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圣经•加拉太书》5章1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


摘要

本文旨在论述非暴力行动在中国得以展开的精神和政治背景。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中国专制者的统治策略，明确提出文攻与武卫结合的心理战是当局统治术的核心所在，这也是非暴力行动所要面对的精神和政治现实。在第二部分，作者的主要见解是，专制统治对心灵的压抑让传统中国无法走出暴力的陷阱，并指出，我们只有借着心灵的解放才能走出中共用鲜血筑起的红色暴政。最后，本文提出，自由的心灵为非暴力行动提供了持久和永恒的力量，是非暴力行动得以战胜暴力统治的精神动力，而这样的非暴力行动也必将为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奠下一块块坚实的基石。简言之，本文的潜在线索是“心灵”：第一部分着重探讨极权统治当局的心理战手段；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受压制的心灵得到释放的可能；第三部分则突出了自由的心灵的力量。最后，本文简要分析了非暴力行动对中国转型之前途的影响，作为全文的总结。

（二） 心灵困境中的暴力陷阱与对暴力的超越

1. 中国式极权统治的心灵后果和及其暴力陷阱

“祀与戎”互相配合协助的专制统治术让中国早早就成为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极权国家。极权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统治者凭借其所掌握、主张和推广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而取得合法性和正当性。当然，意识形态主张后面还要有隐而未显的暴力的支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祀与戎”恰恰成了现代极权主义的古代中国对应物，而且“祀”的优先性刚好对应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先性。古代中国统治特征与极权主义如此的吻合绝非是一种巧合，而是显示出极权主义在中国的源远流长，在西方则反倒只是晚近时代的产物而已。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要从中国和西方历史的不同说起。诸如阿伦特之类的西方思想家在论述现代极权主义时，其所参照的历史坐标都是西方的。而在西方的历史上，由于罗马帝国崩溃后所形成的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以及基督教会力量的强大和独立，世俗政权从来都没有形成对精神的垄断权。也就是说，国之大事中并不包括“祀”，因为后者被牢牢地掌握在独立的教会手中（先是天主教会，后来则包括各个宗派的新教教会）。尽管各种力量试图将欧洲再度统一起来，而天主教会也试图让教会的权威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但这两股力量终究都没有成功。结果是，西方在20世纪才出现既是帝国元首又是纳粹主义之导师的希特勒。

中国的情形则与此不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所隐含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政治首脑自古以来既是帝王又是天子，既是君主还是大祭司，政治首领始终控制着“祭祀”的权力，从而就垄断了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自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继起的汉代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权力覆盖了全中国的统治者又顺理成章地成了精神上的权威，将“祀与戎”统统揽在自己的麾下。自此以后，中国就成为了统一的政教合一的古代极权国家。之所以说它是古代的，是因为它尚未掌握现代的技术手段，但实际的内涵则与现代极权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因此，说极权主义发端于中国，并不为过。

正如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极权主义的功效是，通过“祀与戎”的并用，它既收买、迷乱、煽惑人心，又控制、压抑、捆绑人心。总之，它刚柔并济，就是不让心灵得自由和释放。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王朝更迭无算，但人的心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王朝更迭所改变的只是政权，而非体制，更非人心。而且王朝更迭的原因并非其意识形态的失效，而只是由于其治理效能的流失和衰败。易言之，中国的各个王朝之所以被推翻，并不是因为这个政体有多糟糕，多不堪，而是王朝本身无法从技术上有效地统治下去。在王朝的起落更替中，民众的心思意念依然被牢牢地定格在统治者所预定与延续的轨道中。民众被锁定、塑造和固化的心灵没有变得强大，也没有更新和转换。于是，他们的生活世界就这样被专制统治术永远地抛入受愚弄和奴役的状态之中。

由此可见，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灵催眠术和心理战成了心灵自由的天敌，各种现代版与古代版的“祀与戎”交相并用的心理战捕获和牢笼了普通民众的心灵。

总而言之，“祀与戎”相结合的专制统治造成了我们精神的贫乏，陷我们于心灵的困境之中。而精神的困境又让中国人无力逃不脱专制的魔咒。于是，专制统治就在中国循环不息，生生不已了。

吊诡的是，中国王朝统治技术上的屡次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让人们对王朝专制政体本身的道义和精神基础做出深刻的反省。这是笔者在阅读和思考中国历史时常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大问题。本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相反，与专制王朝循环相对应的是暴力反抗与暴力夺权的循环。专制和暴力循环内在的一以贯之的线索是民众心灵的封闭和精神的贫乏。在这样的贫乏中，中国人怎么会有健全和深刻的反思能力呢？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统治术中的意识形态功夫真是太到家，太成功了，以至于它所形成的天罗地网已让民众无处逃遁，不战而屈人之兵到这样的地步，谁能说中华智慧不高深奇妙呢？

