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逛书店的时候，我看到一本名叫《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书，一位外国人写的。老实说，花在翻书上的几分钟让我记不起书里的任何内容。但这本书的书名倒是触发了我的感觉，那就是：作为人类思想史上一位成就卓越的大师、一位“大师中的大师”，如果“时空倒流”， 如果真的如作者所写，“亚当•斯密在北京”、“亚当•斯密在中国”，假定斯密全部的学术成果也是率先是在中国研究出来的，他会怎么样？他的学术成就会得到承认吗？在我们这个患上严重“大师饥渴症”的国家，他会因为他在中国的极度稀缺，而获得像国宝一样珍惜和对待吗？

经过查阅斯密著作及其生平资料，和长久长思考，我有了结论：幸亏老天有眼，让亚当•斯密这样的不世之才生在了英国、而不是中国（本文里，我假定斯密降生在1949年之前，而建树在1949年之后）。要是亚当•斯密在中国，他只会成为一个无人知晓的庸人，或是被人唾骂的罪人，而不会成为一位受人敬重的大师。他所持的学术观点，将注定使他走上一条通往牛棚、通往牢狱、通往惩罚之路；注定他此生战战兢兢地活在“剃刀的边缘”，毫无尊严，穷困潦倒。中国的历史，甚至残酷到不能给出一个机会，记载这个人在世上来过一遭的痕迹。

这里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主人翁：亚当•斯密，男，英国人，终生独身，作古已有220年。他墓碑上镌刻的只有一行字：“国富论作者”。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至今仍被公认为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他本人被公认为是为现代经济学开辟天地的“盘古”。在评估斯密的一生对人类产生的价值与影响的时候，他的同胞、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是这么说的：“从最终效果来看，《国富论》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而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近两年里，也是非常罕见地在国内外的多个场合至少六次提到斯密、和斯密的著作。——这都说明了斯密学说的重要。巴克勒对斯密的评价是不是太高，这肯定会有争议；但要说斯密为人类作出了异常杰出的贡献、说斯密是大师中的大师，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

我决定写这组文章，是基于如下几点：

其一，温家宝先生曾经在钱学森的病榻作探望的时候、在多所大学作演讲的时候，都曾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不出大师？如何能让中国出大师？

其二，2010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以官方意志的形式，显示了政府高层在中国本土不出尖端人才的严重态势面前已经坐不住了，产生了的巨大的焦虑；

其三，在2010年10月——这个本年度诺贝尔奖颁奖月，诺奖的颁布结果让中国公众热烈地参与一个问题的讨论：在诺贝尔学术奖方面，在建政61年的中共政府治下为什么至今还没能实现夺牌0的突破？何时实现0突破？

这里先对“其三”作一个延伸解读：要知道，亚当•斯密的祖国——那个人口不及中国5%、面积仅占中国2.5%的寡民小国，仅仅在本年度就新诞生了3.5个诺贝尔学术奖得主（医学奖1名+物理学奖2名+经济学奖0.5名。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先生同时具备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我的统计口径里把这个名额扣一半返还给塞国）。

在我看来，要是“亚当斯密在中国”，想拿研究他的经济学、想把研究成果著书出版的话，他整个的学术研究与发布过程不会得到官方的一丝支持，相反，只会得到来自官方的不断捣乱。有很多关卡他将闯不过。下面仅仅说：意识形态关与书报审查关。

一、斯密的观点过不了意识形态关

我们知道：在《国富论》这部著作中，斯密提出了“利己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的核心观点，这个观点是他在他五十多岁这一的思想成熟期提出来的，是他深思熟虑的观点。可是，这个观点将完全不能容于共产主义的中国，因为毛先生统领下的中国政府在大力推行“斗资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全国人民都在学习毛的有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重要语录。斯密却抛出“利己心”的这样的观点，这就和最高领袖对着干、和中国官方意识水火不容。斯密的这部经济学文稿一定会被官方划定为“毒草”，一旦露头，必被铲除，难见天日。“国富论”必定和“人口论”的命运一样，在政治不正确的定性下，遭遇狠批。而作者斯密，会死的很难看。不死也要脱几层皮。

和领袖见解不一、和主流意识形态不一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中国的基本出路，是通向牛棚之路。“人口论”作者马寅初在人口问题上和领袖观点不同（马的观点不见得站得住脚，这里不议；只是说，用政治手段打击学术探索，就是悲剧），牛棚和苦力劳动的改造就成为了马先生生命中无法逃避的噩梦经历。而胆敢提出“个人牟取私利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这样“糟粕”观点的亚当•斯密，肯定得接受和马一样、甚至更严厉的惩罚，在偏僻农村的牛棚关上十来年——除非他没有主动自杀、没有被折磨死。毛头小伙子、狱中成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就因为写了一篇文章，结果被收监十年。这样的例子车载斗量，不胜枚举。

二、斯密的书过不了书报审查关

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右年代还是今天，中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依然照常运转。因为斯密的著作主张私有、利己、市场经济、对政府权力设限，反对经济管制……共产党搞的却是公有、斗私、计划经济、政权统领一切、党管经济原则……斯密思想如此“反动”，他主张中的任何一条都会成为他被打倒的理由。无须辩论，因为你斯密站在了领袖的对立面，站在马克思经济主张的对立面，专政机关就确定你犯了法。这就是当时的逻辑。要说一句：关进牛棚和投入监牢，这对那些提出了逆反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学说的人而言，是他们需要承担的第一个后果；而被关牛棚的人的学术著作无法通过书报审查制度、出版权被剥夺，是第二个后果。无论斯密写作的内容是阐述他的经济学观点、还是写一本爱情小说，出版前都得经过书报审查关。斯密论述利己的重要性的书在审查中被枪毙的命运将不可避免，而这种前所未有、特立独行的异端思想最终只能烂在他个人的脑子里。人类不会有机会，用试验来检测他的主张的可行性。这种后来显示出了强大生命力、给人类带来巨大价值和普遍幸福的思想探索，其在中国的命运就只能是胎死腹中，惨遭夭折。可见：用政治暴力扼杀某个国家内的某一个人的思想，受损失的可能是整个人类。

不要以为只有极左的毛才强烈排斥斯密的市场经济主张。事实上，就是被认为是坚定改革派的邓，当初在“市场”取向问题上也是顾虑重重，不敢逾越这一雷池。只是后来，在2000年前后中国为谋求加入WTO而和全世界的贸易伙伴展开了艰难的入关谈判，谈判中被无数的贸易伙伴无数次地逼问：中国是不是搞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的话咱们就不谈了！在巨大的压力下才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是源自斯密的思想和主张。如此简单的一个措辞，因为意识形态的阻挡而不敢说出口，这可苦惨了当时龙永图等一线的谈判人员！可见，即使是在政府提倡“解放思想”、在政策环境相对宽松了许多的后毛时期，斯密的思想依然被中国主流意识所排斥。承认市场经济那是迫不得已，承认得扭扭咧咧、不干不脆。可见：在共产中国，斯密提出的这种自由经济的学术思想，拒绝它的力量有多强大，斯密在中国是多没出路。

从斯密在中国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开明的政治环境、一个宽容的学术环境，对天才的成长、对学术成果的培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有这样的环境，就有学术繁荣；没有这样的环境，学术就一片萧条，就只能在全球的学术竞赛中交白卷。学者在进行学术成果培育的时候，需要的是执政者的服务，需要执政者不折腾、不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