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我由衷地为他高兴。深感世道人心毕竟良知未泯，也希望这能成为中国已经延迟得太久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契机。虽然我知道，这种希望其实很渺茫。
（一）
我认识晓波很久了，也有一些交往。可能是彼此性格上的差异，关系并不亲密。
二十多年前，当晓波作为文坛“黑马”声名鹊起的时候，我们就来往过。四通有几位晓波的朋友，他们建议请他到四通来讲课，我同意了。
那时候，四通自己办了个“四通管理学院”。名字叫得很大，其实，只是四通内部培训干部的短期学习班。但在潜意识里，是想有一天能成为培养企业精英的“黄埔军校”的。
1988年，四通承包了云南电子设备厂，开了民办企业承包国营大厂的先河，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千头万绪，我们决定从培训干部入手，主要是当时云南厂的干部。所以那一期干部培训，我们就移师到昆明去办。
记得就是那一次，我们请了晓波。我们的培训，除了四通的干部自己当老师，讲四通的观念、四通的机制、四通的发展历史、四通的远景规划之外，也经常请外面的“名人”，来扩充我们的眼界，讲一些开拓性的题目。我记得请过厉以宁、吴敬琏、萧灼基这样一些经济学方面的老师。文化界的，记得请过金观涛，让他给我们讲那个“超稳定结构”。 请晓波这样的新秀，是头一回。
晓波讲课的时候，我去旁听了。因为忙，我很少去听旁人的讲课，但这次是例外。说实话，当时我很失望。晓波口才并不好，而且口吃。一说到激动处，口吃得就更厉害。我知道，一般口吃的人都极聪明。他们大脑的CPU速度极快，但 I/O设备（嘴）速度跟不上，于是便期期艾艾起来。
让我失望的不是他的口才，而是他讲的内容。也许，是我自己没有文化，欣赏不了这匹黑马的神勇。只觉得他“语不惊人死不休”，许多提法惊世骇俗，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偏激的愤青。记得他讲到美国民主女神像手中的火炬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不雅的比喻，大家哄堂大笑。虽然有“笑果”，但“效果”却不好。每一期学习班结束，学员都要给讲课的老师打分。可能是学员都和我一样不懂文化，给他打的分最低。所以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请过他。
（二）
虽然讲课不请了，我们依然有来往。拐弯抹角的，晓波也算是四通的家属。我当时的英文秘书陶宁，是晓波当时的太太陶力的妹妹。大家相处得像一家的亲人。所以两家时有来往。李玉和我拜访过陶力、晓波的家，晓波也来我们家作过客。记得晓波在翻看我和李玉年轻时相册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真残酷！”
那还是二十多年前，如今更是“惨不忍睹”了。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张爱玲到晚年时拒不见人。现在我也懒得被“照相”。哈，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虚荣。
当时，正是陶氏姐妹青春靓丽的年华。陶宁原来是北大的英语老师，长得白净清秀；陶力则黝黑俏丽。一朵白牡丹，一朵黑牡丹，一对赏心悦目的姊妹花。
后来晓波和陶力离异，我心里对他颇有点不原谅。不自觉地，我把自己当成陶力的娘家人了。后来读到晓波给刘霞写的那些情诗，又有些动摇了。唉，感情这种东西，很难说得清楚，也是勉强不来的。
（三）
在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如火如荼的时候，晓波领着吾尔开希到四通来找过我。所以说晓波是“黑手”，我的证词是可以提供铁证的。开希很聪明，也很容易受周边朋友的影响。一个是北师大的明星老师，一个是广场上的明星学生。那一天，我的办公室里可谓“星光灿烂”。他们很兴奋，当时整个北京城的炽热气氛，很容易让人忘乎所以。但我很冷淡，也很低调，只是给他们泼凉水。当时我还没有准备、也不打算介入运动。至于后来的变化，那是我即将要披露的另外的故事，暂且不表。
当年中共出版了一本书：《刘晓波其人其事》，却无中生有的编故事：“今年4月，北京发生动乱后，刘晓波决定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讲学活动，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当月27日匆忙回到北京，直接插手学潮，极力煽动动乱。四、五月间，他经常奔走于天安门广场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与该公司总裁万润南多次密谋策划，对于动乱的不断升级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中共的“有关部门”总是高估自己的对手，经常给他们安上一些莫须有的“丰功伟绩”。唉，真不知道是该谢他们呢，还是该夸他们……
倒是晓波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那一次会面。晓波确实是刚从美国回来，当时他在美国兴师动众地大批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我是颇不以为然的。
刘宾雁先生过世以后，又有人出来放冷箭，大批所谓“第二种忠诚”。我曾撰文反驳。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涉及这些话题。
（四）