当某一王朝专制统治因其治理的无能和低效让人忍无可忍时，某些雄心勃勃的草莽、武夫或者外族武装集团就会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要么揭竿而起，要么武力篡权，要么凭借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从“戎”这一方面下手，以“戎”制“戎\”。显而易见，“戎”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改朝换代的契机，而“祀”则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暴力能解决的也只有“戎”的问题，却无力解决“祀”的问题。以暴力夺权的政权不仅无法超越“祀”的辖制，而且还会延续“祀”的生命。以暴易暴式的对抗既无法完成也代替不了以心灵自由摆脱心灵专制的使命。正所谓，暴力反抗易，心灵自由难。于是，绵延不绝的“祀”就成了中国人命运的魔咒，让中国的历史陷入停滞之中。“戎”的武力却走不出“祀”的圈套，以柔克刚的中国力学原理是暴力反抗所不得不面对的残酷历史真相，这也是暴力反抗的最大难题。

可悲的是，问题还不仅仅如此。贫瘠的心灵反过来又孕育出残酷的暴力传统：“春秋无义战”与“吊民伐罪”就是这种传统所生出的一对怪异的双胞胎。作为乱世之中争权夺利之场景的历史总结，“春秋无义战”透露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状态，为中国以后的各色暴力冲突奠定了争权夺利的现实底色。不难理解，极权主义的政权不会讲什么“义”字，所有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是而且仅仅只是它们争夺利益的手段而已。中国极权主义思维下的战争观讲的是整体的“势”、辨证的“机”、人际的“和”与实用的“理”。简言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作为极权政治之延续的战争当然就缺乏对正义性的追问，也难怪，历朝历代无数民众的肉身在不计其数、只问结果不问是非的暴力冲突中灰飞烟灭了，都被极权统治者摆上了他们的祭坛。因此，如果极权统治者不是总是在鼓励暴力的话，那他们至少是一直在纵容暴力。

另外，汤武革命式的吊民伐罪为暴力叛乱和暴力夺权所提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也不容小觑。顺乎天、应乎人式的吊民伐罪基于一种子虚乌有的天命观和五行终始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学说几乎总是各种试图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事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式的正当性让暴力涂抹上一层神圣的光彩，而这样的理直气壮却也正映照出中国人深层的精神困境：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似乎只能是以暴制暴，暴力是中国人的宿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吊民伐罪的思维却也体现出中国式极权主义的韧性。吊民伐罪的罪也就是罪在一人的罪。汤武革命的对象也仅仅是暴君一人而已，罪与体制无关，更与意识形态无关，而只与暴君这个坏人一个人有关。体制是好的，意识形态是好的，只要把这个坏人换上一个好人问题就解决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吊民伐罪的巧妙与罪己诏的奥妙如出一辙，因为后者也成功地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转换为皇帝一人的道德或人品问题。笔者儿时在文艺作品中时常看到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所隐含的逻辑也不过如此。换言之，罪在一人的吊民伐罪可能不是要取消极权体制，而是要“更好地”延续极权体制。

2. 过“红”海：走出心灵的死海

上面已经提到，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暴力陷阱与中国人的心灵无法挣脱网罗有关，心灵的死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肉身的死海。中共夺权和掌权的整个历程就为笔者的这一断言做了生动的阐释。中共夺权时诉诸的不是心灵的力量，而是暴力的力量。这正是中国式极权统治在中共掌权后得以变相延续的源动力。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以暴力夺取天下，而且为其暴力行动披上颇为迷惑人的外衣。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宿命论与中国人天命循环的宿命论就是它的两件“迷彩服”。不难看出，这两件“迷彩服”是内在地契合的，前者催生了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后者则一直为各路王侯、造反者和军事集团暴力夺权提供合法性。两者具有精神内涵上的高度一致性，当代极权主义与古代极权主义的亲和关系于此分明可见。这样的“迷彩服”具有高度的欺骗性和排他性，以鲜血筑成了封闭中国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万里长城。

