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会不会发生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摧毁统治基础的大规模武装反抗运动，是当今关注中国未来走势的分析家们的高难话题.持否定意见的一方认为：冷兵器时代一去不复返，民间武力与政府武力无论在规模与技术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换言之，中共抓住军队就不会垮台。持肯定意见的一方认为：合法暴力的强大并不能代表一切，昔日波兰共产党由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领导的强力政府倒台说明了这一点；换言之，中国一旦爆发数百个城市、上千个县城同时发生的社会骚乱，军队将无能为力。这两种意见都起源於中国古典政治的一个铁律，即只要政权腐败到了民众无法忍受的地步，他们肯定会起来造反。对於这一点，当今“储君”习近平亦不讳言。而多数民间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古典崩亡趋势，甚至出现民众欢迎“外敌入侵”的情势。
贪官信条：党亡国亡家不亡
国家有信访条例，上访是法律确认的个体权利，但是，上访者往往会遭到剥夺人权的迫害。比如，他们被强行送到一个关押地点，接受“免费学习”；再比如，他们当中坚持长期抗争的人士会被送进精神病医院，被强行“治疗”。更为严重一些的，在党权机关（如政法委）的协调下，或由法院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名判处徒刑，或由警方直接投送劳动教养所。
中共地方党权机关之所以敢借维护稳定之名践踏法律，主要是因为上访者所反映的事实一旦被查实，不但会使有关当事人受到追究，而且还会牵出案外之案，案外之案又牵出官员集团犯罪。官员集团犯罪通常称为“窝案”，不久前出逃的河南省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是典型的窝案案主。李卫民在任中共三门峡市委组织部长期间大肆卖官，现已有七人涉案，其中一名叫作单向东、职任三门峡市交通局长的官员，曾经在当地检察院工作并任过反贪局长，据说还颇有反贪建树。
这个典型的窝案正是交通部门在建路徵地、费用结算方面的肆意妄为引致数次民众进京上访，由此引起了纪检部门的关注。在单向东被“双规”之后，已经调任（升职）的李卫民见势不妙，才在北京返回安阳的途中出逃。
群众上访尤其是被指为“违法上访”五人以上的集体行动，是重大腐败案件的主要引爆线索。这也是地方官员不惜违法抓捕访民的主要动因之所在。问题的另一面是：为什么正常的监察机制无法揭露腐败、正常反贪的机制无法遏止腐败呢？国家行政学院一位要求匿名的女教授说：“只有一个道理，『党亡国亡家不亡』。贪官们都这么想！”她的学生则补充说：“其实大多数贪官盼着共产党快完蛋，那样他们的财产只要在大骚乱中得以保存，就不愁没合法的机会。”按着师生两人的说法，再比照贪官在权力体系中的超高比例，岂不是共产党本身正在大批量地生产亡党亡国的因素吗？这也印证了列宁“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政治谶言。
垂死之际：维稳乃是强心剂
在维护稳定的政治算计上，北京权力核心层的要求是“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官僚的要求是“避免不稳定因素”牵扯出他们的腐败问题.北京高层要地方至少表面上善待访民，地方掌权者则以中央压力为名採取强硬打压措施。不同的利益考量并不意味着中共是“上好下坏”，相反，拒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权力核心层比地方官僚的贪腐对社会更具破坏力。也正是了解中共运行机制的地方官僚知道中共必将丧亡，才大肆贪腐而为自己和家人留一笔丰厚的财产.这种状况不惟今日中共有之，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丧亡朝代均是如此。“起初，其意识形态尚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操作空间；后来，乾脆连狗肉都不卖了。看一眼羊头，就跟你要钱.”一位网易历史专栏作家在他的私人沙龙演讲时，以此“影射”方法评价当今中共的统治。
