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26日），为了向陈墨老师约稿，蔡文彬大哥、陈云飞和我一行三人到他家拜访。与陈老师认识将近10年，我还是第一次走进他的家。陈老师的家很清贫，客厅里了除了一台老式电视机，再也没有第二样现代家电。但用“家徒四壁”形容又不准确，他小小的客厅四周全是高大的书架，里面陈列的数千册书籍，其价值远远超过任何现代家电。
陈墨是成都《野草》杂志主编。创刊于1979年3月的《野草》，是由成都的几名青年诗人创办的，在成都本地的影响很大，其影响力甚至扩散到全国。主要的创办人和撰稿人有陈墨、邓垦、蔡楚、九九等。与同时期的民刊比起来，《野草》的生存时间最长，直到2004年6月，才被当局禁止。但是不能说《野草》的生存环境就是一帆风顺的，早在1979年，当局就试图逮捕陈墨，还是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说了一句：“几个文人办一份杂志，能成什么事呢？”陈老师及其主编的《野草》才躲过一劫。赵紫阳离开四川后，《野草》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难，受到的打压也越来越多。到2004年6月，《野草》被当局勒令停刊，陈老师的夫人李老师还为此事入狱5年。李老师本来是一个街道小厂的厂长，在她的苦心经营下，她把一个生产绵纱和捆中草药草绳的小厂发展成以生产汽车挡风玻璃为主、拥有三个门市、资产上千万的中型企业。由于她把赚来的钱都用来支持陈老师的《野草》，犯了当局的大忌，最后当局以经济原因将李老师投入监狱。这也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将政治问题经济化，这样引起的反弹也小一点。
陈墨老师戴一副黑边框眼睛，看起来木讷而不善言辞，还患有抑郁症。据他自己说，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他有严重的自杀倾向。当然，他现在已经基本从那样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但是现在的睡觉仍然不好，常常失眠。夜晚睡不着，他就坐起来看书，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因此现在的烟瘾也很大。由于经济原因，一般只抽几块钱一包的香烟。那天宾主坐下后，他请我们抽烟，但我们三人都不吸烟。他抽出一根香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最后又放回烟盒了，看得出来陈老师是一个很能克制自己的人。
说起来，我与陈墨老师相识近10年了。大概是2001年，在一个朋友家里见到陈老师，朋友介绍陈老师是《野草》主编。我上学时也喜欢弄一点分行文字，但是完全谈不上入门，大概与今天的羊羔体属于同一类型。作为诗歌爱好者，我向陈老师请教了一些诗歌方面的问题。陈老师讲了一些什么已经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分手时他送了一本《野草诗选》（大概是这个名字，不太记得清了）。后来我出国做生意，与陈老师就失去联系了。前年回国后，在读书会和秋雨之福教会举行的学人聚会上与陈老师见过几面。多年未见，陈老师对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后生小辈仍然还有印象。听说他的夫人因为支持他主办《野草》被当局关起来了，不胜唏吁！但是除了痛骂几声当局的无耻外，却也不能给他任何实际的帮助。
这次与蔡大哥一起去拜访陈老师，主要是向他约稿。蔡大哥正在主编一本《赵紫阳在四川》的书，想以文字实录的形式记录赵紫阳主政四川期间，四川工、农、商、学等方面出现的新气象，证明赵紫阳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蔡大哥邀请了部分四川知名学者撰稿，其中有关文学新气象的稿子点名由陈老师撰写。蔡大哥认为，《野草》能在四川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与赵紫阳当时的开明不无关系。后来陈老师讲起他们创刊不久，当局就曾想收拾他，由于赵紫阳的一句话才让他免于牢狱之灾，这就更坚定了蔡大哥的看法。但是一开始陈老师并不愿接这一差事，他甚至想用《野草集》的《后记》应付了事。我猜陈老师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他一贯淡薄名利和不愿与官方合作的态度使然。蔡大哥强调，他编这本书完全是个人行为，不但无利可图，可能还要倒贴进去10多万元。他说，他在做抢救工作，如果他们这一代人不记录下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我们的后人就会永远生活在谎言中。大概是蔡大哥的话语打动了陈老师，陈老师终于答应撰写一篇关于《野草》创办时的历史环境，其间遇到的种种打压和困难，以及来自赵紫阳的暗中保护等方面情况的文章。
约稿成功，宾主皆大欢喜。我们又谈起曾经生存25年的《野草》，我们都认为这是中国民刊史上的一个奇迹。我说如果将来写成都的精神记忆，《野草》绝对不可少，其间发表的文学作品能称为上乘者或许并不多，但其中的民间精神却可谓之成都的标杆。树起这一标杆者，陈墨老师以及已经去国离家的蔡楚老师等人，皆功不可没，你们必将在中国文学史占据一个显著的地位。
不知不觉，与陈老师交谈了2个多小时。准备与陈老师告辞时，恰好李老师买菜回来，李老师要留我们吃饭，但我们还有其他事情，只好相约下次再去打扰两位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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