而且，成功夺权的中共领导人们依靠现代的治理手段让中国式极权体制更上一层楼，并有所更新和创造，演绎出经济拜物教和暴力拜物教的古怪组合。质言之，中共的拜物教既不是一种理性的东西，也没有实在的精神内容，而且它既淹没了理性，也遮蔽了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持共产党地位的不是一种理性的算计，而是一种非理性的信念或者说拜物教精神。如果按照冷静的理性来计算的话，共产党的政权早该被理性的人们抛弃了。同样，由于当下国人的精神被拜物教所俘获，执政党诡诈的心灵控制术也未能被一般民众所看透，否则它早就被遗弃了。因此，拜物教只能是一种巫术式宗教。

一方面，这种巫术式宗教对暴力的推崇和依赖让中国人事实上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中共对暴力的推崇集中地体现在其所选用的各个象征物上。比如，共产党的红色国旗就象征着其权力是靠暴力流血换来的。在每一个所谓的国庆假日里，各处鲜艳招摇的五星红旗无疑在向人们暗示，红彤彤的血色之光是暴力拜物教的荣耀，这种荣耀如此之大，足以将“青天白日”遮蔽。暴力话语与隐喻的盛行与肆无忌惮是中国人精神贫血的生动写照，也让现时的中国成为暴力的渊薮。因为每一面五星红旗确实都凝聚了中国人的鲜血，也都是心灵的刽子手和精神的埋葬地，中国人能不精神贫血么？五星红旗下的中国成了充满红色暴力的死亡之海。

从现实生活的层面来看，由于专制政权本身具有浓重的暴力色彩，专横恣意的暴力机器到处耀武扬威，而且暴力对抗时时发生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身边，中国人普遍发展出两种极端对立的暴力情绪。首先，人们对暴力（尤其是“合法的”国家暴力）有很深的恐惧感，害怕被暴力伤害的不安全感深埋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其次，在这样的暴力氛围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暴力作为解决纷争的方法，暴力相向成了人们意气之争和利益之争的常用手段。中国人的心灵在压抑与暴虐之间摇摆。结果就是人心的扭曲、沉沦和死亡。

另一方面，这种巫术式宗教对财富的追慕和渴求让中国变成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王国。共产党先是将先富起来的“万元户”塑造成新的时代英雄，接着又以GDP作为衡量各级官僚业绩的主要标准，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大肆掠夺民众的财富。财富站上了共产党统治的制高点，且以此藐视并摧毁掉人间一切美好的情感、良善的意志与纯正的精神。经济拜物教的物欲蒙住了人的心眼，造成了人心的荒废和蒙昧，即便富裕起来的人也不能摆脱精神黑暗与无知的状态。

很不幸，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一种新的拜物教，将全人类经过艰辛探索所形成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个人精神生活全部取消。中国的经济拜物教乘上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好像如虎添翼，以势不可挡之态折磨和泯灭人的精神自主权。在这物欲的狂潮中，中国执政党所控制的红色经济体中又成功地培育出全球化的时代宠儿：红色资本家和红顶商人。如果说中国红色经济的目的是在于辖制和牢笼人心的话，那么，红色资本家和红顶商人就是引导和控制人心的活的道具。

正如前文已经详细论证过的那样，当下的执政党凭借红色经济和红色暴力在顽强地维护其统治地位，特别是维稳策略越来越成为当局统治方略的要害与核心。维稳当然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维稳策略的登台出场是中共政权暴力本能的自然暴露，是其企图在中国延续血光之灾的野蛮选择，是其意欲维系独裁统治“血染的风采”的愚蠢妄想，更是以鲜血浸泡成的“五星红旗”遮蔽华夏朗朗乾坤的无耻图谋。红色暴力再度复兴，红色经济大行其道，红顶商人如日中天，这些都是五星红旗下的中国尚被困于“红海”的明确无误的标志。如何过“红海”，是考验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大问题。

要正确地解答这一问题，人们必须拥有自由的心灵。否则，答案总也逃不出暴力鲜血的红色魔爪。心灵的自由是人们走出精神的困境并突破当局心理战的重重迷雾的前提条件。人的精神和心灵的自由使人能够摆脱成建制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当人人皆祭司之时，国家的祭祀功能将不复存在，执政掌权者也就无法从心灵和精神上控制民众。这样，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统治逻辑的前半部分就彻底失效了，专制者的“文攻”将缺少了有力的凭藉。更重要的是，因自由而苏醒的心灵还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谨守警醒，”以“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那“吼叫的狮子。”如此一来。执政者非但无法实施有效的“文攻”了，而且其“软实力”还会遭到顽强的抵抗和反击，并终至名誉扫地。

