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博士荣获2010年诺贝尔桂冠，得到全世界的加冕，但直到今天，他还被囚禁在中共党国的大牢里。与刘晓波同样深陷囹圄的民主自由斗士还包括王炳章、胡佳、师涛、郭飞雄、谭作人、黄琦等。他们几乎被扣上了同样的“颠覆政权”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失去了宝贵的人身自由。

这些民主自由的斗士们几乎都有解放自己和家人的能力和机会，甚至可以做到举家彻底逃离中共铁掌心。但他们爱那片土地爱得如此深情、执着，他们显示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义无反顾地走进牢门。刘晓波甚至放弃了外部的自由世界，回归铁笼子。他甚至重复了多次。

刘晓波们是沉着、冷静、理性地选择踏入牢笼铁门的。首先，对他们来说，如果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监狱，如果整个民族都生活在铁笼子里，那么是在小的铁笼或在大的铁笼里，实在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在谭作人看来，在大的铁笼子里面还有太多的喧闹、诱惑、糜烂和堕落；在小的铁笼子里，不幸中的万幸，倒可远离这一切，求得内心的宁静、大脑的反思和精神的升华和超越。他们的肉体可以被囚禁，但他们的思想和灵魂是没法用镣铐锁住的。同时，刘晓波、谭作人们还笃信，如果他们能把小的铁笼牢底坐穿，他们才有希望溶解中国共产党专制的大铁笼。所以他们勇敢地穿上了囚衣，扛上了十字架，行进在通往自由、民主中国的荆棘路上。

刘晓波们肩上重重的十字架是要带走我们的麻木、怯懦、冷漠、犬儒和圆滑，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为后来人压出一条坦途。面对历史上最庞大的镇压机器，我们有太多的自疑，太少的自信。我们绝大多数人无法想象和看到这么一个远景：在专制体制消融后，一个自由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会诞生。但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而且中国专制体制盛满则衰的转折点早在2008年就已经出现了。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今天都能明白“08.08.08”的丰富内涵。一个不信鬼神的共产党近年来因为作恶太多，愈发变得疑神疑鬼、神魂颠倒起来，所以他们捡起了南粤的民间迷信，痴信“08.08”，一求就灵、一灵就发。我们都知道，对中国统治集团来说，2008年真是大出意外，变得云谲波诡。民间出了一种解构官方求签的说法：“1月25日雪灾”三位数加起成八来“天灾”；“3月14日西藏骚乱”也是八出“人祸”；“5月12日地震”相加成八遭地灾，京奥88日前发生8级地震。连“7.1”共产党的生日那天，在它的诞生地上海，刀客杨佳只身一人捣警署，杀死六警、撂倒五个，又破“逢八就发”的党国期盼。

当然，2008年中国政府遭遇的两件猝不及防、性命交关的事件，一个是国内自发的《零八宪章》运动，另一个是国际上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对于后者，中国政府通过控制信息、扭曲统计数字和疯狂救市等方式，试图掩盖2007年出口危机加上沿海（尤其是珠三角）产业破产造成的问题，粉饰金融风暴下中国全方位经济受挫的严重性。基于虚假的信息，国际上和国内百姓出现一种错觉，以为“大国崛起”已成，“中国世纪”也已提前降临。其实，2008年的危机不仅没有完全消失，而且还成为以后中国社会危机冲突的母板，不断衍生、演绎、交织、深化，酝酿着质的变革。

例如，2008年的雪灾、汶川地震后的玉树地震、旱灾、水灾连绵不断。“3.14”拉萨事件后第二年和直到现在都在不断重演或以新的面目出现（玉树救灾出现的问题、藏区的藏语教学问题等），或类似的少数民族冲突又在新疆以更大的规模重演。三鹿毒奶粉事件和以前河南的“血灾”、同年的川震地区“豆腐渣”校舍垮塌、和以后的山西假疫苗事件都在演绎，继续肆虐戕害我们的孩童。2007年以后看到的出口危机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扭转，民营企业倒闭潮还在继续。金融风暴后政府“国进民退”的经济战略继续在伤害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民营和外资企业；同时催生更大的房产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2008年五千亿美元以上的奥运开销根本是劳民伤财，到2009年的“国庆阅兵”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再到广州的亚运会，都是一脉相承。中国政府上上下下试图通过大工程来给经济注射强心针，同时给各级官员提供末日前的最后一次筵席。但他们意识不到，在地方各级政府已经被地方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情况下，这种疯狂开销和贪腐完全已变成了饮鸩止渴。

