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那阴风怒嚎的岁月,那凄惨无光的日子,倒下了多少铁骨铮铮的英雄?失去了多少善良可爱的生命?蕾残花尽,黄钟尽毁,一地华英。哀我壮烈,伤我不幸,千家万户饮泣吞声。

正义终胜邪恶,神州何时不再有暴凌!愿人性长在,自由永存,正义不灭,民主常青。她虽死去,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千秋来者仰忠魂,是非善恶终有定,何日鞭挞那高悬的图腾?!

几千年来中国是个正视历史,不掩盖真相的国家和民族,留下了浩如烟海真实生动的文字记述,司马公的《史记》谌堪称楷模。凡历史上有过的暴君、奸相、墨吏皆明明白白载于史书,任何一个作恶的者都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骂名。那时的文人均有骨气,“太史简”、“董狐笔”比比皆是,纵食君禄的士大夫,也不会失去做人的良知。

中华民族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历史走上了一个拐点,禁言销声,缺失良知,歌功颂德,造假说谎,好像昨天从未有过的污浊。如果说昨天,昨天是春光明媚,红花艳艳,绿草茵茵,人欢马叫,没风没雨,无雷呜闪电冰刀霜凌,一派歌舞升平,人们都过着极好极好的幸福生活。

我是历史的过来人,也是历史的见证者,看得太多太多的残暴,知道太多太多的不幸:那饥馁盈道的乡野,那冤鬼塞市的街巷,那直者善者枭首的刑场,真叫惨绝人寰,目不暇顾。纵如此,也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人和事。不是我们不想知道,是别人不让我们知道,不准我们知道,正如强盗杀人越货,连父母也不会告知。如果让人民知道了这些罄竹难书的罪恶,施暴者立即轰然崩坍。他们为了“长治久安”,保住既得利益,不得不掩盖历史,回避真相。

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善良的,只要有一口饭吃,能传宗接代繁衍子孙,便三呼“万岁”谢主“龙恩”了,哪还有贼心去反抗对垒?!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不让中国人吃一口饱饭,不让老百姓说一句实话,谁讲杀谁!遇罗克是这样杀掉的、林昭是这样杀掉的,不足33岁的北大才子沈元是这样杀掉的,青春年华的川大女生冯元春是这样杀掉的,我们一同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周居正、杨应森是这样杀掉的,成千成万,无以数计。在这无以数计中现在我们又知道了一个大中电器董事长张大中的妈妈——王佩英女士。她被杀是因为她太执着,她被杀是因为她太爱这个国家,她被杀是因为喊了一句、千万人想喊而不敢喊出的心语:“打倒毛泽东”!“拥护刘少奇”!就这样五花大绑,锁住喉管,被侩子手推上了刑场……

她,王佩英,中共党员,铁道部设计院一个最好最好的工人。当年蒋毛逐鹿中原,为了支持中共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她,卖掉了在开封祖上留下的遗产房屋四十多间,土地四十三亩,作为开封地下情报站的经费开支。她,还经常以孩子妈妈的身份作掩护,做些传递情报的工作。就这么一个忠实的革命者,伟大的中国母亲,仅因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满意毛泽东的胡作非为,而惨遭杀害。

我1987年举家北上定居北京,每天在街头巷尾都看见“大中电器”四个字,但竟不知它是1000元抚恤金打造出来的血色辉煌。直到今年3月27日,我应邀参加了张大中先生为他妈妈“王佩英女土遇难40年暨诞辰95周年”举办的纪念会,才知此一沉痛揪心的历史事件。如果不是作为儿子张大中的勇敢,王佩英的遇害将永远不为人知,将永远深深地埋在地层。被埋的不是王佩英一人,是千千万万的惨死者。只要我们去发掘,就有一个一个写不完的血腥故事。毛泽东的革命就是杀人,以杀人为快,杀人为乐!即他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定律。

现在民间残存的记忆越来越稀缺,真实的历史场景比后人模糊的回忆更为残酷,更为窒息。但是这些稀缺模糊的历史,已经被当权者抹去,档案也被当权者封存,那屠刀上的血再也看不见,只能靠我们这些还活着的经历者、目睹者,将其揭露出来,书写出来,昭告天下,传之后人,不然那残暴可怕的血腥历史,将消失尽净。要历史不再走回头路,统治者不再重新作恶,我们必须要去解密历史,还原历史,追索一个一个历史真相。

真相胜于枪胜于炮,胜于威力无比的战车,比原子弹还强十倍百倍。精神是杀不死的,自由是绞不尽的。统治者最怕真相,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掩盖真相,封杀真相。因为真相是阳光、是烈焰,纵是一座崴巍城堡,万年冰山,也能被它融化摧毁!中国现在缺的就是真相,缺的就是骨气!

真相,建党的真相、抗日的真相、几十年政治斗争不断、人吃人与人整人的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民主,没有真相就没有自由,没有真相就没有人格的独上,所以我们要真相。

毛泽东驾驭中国整整27年,山河喋血,杀人如麻,凡是那些因“恶毒攻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被杀的众多“反革命”,都是冤魂怨鬼。我们有责任去为他们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才能把作恶一世的暴君、酷君、恶君,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此才能制止极权统治者继续作恶,才能呼唤出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才能使国家民族永远发达昌盛。
遗憾的是,现在许多知识人不去关注“为万世开太平”的善举,却为眼前荣华,生之富贵去为虎作伥,全不顾及身后名节,死心踏地地帮助新的极权者掩盖罪恶,制造罪恶。千方百计地说谎,千方百计地造谣,千方百计地出卖良知与人格,真是时代的悲剧啊!

