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不被杀害的生命权、享有事物的权利（亦即最低生活水平）、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是英国的冲击乐队，在其专辑《战斗摇滚》中的摇滚版人权宣言。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面对种族歧视、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非洲贫困，他们一直在场。
台湾乐评人张铁志，带着他的《声音与愤怒》、《时代的噪音》告诉我们，一个正常社会只有允许反叛的噪音，才能更好地进步。
（主）张铁志：那些打压反叛声音的政权都心虚，都缺乏道德的力量
“每个报纸标题都是一首潜在的歌，而一个有效的创作者就是要找出适合于音乐的题材。”
1962年，抗议民歌手奥克斯，就在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曾经呼唤过，让文艺远离政治的口号。
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数千年“文以载道”的背景，我们也有一个“让无产阶级文艺占领一切战线”的背景。
矫枉过正的那一页，需要翻过去。今天的现实是，过多的犬儒主义的气息，弥漫在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之中。我们可以说，内心有恐惧，我们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自察，恐惧是一种腐败，内心的败坏，让我们不去做应该去做的事情，不去做正确的事情，愧对这个社会，愧对这个转型的时代。
诗人杨键，在17年前写过一首诗《惭愧》：
像每一座城市愧对乡村，
我零乱的生活，愧对温润的园林，
我恶梦的睡眠，愧对天上的月亮，
我太多的欲望，愧对清澈见底的小溪，
我对一个女人狭窄的爱，愧对今晚疏朗的夜空，
我的轮回，我的地狱，我反反复复的过错，愧对清净愿力的地藏菩萨，
愧对父母，愧对国土也愧对那些各行各业的光彩的人民。
但愿，我们的爱，不那么狭窄，我们的勇气，不那么残缺。
（）所谓的叛逆个性不是抽象而空洞的，而是反叛压迫性的制度
晨报周刊：2008年，你接受本刊访问时说，对大陆摇滚乐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故事：某重金属乐队说自己的创作理念是“与政府保持一致”。两年多过去了，你对大陆的摇滚乐有了新的认识了吗？他们中，介入社会抗争的乐队和音乐，有哪些？
张铁志：我不敢说介入社会抗争，但确实有许多音乐人试图用他们的音乐去批判时事、反思时代。不少媒体有报导今年许多民谣歌手写下社会评论的歌曲，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去年做了一首相当精彩讽刺的作品“上海不欢迎你”。直接批判的歌曲之外，吴虹飞写了一首相当好的歌曲“冷兵器”给谭作人、左小祖咒去年的专辑“大事”依然是犀利的时代隐喻。广东乐队五条人的专辑“县城记”也有强烈的社会性。
晨报周刊：这是一个老话题，我们之前关于摇滚乐的看法，就是抽象的叛逆个性、大麻和性，没有丝毫的公共价值？这样的缺失，是媒体要负的责任多一些，还是乐评人要负的责任多一些？
张铁志：我不确定在大陆这是谁的责任多些，因为我知道不少乐评人并不是这样谈摇滚，而是也去挖掘背后的哲学与反叛精神。
事实上，摇滚乐作为一种抵抗主流的文化，不少参与者都和这些要素脱不了关系，但是摇滚乐传统中也有一个强大的公共性、一种对社会发声的理想主义。在这里，所谓的叛逆个性不是抽象而空洞的，而是反叛压迫性的制度，不论政治、阶级或是其它权力。
晨报周刊：从你上一本书《声音与愤怒》到这本《时代的噪音》，都是在谈摇滚乐介入社会抗争。为什么是摇滚乐，流行音乐就没这种功能呢？
张铁志：摇滚广义来说也是流行乐的一种，但是当摇滚和流行的概念对立起来时，他更多指的是一种真诚的音乐态度，不论说歌唱自己的生命或是社会；而流行则是为了市场而做。也因此，摇滚是比较会对社会有反思性。
（）工运歌手乔希尔，他在死前就跟他的朋友说：别哀悼，快去组织吧
晨报周刊：你在《声音与愤怒》一书中提出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在这本《时代的噪音》中你说你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到底是什么？
张铁志：改变世界有两个层次。社会变迁牵涉到不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或是一个法律与制度的改变，而设及观念、价值的改变，而文化正是关于价值和理念。所以摇滚或其它文化艺术可以改变听众或观众的价值，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摇滚是改变了世界，因为他改变了听者的思维。
但是如果真的要谈到推动社会制度的改变，那么需要与具体的组织合作，进行长期的工作。这也是我在书中所提到的几个例子，例如U2这几年从事的扶贫工作。或者我在书中第一章写到一个工运歌手乔希尔，他在死前就跟他的朋友说：别哀悼，快去组织吧。
晨报周刊：从你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摇滚乐介入社会抗争的主要时间，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爆发点为何出现在这个年代？
张铁志：其实在我的书中，音乐介入社会抗争并非从六零年代开始，而是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然后三四十年代的民谣也是有很强的社会性，因为民歌就是为人民而唱。至于摇滚从六零年代开始，是因为摇滚是从五零年代诞生。
晨报周刊：1960年代，维护黑人的权利的抗争运动中，出现了很多美国总统动用军队保护黑人的事例，而州政府，似乎并没和总统的观点完全一致，比如第一个可以进入密西西比大学的黑人学生莫瑞迪司入学的故事。出现这种有趣的现象的原因是？
张铁志：因为美国南方由于过去有蓄奴的传统，所以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中，还是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南方州政府也都是这种种族歧视的立场。
晨报周刊：无论是鲍勃·迪伦，还是列侬，还是U2的波诺，他们在用歌声参与社会抗争的同时，也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常常我们觉得，商业体制是摇滚乐的天敌？为什么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在他们身上失效了？
张铁志：商业体制是摇滚的天敌没错，但是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敌人，任何人都是在自主创作与商业体制的矛盾中挣扎。他可能可以透过商业体制扩大其影响力，也可能被商业体制吞噬，逐渐丧失自主性。这些问题在这些音乐人身上都出现，这也是我在本书中所要讨论的命题之一。
（）非暴力的抗争空间，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化，是绝对必要的
晨报周刊：你在书中提到许多例子都是执政者害怕摇滚的颠覆力量，例如尼克松政府要驱逐列侬出境，英国BBC禁播滚石乐队的歌曲。摇滚真的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吗？
答：往往掌握权力的人常常比反抗者、比这些摇滚人更害怕摇滚的颠覆力量，所以他们会去禁止或打压那些反叛的声音、那些不同于主旋律的噪音。这当然是因为这样的政权都心虚，都缺乏道德的力量，而有内在的脆弱性。
晨报周刊：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非暴力的抗争空间，究竟有多重要？
张铁志：不是多重要，而是绝对必要。一个社会如果是民主的，亦即是所谓代议民主，必然会有异化的问题，也就是被选民选出的掌握政治权力者不一定会完全依照民意制定政策，所以公民需要其它的参与空间，例如请愿、抗议等。这都是合法的公民权利，也是让民主可以有活力的要素。在一个非民主体制中，由于公民没有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所以只能透过各种不同的抗争方式来表达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