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星期五，贵州人权研讨会在河滨公园老干中心长廊就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民运形势与发展进行了研讨。研讨前，陈西首先提议：为打破专制政权60年来对舆论的控制，现在请大家用手机把“好消息，大陆中国人首获诺贝尔奖！获奖者，刘晓波。这是全体中国的荣幸！请告诉其他中国人”分别传播给亲朋好友、同学、邻居们。就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发送手机信息之际，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侯姓警员、黄姓警员来到了会场。国保警察坐在旁边，边用手机玩游戏边偷听着大家的谈论，但没有干扰我们的讨论；大家也没有在意国保警察现场监视。陈西、卢勇祥、李任科、陶玉平、雍志明、田祖湘等，相继对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所产生的现实意义作了发言。以下是我的发言。
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天安门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零八宪章》的发起人刘晓波，引起海内外民运人士的欢呼与沸腾。的确，刘晓波获奖使中国民运走上了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这是一个划时代并将载入中国历史的伟大事件。
3年前，我和欧阳小戎到北京时，与刘晓波见过面。虽然彼此只有短短几小时交谈，却对他有了极深的认识。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这么多年来，你们贵州、浙江两地是打不垮、压不垮，一直在往前冲的省份”。我明白刘晓波是给贵州人权研讨会鼓励和打气，但也表明了他与大家一起坚持在国内抗争的决心。刘晓波被判处11年重刑，可以说，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世界舆论的愤怒及对刘晓波的同情。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国际社会对他持守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理念的奖励，也是对他矢志不渝地抵抗集权，为争取思想、言论自由和人权而斗争的奖励。是的，中共残酷的打压并没有使良知屈服，反而激励起更多的人参加到捍卫人权的行列中来。刘晓波作为我们中的优秀代表人物，他的获奖也是我们大家的荣誉！
自民主墙时代起，就有众多抵抗集权的勇士，他们与刘晓波一样不断地走入监狱。可以说，刘晓波是我们这个坐牢群体、抗争团队的代表与象征，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但是对刘晓波个人的赞誉和支持，更是对无数献身中国民主事业贤达仁人的公开支持，是对中国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事业的公开肯定。无论是打压《零八宪章》签署者，还是抓捕、审判刘晓波，莫不是都在提高这个群体的声誉。在座诸位曾积极响应哈维尔、图图大主教、达赖喇嘛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呼吁，我们作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者、中国民间致诺贝尔委员会137名的提名者，我们的呼吁获得了成功！这是刘晓波的荣耀！也是我们的荣耀，更是民运整体的荣耀。
众所周知，这个奖项对中共领导层的震动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不能就此头脑发热，需要认真地分析形势，理性地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如何使此次颁奖促进和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使得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事业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我认为，大家首先要以此为契机，对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促当政者不得不尊重民心、民意、民力，将解除“报禁”、“党禁”、平反“六四”的政改方案提上议事日程来。对于温家宝的政改，我们确实应该全力支持，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坐等政改的大饼掉下来。如果说温家宝、刘亚洲等代表着体制内的开明派，那么刘晓波就是民间《零八宪章》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此次颁奖为中国朝野互动，推动民主宪政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要继续加大民间给予当局的压力，促使中共向台湾的国民党那样放弃“一党专政”，使国家步入宪政。
当前的中国，各地所发生的暴力事件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这种形势，连中共内部的开明者也意识到，不进行政治改革必然是死路一条。但更重要的是民间，更多的希望也在民间，我们应该考虑民间力量如何去做，去壮大。
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上来考量，暴力革命都是无法操作的，也就是说，暴力革命不但与当今的国际要求极不合，更容易使得我们在道义上处于孤立状况，并受到残酷镇压。我认为，台湾转型模式是大陆最好的借鉴，需要认真学习。当年台湾的民主运动开展时，也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这种朝野双向互动，使得台湾从“一党独裁”转向了“民主宪政”。正是因为台湾有民间康宁祥、姚嘉文、许荣淑、张俊宏、施明德、许信良、吕秀莲、陈水扁等领导的自下而上的反独裁争民主的运动，也才会有蒋经国、李登辉自上而下的解除“党禁”、“报禁”。
我在福州考察推友们发起的“关注三网民”案中，看到了中国街头和平、理性抗争的实践操作。从福建三网友案的街头抗争、四川“链子门”事件、贵阳人权广场的宪政宣传以及山西太原广场上的民主宣传、北京及各地朋友们的各种“饭醉”活动，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演练和探索。但是，政府处于恐惧中，时时抓人。例如：这次王荔蕻、屠夫、赵常青在街头宣传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被拘留，这说明当局害怕民众走上街头，因为民众走上街头会加速民主政治的到来。
我在这里要对执政者讲的是：你们没有必要这么恐惧，台湾、香港民众走上街头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今天的大陆民众和平、理性、非暴力在街头表达政治诉求也是正常的，想堵是堵不住的。如果你们暂时堵住了良性街头抗争，那么就会出现极端的“义和团”打砸式的抗争。另外，我注意到，中国警方已派出考察团到台湾进行“选举观摩”和“警务交流”，这是件好事，我抱着良好的愿望，希望中国警察能学习到如何处置街头运动的正确方法。
当下中国，更多的人不愿介入暴力革命。人们已经看到，流血和死亡的政权更替并不能带来良好的宪政，只能使政治环境更加恶劣和专制。正是出于对台湾这个自由、民主“灯塔”的看好，我们贵阳人权捍卫者多年前就从家中、书房走上街头、公园、广场，进行和平、理性、非暴力街头抗争的尝试和演练。对于未来中国道路，刘晓波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间抗争之路，这也是他写《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的本意。
* * * * * *
在贵阳人权研讨会讨论结束之后，我和陈西又参加了网络上SKYPE聊天室《温家宝政改谈话及刘晓波获奖后的形势》的研讨。在这次网络研讨会上，北京的胡石根、李海，广西的王德邦，谈了自己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温家宝谈政改的看法；范亚峰讲了家庭教会传道人参加南非洛桑大会及接受采访所受到的阻挠；湖南的张善光也讲了当前形势及民运所要走的路径选择；西安的杨海、王京龙，山东的车鸿年，贵州的陈西，四川的陈卫、欧阳懿等朋友相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010-10-15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