兆。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了严厉的制裁，但是到90年代中期，因为经济原因，这种制裁无法维持。这时国际社会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在外部力量无法改变中国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是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让中国学会国际社会的规则，在心理迁移的过程中，让他们改变内政规则，进行和平演变。这就是近十几年来“交往政策”的背景，而这个大背景，也让魏京生等朋友错过了诺贝尔奖。在此情况下，西方商界人士以及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建议，让那些激怒中国政府、有损中国政府面子的问题，远离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日程表，以便营造环境，把中国政府纳入到国际体系中来。因此，从90年代中期开始，到这次金融危机之前，民主和一些人权问题都是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关系的话题之外的。
但这次金融危机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缺现金，而中国政府由于制度不完善和贫富差距，尽管社会发展并不健康，尽人皆知，但有大量的现金结余，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很多需要。于是中国政府则开始表现出一种傲慢和自大，这让国际社会觉得，他们10多年来的努力不仅没有使中国接受国际规则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内政问题，而且还使中国想利用现有的优势挑战和改写国际规则；而中国曾经承诺要遵守国际规则。这让各国感到，中国的傲慢姿态以及“低人权、低环境”模式下的快速崛起，可能会对国际的和平事业造成很大的威胁，于是国际社会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模式，重新评估中国的各种力量。国际社会意识到，不能仅仅因迁就中国政府而回避中国社会的内部力量，于是他们关注《零八宪章》、刘晓波以及维权运动，重新看待中国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看到它们在改造中国社会和对未来世界和平的价值、位置及贡献。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因为激进的暴力趋势的抬头会让他们的在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所以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和平演变，而不愿看崩盘后的包袱。晓波获奖是这种趋势的反应，因此国际社会认可了中国民间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价值，认可他们的信念、勇气和牺牲。
实际上这不仅对于中国的进步，而且对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事业都是有意义的。就国内而言，尤其是最近一年中间，大家都意识到邓小平靠暴力维稳，然后促进经济发展的这种战略是失败的，并造成了腐败、贫富差距、官民的矛盾以及道德沦丧等等问题，这表明暴力维稳难以为继。近来，朝野上下都在热议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刘亚洲、温家宝等军政领袖以及体制内的各种力量都透过不同的渠道先后发表言论要求民主改革，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大变在即。
（待续）
注：本文由哥伦比亚大学二年级在读学生王文迪（Wendy）采访、编写和翻译。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