那么，心灵自由的可能何在？心灵的自由是纯全的信仰的必然结果。笔者不了解别的宗教的教义，但基督教的新教神学认为，基督在新约中“已赋予良心以自由。”基督信仰的历史已经为我们证明，这一神学立场确实带来了个人良心的自由与心灵的释放。由于良心自由和精神解放能够击中中国专制统治心理战的软肋，独裁当局拒绝信仰和良心自由就有了紧迫而真实的战略性原因。不过，良心自由的历史显示它完全能够战胜独裁者们的拦阻而成为人类精神事务的普遍法则，即便在中国也可能如此。良心自由的观念最初于16世纪发端于英格兰剑桥清教徒的小圈子之中，后来却成为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再后来被《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准则之一。现在，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可和实践。也许我们可以说，良心自由的扩展史本身也就是个人自由的扩展史。

考虑到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况，无论如何强调心灵自由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自由的心灵会对人的命运发出终极的追问，并探寻人的永恒价值和尊严，所以说，自由必然将人的心灵引向永恒和超越之境。以保障人的永恒尊严和超越性权利（而非具体的利益）为旨归的宪政体制于此肇始。中国式极权统治所依赖的天命理论和五行终始说却是有着时间刻度的，因此，受到专制者摆弄的中国人的心灵总是被局限在短暂的和具体的世界之中。中国人缺乏对永恒的期盼和超越的向往与他们对“时”(短暂的)“机”（具体的）的孜孜以求是一体之两面。

在中国被迫进入现代世界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历了多次剧烈的变动，于今仍余波激荡。我们考察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就可以发现，他们既是在“时间”里寻找和创造“机会”，同时也在“时间”里被“机会”裹挟和利用。这里面的深刻道理就在于，中国变革的动因基本上是由暂时的具体问题推动的，无关超越性和永恒性，所以中国的变革最终也就无法指向永恒性和超越性-人的权利和价值。前赴后继的独裁者们总是在盼望“我的机会”，他们希望的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他们自己的心灵也是不自由的，当然想象不出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的天赋人权，更何谈保护超越而永恒的人权呢。所以，中国的政治就像中国人迷茫的心灵一样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总是变来变去，随着各个独裁者对时机的偏好和追逐而摇摆。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对永恒的和平之君的期盼，为了争取实际的利益，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就祭起吊民伐罪的暂时性招牌，理直气壮地使用起暴力。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有理由对我们的时代感到欣慰，因为我们可以预见到，追求永恒与超越的心灵自由不仅将帮助中国人过红海，还将成为中国人永久的祝福，并带他们进入那迦南美地。

3. 正义之师缺失下的现实选择

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二战题材的美国经典电视连续剧《兄弟连》中开头的一句平淡的台词却有着惊心动魄的效果。在驶往欧洲战场的美国运兵船上，一位美国士兵问该剧中的主人公温特（Winters）：“你是贵格派信徒么？”温特默而不语。对于一般的中国观众来说，这一对话可能太平常了，但对于比较了解基督信仰的人来说，这句台词却涵义实在太丰富了。贵格派作为新教的一个支派，是持绝对的和平主义立场的，在美国殖民地时期，贵格派信徒甚至要求将拒绝服兵役当作他们的一项良心的权利。他们视暴力为对他们良心的一种亵渎，可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即使连贵格派都可能要穿上军装，拿起武器与纳粹的暴力机器抗衡。温特的默不作声确实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尽管温特后来否认他是贵格派信徒，但这句台词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战争暴力不可避免的残酷真相。

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上帝仆人的德国牧师朋霍费尔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因此而被捕入狱，并在德国投降前几个月被杀死在监狱里。在二战后对战争的反思中，朋霍费尔的神学在美国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为了阻遏暴力机器的运作而试图暗杀暴力机器操纵者的努力得到普遍的认同。朋霍费尔知道，杀人本身是为上帝所不喜悦的且是会受到上帝惩罚的（众所周知的十诫中有一条就是：不可杀人），但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愿意承担在上帝面前受罚的代价。正是出于对同胞的爱，他甘心情愿地接受上帝的处罚。于是，他成为为了阻遏希特勒的罪行而甘愿在上帝面前接受惩罚的另一个意义上的殉道者。

笔者相信，无论是《兄弟连》中温特的原型人物（他肯定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暴力的，所以他的战友才误认他为贵格派信徒），还是朋霍费尔牧师，在决定参战或预谋暗杀的前后，他们的心灵肯定都会有翻江倒海的变化。促使他们最终毅然决然地诉诸暴力手段的不是仇恨，而是出于对同胞的爱。同时，他们的举动反映出人类的这一深刻悖论：在追求和平时，人们有时不得不诉诸于暴力，在极端情况下，暴力甚至成为和平的必要之恶。同理，对于邓玉娇来说，邓贵大就是她的毛泽东和希特勒。她的暴力行动也是为了维护她的尊严和权利的一种必要之恶。