广场的形势在宣布戒严以后日渐紧张，我终于出手做了两件事情。晓波和周舵、高新、侯德健所谓“四君子”，也宣布绝食了。我理解他们是要取得在广场上的发言权，以便和平地结束这场运动。
侯德健是著名歌星，晓波和周舵大家也耳熟能详，我这里顺便说几句我所知道的高新。他是北师大学生，当时兼任校刊的编辑。有一次我到北师大演讲，北师大的校刊上整理发表了当时我和同学的对话，整整两大版面。我对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觉得把我信口开河的漫谈整理得条理清晰、不枝不蔓，得有相当的文字功力。立刻问：谁整理的？答以北师大的校刊编辑。我赞了一句：是个人才。周舵闻风而动，立马找到高新，把他招为部下。据说，高新到四通上班没两天，就跟着周舵到广场绝食去了。
在天安门绝食的四君子当中，多半和四通有关。我相信，这一点，四通人可以引以为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四通人不仅积极地参与了经济改革，也积极地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
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终于开枪了。是四君子组织了广场最后的撤退，避免了更多的年轻生命遭杀戮。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然而，他们却遭到了逮捕、关押、判刑。这个无耻的政府，脑子绝对进水了。
记得他们绝食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宣言，基本口号的头一句便是“我们没有敌人！”而且说明“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现在读起来，依然意义非凡。
晓波后来写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记述了自己在广场上的日日夜夜，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忏悔。我相信他的真诚。是天安门的血与火，让一只好斗的小公鸡，浴血重生，涅磐成为凤凰；如芦笛所言：晓波也从一个偏激的愤青，成长为一个大慈大悲的具有深厚人道情怀的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
（五）
发起零八宪章并推动联署，是晓波最新获罪的主要“罪状”。宪章的内容很温和，我曾经说过，不过是重提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中国政府自己也签署了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关于普世价值的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常识；共产党当年据说是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奋斗时，曾经挂在嘴边的常识。批评它的人甚至认为太温和了，所以拒绝签署。我一向认为，惟其温和，才有力量。所以我在海外也参加了联署。
就为了这么一个温和的宪章，晓波居然被重判了十一年！去年六月，当“有关部门”宣布正式逮捕刘晓波的时候，我非常讶异。愤怒之余，写了几句话：
一介书生，煽动颠覆，何德何能？
一腔热血，忧国忧民，顾念苍生。
一字千金，零八宪章，铿锵发声。
一叶知秋，原来如此，胡温新政。
最后一句，我实实在在地表达了对那位老同学的失望。我曾经说：政治就是运转国家机器，政治人物因此可以分成三类：一流的，发明和制造国家机器；二流的，熟练地操作和运转机器；三流的，反被机器所奴役，成为其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而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被当作“齿轮和螺丝钉”来培养的。一叹……
开始，我们还认为可能是临时性的“保护”拘押，敏感时期，国内的异议人士常受到这样的待遇。过了半年，到年终的平安夜，晓波被宣布判刑十一年！震惊之余，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写下了这样几句：
一个暴君，蔑视世界，竖起中指。
一纸判决，权力傲慢，厚颜无耻。
一腔悲愤，普世价值，弃之敝屣。
一种担心，政改无望，革命将起。
最后的担心，也许是杞人忧天。中国应该告别革命了，革命的血腥只会是冤冤相报，然后拥立一个新的暴君。今天的中国，需要温和的、渐进的、逐步的改革。晓波在法庭上发表的《我的最后陈述》，其中有许多闪光的片段。
他说：“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晓波精神上的升华，甚至是某种超凡入圣；感受到他的理性、妥协和宽容。他不把这个政权当作敌人，这个政权却视他为敌。文明世界不可能对这样的愚蠢和暴行熟视无睹、漠不关心。终于，十个月后，诺贝尔委员会用和平奖作出了回答。
听到晓波获奖的消息，兴奋之余，我又写了几句：
一位斗士，身陷囹圄，举世悲愤。
一个奖项，伸张正义，公道自明。
一帮奸人，疯犬吠日，抓狂闹心。
一众百姓，拍手称快，普天同庆。
说普天同庆，过了点。因为即使在民主派的队伍里，也有不同的声音。其实，这才是民主的常态。
这个奖，对晓波来说，是实至名归。这个奖也是颁给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尽心尽力、流血牺牲的所有人的。晓波说得好：这个奖，属于六四亡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