丑陋的维稳描述着中共六十年反人权的历史，六十年统治制造了六大人权灾难：第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反右”；第二是，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文革”；第三是，七十年代开始至九十年初为烈的“计划生育”；第四是，八十年代末的“六四事件”；第五是，九十年代末的“打击法轮功”；第六是，二十一世纪初以来的“维稳”。这样的划分方法还没包括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姑且将其视为天灾而非人祸。
六大人权灾难无一不是故意行为，无一不造成严重的社会恶果，无一不事后拒不认错.如果说前五项都归为历史，为了社会有个好的前景，可以原谅，但是目前尚无任何停止兆头的维稳则是中共整个体系有意识的犯罪行为。客观地讲，这种犯罪实出无奈，是垂死之际的强心剂。
选择暴力：无奈的底层表达
维稳运作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利益，民间保安公司与权力机关签订协议，负责对上访民众的遣送、关押已经是中国社会见怪不怪的“公权外包”现象或叫“黑监狱”现象。党的重要喉舌新华社《瞭望》周刊曾装腔作势地批评过“黑监狱”现象，但是没有任何一位“笔桿子”敢对产生这种现象的政治机制进行分析。一位民间批评人士对《瞭望》周刊的文章评论说：“它是病症，绝不是药方。”由此可见官媒在知识精英心目中的形象。
社会严重不公、百姓伸冤无门，结果是古典的表达手段再次成为重要选择之一。最直接有效的古典手段就是使用暴力。轰动一时的长沙税务局爆炸案自不必多说，另一件已淡出媒体视野的同类事件也许更有意义：六十年大庆期间，临近北京的涿州市陈屯村村委会以每天八十元工钱的代价请党员张洪田，看管其有精神疾病的哥哥张洪军，以免后者进京闹事；六十年大庆过后，村委会拒不付酬，以至於今年一月底，身为中共党员的张洪田身带五十枚礼花弹及一些汽油在村委会燃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在广东汕尾，继二○○五年发生大规模抗议之后，今年七月再度发生民众与政府对峙事件，暴力冲突导致数人死亡。同是在七月份，云南昆明一位男子持刀杀进当地社保局，刺伤数名工作人员.该男子要求获得低保，两年申请而未果。
据一些掌握“全国针对党政机关的暴力与有破坏行为的群体事件”统计资料的专家称：按目前这个态势发展下去，不排除今后两到三年上访民众佔领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发生，从而引起比一九八九年风波更严重的后果。但是，专家们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透露相关统计数据。
为了防止上访民众突然佔领天安门广场，北京权力核心层批准了一项由武警特警、武警雪豹突击队联合举行的反恐演习。时间为九月下旬，地点在北京东北郊的怀柔红星射击场。更是为了在民众心目当中产生威慑作用，该次演习破例约请一些“平安北京”微博的网友参加。与此所谓的反恐演习相呼应的是上海合作组织在哈萨克斯坦南部举行的“和平使命二○一○”演习，其中以“中国陆军五千公里机动奔赴哈萨克斯坦”为重头项目。
丢掉新疆：贪虐中共乃祸源
少为人知的是，“上合”五国中的塔吉克斯坦继另一位成员国吉尔吉斯斯坦大骚乱之后，发生了相当专业并将引发全面骚乱的袭击行为。俄罗斯担忧塔国将成为中亚新的不稳定源头.吉塔两国的乱局均是由执政当局腐败造成的，俄罗斯评论家说：“问题的根源在於塔国腐败横行，及由此滋生的其他社会痼病，如贫困、发展停滞、地方主义，等等。”
吉塔两国与中国新疆接壤，宗教与风俗同质化程度很高。因此，就远期来看，北京的严重腐败将是中国丢掉新疆的重要因素之一，假若此事由社会骚乱而出现的话。由於腐败而丢掉新疆，对西藏的示范效应不言而喻，进一步的连锁效应还会出现.所以说，中共在屡屡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打击异议人士的时候，他们正在一步步地将国家推向分裂。其罪何重，其祸何深，真正爱国的人士当细细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