由于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成长带来了家庭和政府财政的积累，尤其是所有的家庭储蓄通过国有银行最后都变成了政府可以随意动用挥霍的第二财政，中国政府可谓粮秣充足、财大气粗，自信有能力花钱消灾，搞定摆平一切危机。中国官员认定，只要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统统是“人民内部矛盾”，言下之意就是它们没有危及和动摇政权基业。偏偏还在演绎的金融风暴不仅使中共的粮草受损（比如，投在美国金融业、两房机构、美元储备和国债已在三万亿美元以上），而且当下和近期还有更多的地方要求花更多的钱。对那些只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学到过“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中共领导层来讲，难免不悬心吊胆。更让他们恼火的是，《零八宪章》不属于他们能够用人民币来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零八宪章》运动的参与者软硬不吃，许多人还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决心，把矛头直指党国的阿基里斯之踵：没有民主程序赋权和认可的一党专制。

当《零八宪章》找到了一个阿基米得基点来撬动中国专制体制后，就像魔棍行使了点金术，中国所有的社会、经济、法律、宗教和政治问题都排成了有规律的方阵，向现行体制发起总冲击。老子在《道德经：六十四章》说，“其安易持，其脆易泮。”中国六十年来的专制政体已经表刚里脆，持续不断的自由民主波涛已经在融蚀其根基。我们可以预见，当中国自由民主斗士掀起世界民主第四波时，脆化消融的将是整个党国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党国官员对刘晓波恨之入骨、惧之入心，把他第三次打入深牢，重判十一年，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只有放在这样的大历史、大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全面理会《零八宪章》运动的意义，深刻理解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的上善若水的策略，及时捕捉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为中国民主化平和变革提供的机遇，同时认清国际大环境对中国民主化的期盼与支持。

在我与陈奎德博士不分白天黑夜连续作战、紧张编选这本文集时，我们俩人都是百感交集。陈奎德博士作为我四川的同乡、复旦的校友，一直是我敬仰的师长。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十六岁负笈出川下江南在复旦校园寒窗苦读时，第一次启蒙是由他和他的同学给予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的第一个西方哲学博士，陈奎德和其它几位思想犀利的博士、硕士毕业生在1983年举办了轰动全校的“告别演说”系列。从此，我选择踏上了一条不断靠近他们银河系的思想轨道。他与刘晓波建立的友谊时间已很久远，他对后者的了解也远比我要深。我最早写的有关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两篇文章也是在他主编的《纵览中国》杂志上发表的。在此，我不敢妄称可以代表我的合作者，但我想他也不会反对我把我们的复杂感情用下面五个字来概括：喜、怒、哀、愁、望。

喜：喜极而泣

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前十天，某种直觉告诉我，刘晓波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夺冠。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采访我的中国记者，也与我的朋友一道提前筹备庆祝会。尽管如此，好消息到来时，我还是感到意外和兴奋。一方面我要为BBC的《点评中国》节目交一篇有关此事的专栏稿；同时，我给许多朋友打电话，分享喜讯；最后，我穿上了红衬衣、打上了红领带，以中国传统节日庆典的打扮装束，与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朋友、同志一起举行庆祝晚会。我们有五粮液配中餐，有香槟配唱卡拉OK。

