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暴力抗争，我已经写过不少文字。这里，我再做一些补充。
黄万盛先生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的序言里讲到这样一段故事：哈佛教授罗尔斯一次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举手问到：老师，你讲的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愣住了，他说：让我想一 想，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沉思，整个教室了无声息静静地等着，十分钟以后，罗尔斯抬起眼来，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复：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我对罗尔斯的回答很不满意。需要提醒的是，这里说到的希特勒，当然不是那个维也纳的流浪汉，而是第三帝国的元首。这样问题就清楚了：对于统领雄兵百万并得到相当多德国民众狂热拥戴的希特勒，请问你罗尔斯怎么去杀死他？关键的一点是，当罗尔斯说“我们只有杀了他”时，这里的“我们”是谁？
除非你是斯陶芬伯格伯爵，那位德军上校，1944年7月戈登斯堡刺杀希特勒事件的主角，那多少还有可能。记得当年林彪事件爆发，我们被告知林立果曾经组织暗杀毛泽东，但未获成功，那时我感到非常振奋，也非常惋惜（“惜乎不中秦皇帝”），但我也深知，这种事不是我辈普通百姓能做的，也不是罗尔斯们能做的。
要么罗尔斯就是把自己当成丘吉尔或罗斯福了。唯有强大民主国家的领袖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杀死希特勒。由此可以推出，民主国家有权先发制人（象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之战），最好是对极权国家的独裁者实施斩首行动。既然那是对付希特勒的唯一办法，因而没必要非等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造成严重恶果后再动手。我疑心罗尔斯肯不肯把自己的理论推这么远，但是按照他的答复，他似乎没有理由不推这么远。
但问题是，如果你罗尔斯既不是斯陶芬伯格，又不是丘吉尔或罗斯福，那又该如何是好呢？假如你是个德国人，是个拒不接受纳粹那套邪恶理念的德国人，比方说，你是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你该怎么办？你能怎么办？汉娜•阿伦特对她这位哲学导师在纳粹时期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而雅斯贝尔斯那时的表现恐怕连非暴力反抗都谈不上，至多是非暴力不合作而已。但是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容易。我想，如果换成罗尔斯，大约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假定罗尔斯是希特勒治下的犹太人，那情况就更糟糕了。1938年11月，甘地曾经建议犹太人以他为榜样，用非暴力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领袖马丁•布伯很不以为然，写信反问：“圣雄，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那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的和快速的杀人方法？”布伯指出：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
布伯的反问看上去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对犹太人而言，如果非暴力抗争对希特勒这类政权是无用的无效的，那他们又该怎么办呢？用暴力吗？你若对犹太人建议，说你们应该杀死希特勒，这和晋惠帝得知老百姓没米饭吃被饿死，于是建议老百姓去吃肉有什么区别呢？
很明显，在非暴力抗争很难进行的地方，暴力抗争往往就更难进行。我们务必要记住这一点。
现在，人们一谈到非暴力抗争的无效用，总是拿希特勒政权做例证。是的，纳粹政权不是被非暴力抗争击败的，而是被暴力击败的；但不是被犹太人、被德国人的暴力抗争击败的，而是被盟军的暴力击败的。如果希特勒不急于发动世界大战，那又怎么办呢？
我在“我为什么写《论言论自由》”（1987年）一文里讲到，在1973年，我第一次读到威廉•夏伊尔的《第三帝国兴亡》时，我想到的问题就是：要是当年希特勒在进行军事扩张时稍微更有耐心一点，结局又将如何呢？或者说，假如希特勒并不一味向外扩张，而只是不断地加强对内的控制，那么德国人民还能摆脱纳粹的统治吗？当人们不幸落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魔掌之中时——例如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尤其是在毛时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只有等着外国军队打败暴政把我们解放出来吗？难道我们自己就注定了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成效的抗争吗？假如说一个国家陷入极权主义的魔掌，它还可以指望着别的国家来解救，但要是整个世界都陷入极权主义的魔掌，那是否意味着除了外星人来解救，否则就只有永远地生活在暴政之下吗？自由如果是赢得起输不起的，那就太危险了。
正是出于对这种极端处境的思考，我坚信，极权主义一定是可以从内部战胜的。作为普通人，我们一定是能够对之进行有成效的抗争的。我相信事在人为。 所谓事在人为，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我们自己一定能打开出路，二是相信极权统治者一定会犯错误。从理论上讲，极权主义或许能把自身完善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地步，但极权统治者也是人，而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极权统治者必定会由于自身的愚蠢与任性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从而为追求自由的人们提供可乘之机。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极权统治不是凭空建立的。极权统治是利用人们身上的弱点建立起来的。但同时，极权统治也是利用人们身上的优点、利用人们善良的愿望建立起来的。这些人终究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认清极权主义的面目，从而根本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你可以说希特勒、毛泽东是魔鬼，他们决不可能变得通情达理；但是希特勒和毛泽东都不是凭借他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统治我们的，他们都是靠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对他们的自愿支持来统治我们的，而在这些人之中，大多数还是善良的、通情达理的。我们不可能改变希特勒或毛泽东，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改变那千千万万原来自愿支持他们的人。事实上，非暴力抗争都不是做给对手看的，而是做给公众看的。我们不是寄希望于统治者，而是寄希望于民众。一旦大多数民众放弃了对极权统治者的支持与服从，极权统治者就失去了他的力量。政治制度不同于建 筑物，它不可能在一经建成后便可以自然地维持其存在。政治制度是活的东西，它时时刻刻需要人们的参与。无论如何，极权统治不可能在失去人们的自觉支持，尤其是最有理想、最有能力的那批人的自觉支持下，依然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记住，在构成极权统治那似乎是无可匹敌的威力中，正包含着我们自己提供的一份力量；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当然也就可以削弱它的威力。
这就是我自己的非暴力抗争观的产生过程。自那以后三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对极权统治，非暴力抗争也是可以发挥作用，取得成功的。八九民运就差一点取得成功。现在有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又生出种种疑问，我以为这些疑问还是因为对问题缺少根本性的思考。我写下我自己当年的思考过程，或许对澄清问题不无助益。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