我们呼唤:“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浴火重生!让一代圣女——王佩英的价值,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附王佩英简介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生于河南开封市一个破落商人家庭,7岁亡母,12岁丧父,14岁继母病故,16岁考入当地的私立天主教教会中学——静宜女中。为保护父母留下的遗产不被其他亲属侵夺,认识为她辩护的青年律师张以成,相爱,并于18岁中学毕业那年与其结婚。张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该大学据悉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

  随后几年,漂泊于保定、北平,1940年在她25岁时回到开封。次年,其夫张以成以枪杀日本人的罪嫌遭到逮捕和拷打,获释后陡生报国之志。1943年,他成为共产党在开封的地下情报员,并秘密加入共产党。王佩英则于1948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没想到,她还是个团派的前辈。1948年10月,共产党军队攻下郑州。1949年,王佩英结束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生活,随其夫到了郑州,先后在郑州邮局和郑州铁路局秘书室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10月,张以成从郑州调入北京,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王佩英被安排在院托儿所做班组干部。次年,是王佩英夫妇一生中最接近伊甸园的时光,在长女早夭,一连生了6个“秃小子”之后,幺女张可心扇着天使的翅膀,飞抵王佩英的产床。

  好景注定不长,因为那个时代,是一座“以地狱面目出现的天堂”(乔万尼.萨托利语)。1959年,因“斗争性不强”(作出这个评语的党组织很快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王佩英的“斗争性”),和一个小小的事故(一个小孩突然撞到端着热水盆的王佩英身上,烫伤了一小块皮肤),以及地主出身,结果,王佩英被贬黜到机关单身宿舍做清洁工。1年后,张以成病逝。

  从1915年,到1960年,有45年生涯的王佩英,都是时代风暴中的一朵杨花,历史激流中的一片浮萍,任由异己的力量簸弄,从一个孤女,到一个颠沛家庭的主妇,再到大机关里的一个小职工,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弱小得不能再弱小,那个时代辉煌,无光可沾;那个时代罪孽,无罪可担。在丈夫身后,作为一个有7个孩子要抚育的母亲,最神圣的使命,莫过于忍辱负重,把他们养大成人。

  但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两件小事,让她意识到,人生中还有一种使命,比做母亲更为神圣。这两件事前面已经提到,一是1932年,她16岁时考入当地私立的天主教教会静宜女子中学,二是1950年加入共产党。开封历来是中国多种宗教繁衍之地,静宜女中是著名的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嬷嬷于1932年创办的,王佩英是该校第一届学生。该校于1948年在解放军进攻河南的隆隆炮声中,被盖夏嬷嬷迁往台湾,成为台湾静宜女子大学的前身。显然,王佩英在这所学校里,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学到了宗教情感。宗教情感的核心是虔诚和救赎,虔诚就是绝对没有任何谎言地面对真相,救赎就是为受难者受难,为犯有罪衍的自己赎罪。

  王佩英1950年申请入党时,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她眼里,是救世主,她心里怀着感恩的心情。丈夫的病逝,使她从虚构的天堂回到了真实的人间,她睁开眼睛,看到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给她和丈夫家乡造成的苦难,饥饿的人们像苍蝇一样成群地死去。一个开封老乡告诉她:

  “搞大食堂,尽是吃粮食啊,做饭的人都是所谓积极分子,才能到食堂去,一般老实的社员庄稼户,根本沾不上食堂的光,就吃大锅里边的稀汤,真正吃好的是在村里有点儿权的,就是村里的干部,他们每人都红光满面,老百姓都蜡黄蜡黄的脸,三个月把全年的粮食都糟蹋光了。在家里至亲的朋友在一起都是摇头啊,没办法,谁也不敢说……”

  老乡还说,“成分好就当上书记,让农村的女同志都拿着锄头排成一排退着锄地……他叫这些女同志把上衣都脱了,露着乳房来锄地……成分好,就可以强奸地富家里的妇女,完了以后没事,犯法无所谓。只要成分不好,你就倒霉了。”

  我们不能确切知道,王佩英从多少渠道知道了那个时代的真相,只知道她了解那时的共产党变质了,从人民的救星,变成了人民的灾星。领导变质的是毛泽东,反对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她觉得,她作为这个党的一员,负有罪责,从1962年开始,她先是想拯救他人,到处张贴标语,表达见解:“毛泽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

  结果呢,毛泽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她自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检查。1965年4月,她知道,救人是没有希望了,还是自我救赎吧,她向组织要求退党: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了。”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

  党没有退成,精神病院进成了。她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了3年之后,又被交给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的“革命群众”,在“牛棚”里继续关押。她在牛棚受到非人虐待,饭经常不给,罚跪,毒打是家常便饭,手反绑着,上厕所也不松开,只好让“棚友”帮忙解裤带,“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王佩英有一次怜悯道。

  从那时,她大概已经知道,通过退党为自己赎罪已不可能,要赎罪,只能退出生命。她分别对自己的孩子表达过歉意,“孩子,妈对不住你们啊。”

  在全国人民疯狂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之时,她却于1968年10月4日在牛棚食堂的聚餐会上,高喊“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在一次群众批斗大会上,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却拼劲最后的气力喊道:“打倒毛泽东!”造反派情急之下,把泥巴塞进了她的嘴里。

1969年11月,刘少奇在王佩英的家乡开封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刘少奇工作的地方北京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怕她在公审大会上呼喊,被采访的几个知情老人说,她被事先卸掉了下巴,嘴上蒙着一只瘪下去的口罩,也有的说,她的脖子上被系上了一根细绳子,勒住咽喉,让她不能发声,因此,她并没有等到被押往卢沟桥被枪决,在囚车上就被勒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