我想我的心境与众多的人都是相似的。在我整理和翻译诺贝尔奖网页和《纽约时报》就刘晓波获奖的留言和评论时，我强烈地感到，整个世界的良心已被刘晓波征服。他不是孑孓一身在为中国的自由民主鏖战。他的身旁有他忠心爱人、有他广大的战友，更让人高兴的是，无数的中国大学生，这些80后甚至90后对1989年天安门镇压没有多少记忆的年轻人认同了他和他为之牺牲的理想和事业。因为他获得了这样广泛衷心的支持和理解，我为刘晓波感到高兴。

从中国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这项事业遇到了重重障碍，它也开始了自我反思和升华，力求建设一个由具有钻石般纯洁和坚毅品格的人们组成的领袖集团，同时夯实国内和国外广泛的民意支持。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显然把国际注意力聚焦在了中国民主运动事业和它的辛勤耕耘者们身上。它不仅有助于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建设和整合，也有助于该项运动获得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当诺贝尔委员会选择被监禁的刘晓波作为和平奖得主后，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谴责，声称，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为此，诺委会主席亚格兰回复道：“但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和标准高于民族国家，而且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它们得到尊重。”我们高兴地看到，尽管过去中国政府利用过度压榨的人民财富在国际上推行它的“大外宣”，兜售它的“软实力”，打造“大国崛起”和“北京共识”的神话，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国际社会的民主主流价值观最终对专制和张扬的中国政府集体说了“不”。我们知道，现今的民主化过程必须依托国际民主联盟的支持和声援。由于中国政府的“赶尽杀绝”政策，国内的民间力量举步维艰。民主运动领袖人物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被迫流亡，或者是生活在24小时“老大哥”政权的国保全方位监控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中国政府尚存畏惧的唯一反对党。诺贝尔和平奖作为最具有权威意义的世界舆论解读，反映了国际环境的积极变化，它让我们相信，国际环境变得更有利于中国民主化了。

特别让人感到高兴的是，尽管官方还在极力这样做，愈来愈多的中国民众已经不把爱国和自由、民族与民主对立起来了。在诺委会网页上的留言，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国内的民众。他们翻墙而来，用中文向刘晓波贺喜、用双语向诺委会和世界致意。他们体现了自由爱国主义（这也是爱国主义的最初形态）和民主国际主义（替代了陈腐的帝国主义）的完美结合，并已经成为无数中国人的普遍价值观。中国人民的强烈积极反应（99%以上的留言支持刘晓波获奖）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是爱和平、爱自由和爱民主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中国公民，也是对中国人民对自由和民主渴求的肯定；同时，它也昭示世人，真正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把中国与文明世界隔离开来的正是没有民主和法治意识的党国领导层。

当我读到诺贝尔奖网页上的每一句留言时，我都被中华民族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折服。我为中华民族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假如有一天中国人民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会得到全面的井喷；届时，中国会成为真正受世人接受和尊重的大国。这不是我的个人观点，这是留言者让我感到的共识。这才是激发更多的人追随刘晓波、争民主和自由的不尽源泉。

怒：怒不可遏

中国人民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并非如中国政府所言，是要否认这一成就。正如诺委会主席亚格兰说，“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为它在过去20年来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希望看到这一进步继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颁发和平奖给刘先生。”

