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许是又一个柔弱胜刚暴的故事。
他的过人魅力不在于有什么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能量，可跟执政者一较雄长，而更在于其谦卑和努力，以识见为力量，接迭不断，活出做人的原则，展示国家必须和平演变，推行宪政民主、人权法治，才有望走上政治清明的康庄大道。
维护历史真相
在众多权利之中，他尤其珍重言论自由的可贵。刘晓波慨叹，在当局强权镇压和制造繁荣之下，八九民主运动的历史真相已被权力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歪曲，良知被金钱收买。」官方垄断言论空间，打压异己，加上「向钱看」的大势所趋，在政治权势和金钱现实下，参与八九民运的一代人很多都退回自己的空间，「莫谈国事」。部分人则变身大资本家，或者成为当时得令的「御用智囊」，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辩辞，把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八九民运，描黑为少数人策划的阴谋叛变，把开枪杀人视作别无选择；更把政治改革贬为不合国情的妄想。结果，八九民运及其所代表的民主改革诉求，在官方舆论主旋律下，面目日渐模糊，年青一代对八九民运所知不多。
依刘晓波的看法，淡忘八九民运，只是国人在资料封锁和言论禁制下，淡忘历史的众多事例之一。其实五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人不知道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历史真貌；六十年代成长的又不清楚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来龙去脉；七十年代的就不掌握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结果下一代不知上一代的历史，令国民无法从历史记取教训，也因此难以防范历史悲剧的重演。面对种种压制，刘晓波主张民间要追寻真相就只有靠个人的勇气去作见证，为历史留下记忆。
伸张思想自由
除了歪曲历史，言论不自由同时阻碍了思想自由的发展。国家机器严密监管言论，令衷心的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动辄得咎。后果不仅窒息了思想发展，更破坏了人际的互信关系，个人只有退回自己的小圈子，每个人都变得谨小慎微，言不由衷。可供你选择的只有两个：继续思想却不能公开表达，还是索性不思不想。若多数人耐不住前者的痛苦而选择后者，根据刘晓波的想法，只会养成愚忠和奴性，应合了极权管治既要强权也要顺民的两重需要。
因此，刘晓波深信改造国民性格的关键在于言论自由。他认为，长期以来连串政治运动给受整肃者带来莫大的损害，国民面对严厉的思想管制，当然不会硬闯关，只会变得冷漠、回避，甚至转为相信「天下没有东西是真的」，对甚么事也认为不必太认真，人们逐渐变得「没有信仰、言行背离、心口不一」，在公开场合不会放过献媚权贵的机会，私下却又尽情调侃官方，月旦人事。要扭转犬儒的社会风气，改造极权管治，推动社会取得更大的自由，刘晓波主张，首要任务是争取言论自由，由已醒觉者先行，以他们敢怒敢言的独立思考，讲真话、求真相，以身作则，逐步凝聚力量，呼唤及坚持正义，从而「点燃人们追求自由之火」。
推动舆论监督与民权力量
有些人不认为舆论监督是民众讨回公道的唯一手段，因为民众亦可通过上访或诉诸法律讨回公道。但刘晓波通过分析国情，认定开放言论，推动舆论监督，才是为黎民百姓伸张正义的有效途径。他指出，上访案件之中，得到解决的只占总数不到千分之二，信访制度只是聊胜于无。近年来，信访制度虽有改革，由二十八个部门组成联席会议，信访条例也通过了，以「疏通信访渠道」，保障公民有申诉的权利。问题是，信访制度的负责机构责任重大，包括掌握情况、提出对策、协调有关组织、督促落实对策等，但却无特别权力驾驭涉案的官员及架构，因此实效不大，点缀味道多于一切。加上司法仍欠独立，能否用司法渠道寻求公道当属疑问。因此，既然属于行政救济的信访制度收效不大，司法救济的法庭审案成效可疑，倒不如赋予传媒法律保障，通过舆论监督，权充人权救济的手段，为受欺凌者讨回公道。
言论自由的另一民主用途，在于滋长民间抗衡力量，伸张民权。正如刘晓波指出，言论自由容许民意汇聚，形成公众意志，从而发挥舆论压力。例如曾有众多网民在网上表达对某位反腐败官员的强烈支持，再逐渐形成「舆论潮」，令这位体制内人物得到意料不到的重视。换言之，体制外的舆论压力可兑化为体制内的反腐败资源。更重要的是，伴随社会及经济变迁，刘晓波察觉到，不少社会群群体及个人不仅经济独立，权利意识亦已觉醒，敢于挺身而出，挑战官方的压迫或者不合理政策，令民间维权活动纷纷涌现，前仆后继。这些民间力量能否进一步巩固、加强，从而分工合作，除有赖组织协调外，亦取决于民间组织如何运用及扩阔言论空间，加强沟通切磋，互相关照、支持。
发展民主和法治
从宪政的角度看，刘晓波更主张言论自由是公共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环，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前题。
近年来，官方尽管强调要共建和谐社会，甚至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但社会现实却是布满着冲突、争端、分裂、矛盾。在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下，社会却出现了连串耸人听闻的惨案。矿井爆炸、学生大批中毒、有毒奶粉、有毒疫苗致命等事件时有所闻；官民冲突此起彼落，由浙江东阳、江苏无锡到重庆万洲、四川汉源，从北京郊区、西安莲湖到广东中山、广西南宁，先后出现大规模官民冲突，有些更持续一个月；而社会矛盾亦到处可见，由强行征地不给合理赔偿、工人医疗保险及养老金给人挪用，到地方部门侵占民营企业、卖地收入不知所踪等等。但与此同时，政治压制却有增无减。当局过去集中整肃政治异见分子，现在更将控制网扩阔，例如镇压法轮功运动、打击取态开明的自由派学人、逮捕为民请命的维权律师、政治审查互联网站、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拘捕记者等，近年又特别注意网上的议论，严密规管大学BBS及民间网站。
在刘晓波看来，冲突频生，矛盾处处，是由于过时的政治体制无法追上新的社会形势。巿场经济的发展令不同行业、阶层、地区得到不同的利益，不同群体彼此之间的磨擦以至冲突增加在所难免，但政治体制依然故我，腐败不止，令权力向某些群体倾斜，制造不公不义，引起民间的反抗就更大。再者，官方日渐丧失意识形态以至文化霸权，民间社会由文化品味到价值观念都走向多元化，其中不少民间组织以至部分体制内精英，都较以往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部分甚至坐而起行，为自己为公众讨个公道。反观权力架构则原封不动，应对矛盾的策略基本不变，依然是控制为主，甚至舍本逐末，视民间对抗为动乱之源。
正本清源，刘晓波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发展民主和法治，从而面对问题、沟通理解，而不是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例如批评政府和街头政治，只要是和平表达诉求，根本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既可容纳不同意见，亦可保持社会稳定。
以言论自由的权利为核心，刘晓波筑起未来中国的理想景观，由维护历史真相、伸张思想自由、民主发展到宪政建政，清楚展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议程和要素。
没有革命的呼号，更不带任何武力，刘晓波不外是通过以理服人和联署行动，汇聚社会力量，向政府施予道德压力，让国家制度回归宪法的承诺，迷途知返。手无寸铁的论政书生遇上雄狮百万的国家机器，书生最后恶运难逃，却以平和而理性的力量，赢得国内外的关注和认同，反观以不断打压把书生变成国际舆论焦点的大国政府，一下子却站到现代文明的对立面。
从「六四」到今天，刘晓波深信自己没有敌人，但在道德和识见上，高墙和鸡蛋两相对照，究竟谁高谁低，还有比今趟更清晰分明吗？
■杜耀明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