从更一般的视野来看，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关于正义战争或正义武力之观念的合理性，这种战争或暴力的目的是而且仅仅是维持正义而已。正义战争或正义武力理念的前提是，人类有时会有极端恶劣的非正义的暴行。无论是从工具效用论还是绝对价值论的角度来论证，以战争或者武力来终止这样的非正义暴行都是合理的、正义的。比如，北约以轰炸南联盟的方式来阻遏米洛舍维奇政权的种族屠杀暴行，就是当代世界中正义战争或武力的鲜活例证。再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基本上是因为北方人从宗教伦理上无法忍受南方的奴隶制引起的，美国北方人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正义之战，其目的也是要以暴力终结非常不人道的奴隶制度。正如朋霍费尔和温特的暴力是为了阻止恶人继续作恶和消灭暴政，北约轰炸南联盟和美国北方人的内战也是为了阻止恶行的继续和蔓延。换句话说，这些暴力行动之所以被视为是正义的，并不在于暴力本身，而在于暴力在严格限定条件下的真实目的。

从终极的意义上讲，正义之战的理念也许永远都不会过时，因为人类作恶的倾向是无法彻底根除的。只要人类根深蒂固的罪性存在，正义武力或战争就有其存在的必要和理由。尽管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暴力不可轻言放弃，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暴力之正义性是有非常苛刻的前提条件的，它必须在严格限定的环境和情况下运用。这就牵涉到如何拷问战争或暴力的正义性问题了。在笔者看来，如果没有自由的心灵，就不可能有对正义的追问，当然也无从思考暴力的正义性问题，最终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正义之战。只有自由的心灵，才会对暴力的正义之维发问。自由的心灵必然会得出的结论是：暴力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爱与公义。这就是正义战争或者武力的真谛所在。

相反，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个人性的正当防卫之外，对暴力的运用（尤其是集体性的运用）几乎从来是不讲正义的，有的只是个人或集团野心包装下的吊民伐罪（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是替天行道），或者春秋无义战式的混战，或者所谓侠士的快意恩仇，或者武林好汉的滥杀无辜。这是中国不断地陷入苦难的深渊的重要原因之一。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施行的暴力是上述几种暴力的综合体：既披着吊民伐罪的外衣，又干着土匪杀人越货的勾当，还与国民党陷入争权夺利的混战之中。其施用暴力的目的仅仅在于夺权，而非消灭暴政，一旦其暴力取得胜利，它就会让暴政以一种更为隐秘也更为张狂的方式延续下来。

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与民众一直处于准内战的状态。只不过，由于所有的政府表面上都拥有“合法”的暴力，中国的这种暴政下的准内战状态似乎是隐而不显了。当维稳堂而皇之地成为重要国策时，执政党这时事实上是在对人民发动一场低烈度的暴力战争。也因此，中国的独裁政权就越来越有了军国体制的特色。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每个极权专制王朝在后期都多多少少会陷入一种准内战状态，皇权专制政体就开始带有明显的军国体制的色彩。中国现在正处于从党国体制向党军国体制演变的过程之中，这既是维稳国策的自然延伸，也是中国最不幸的发展前景。在王朝末期的准内战时期，诸如练饷或剿饷之类的维稳费用就会多起来，这和当下维稳经费的迅速增长如出一辙。向军国体制的演进，似乎是中国各个极权专制王朝的必然宿命。笔者在第一部分已经预言，中共政权的维稳暴力将愈加穷凶极恶，民众将因此更加困苦。

如何因应这种日益严酷的准内战体制以最终赢得人的自由和尊严？这是摆在每个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面前的沉重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自由的心灵并不完全排除诉诸武力的可能。因此，如果中国有一支真正的正义之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是发动一场正义战争。以正义的武力压过非正义的暴力，让民众获得自由，不啻为一种不太坏的选择。但现实是，我们没有一支这样的追求公义与爱的正义之师。正如上文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这样的正义之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眼下也毫无踪影。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这样的现实中，非暴力抗争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毋庸置疑，所有的非暴力行动都会遇到暴力压制，所以，非暴力抗争的关键就是如何应付、战胜和超越暴力。下一部分将要分析的就是，自由的心灵如何可能以非暴力抗争为手段超越并战胜暴力压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