但面对国际社会的善意批评和积极期望，中国政府不是积极反思、改进工作，而是开动宣传机器，向普世价值和国际舆论宣战。尽管中国政府和它的帮闲抛出许多恶言攻击之词，许多还落为下流邪恶，但核心的论点有两个：刘晓波是一个中国司法制度裁定的“罪犯”；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因此干涉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内政。两个论点又合成一个结论：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违背”和“亵渎”了该奖的宗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论点。诺委会主席亚格兰说：“刘先生的监禁清楚地证明，中国的刑法是不符合其宪法的。他被判定犯有‘散布谣言，诽谤或者用其它手段，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但在普遍人权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杜绝意见和谣言不是一个政府的工作。各国政府有义务确保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 即使说话者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因此，海外有媒体评论说：刘晓波是一个违反自己宪法的政府的“罪犯”。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无数的历史英雄都被不义的政府污蔑为“罪犯”而投入监禁、甚至夺去生命。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市监狱里写道：“事实上有两类的法律: 正义的和不义的。我将是人间第一人去宣讲服从正义的法律。一个人不仅有法制意义上的、而且有道义的责任去服从正义的律法。相反，一个人有道义的责任不去服从不义的律法。我同意圣-奥古斯丁所言，‘不义的律法根本就不是律法。’”那么，“正义律法”和“不义律法”的区别在何处呢？马丁-路德-金继续写道：“正义律法是由人遵循道德律令和上帝之法而制定的法律。不义之法却是与道德律令相抵触。用托马斯-阿奎那的话来说，不义律法是那些没有根植于永恒和自然的法则的。任何提升人类品性的法律就是正义的；任何贬低人类品性的法律就是不义的。”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在2008年后开始开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比如，在申请奥运会时，中国政府表白了许多承诺，尤其为此还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表明自己愿意“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和接受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但奥运会后，中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和实践上偏离了普世价值，而且在理念层面还展开了对普世价值的围剿和抵制。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政府已经滑落进经典的法西斯主义泥潭。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发展出一套新的“四项基本原则”：培育仇恨（人与人的、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散布恐惧（对他人的和对外界的）、滥用暴力（对自己的人民和政敌）和鼓励谎言（从个人到公共政策层面）。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来中共党国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日渐保守和反动的趋势，还暴露出邪恶的目的。当然我们看到了，刘晓波获奖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把酒当歌、积极从事“饭醉”活动。这就是对不义律法的嘲弄，对一个不义政权“罪犯”的认同。

马丁-路德-金在他的狱中书信里还写道：“一个人若欲违反不义之法，就应该公开地和充满爱意地去做，并愿意为此承担处罚。我认为，一个人破坏了良心告诉他那是不义的法律，而且愿意接受监禁之苦，从而唤醒整个小区面对不义的良心觉醒，这正是在真正意义上表达对法律的最高遵从。”

在刘晓波被恶判后，我信手翻倒《旧约∶以赛亚书》第十章：“行恶者必遭灾祸”。我愿在此抄录下面的文字给中国的执政当局：“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财富存留何处呢？”

我们又来看看中国政府的第二个论点：诺委会干预了中国的内政。对此，亚格兰主席又说：“在上个世纪，随着世界从民族主义转移到国际主义，主权的概念再次改变了。在两个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让会员国承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确定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宣言中说，民族国家将不再有最终的、无限的权力。今天，普遍人权对世界各地的任意多数提供了一种限制，无论是民主与否。在议会中的一个多数并不能决定伤害一个少数群体的权利，也不能投票给损害人权的法律。即使中国不是一个宪政民主政体，它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它已经修改了宪法以符合世界人权宣言。”

显然，中国的当政者们还抱着十七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绝对主权观，拒绝进步。打个通俗的比喻：四百年前（甚至就一百年前或几十年前的落后地区），中国的丈夫可以随意打骂甚至处死妻子、或随意打骂、体罚自己的孩子。今天，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邻里一定会干预制止。中国政府的官员似乎还想停留在封建父权的落后时代，还想保留自己随意虐待杀戮自己国民的特权。即便中国政府不进化，但世界文明了，中国政府的无限的残暴特权也必须收敛起来了。

最后回到诺贝尔奖是否违背了它的宗旨这一问题上。什么是和平？和平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种。前者是没有战争，后者是没有仇恨、有博爱。显然，和平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而正义又必须有道德来维护；而道德又必须建立在自由和自由选择上。在所有的政体形式中，几千年的发展淘汰，让人类治理体系通向了民主共和制；上个世纪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大较量以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全面崩溃而告终结。民主制度最终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政体形式。我们都知道，政治学说是很难产生公理的。但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学理论贡献了“民主和平论”，亦即，民主国家之间不开战。民主体制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显而易见。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意识到了上述因果机制的存在，所以要支持在中国建立一个人民有尊严、政府护人权的民主体制，从而使中国为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当然是符合诺贝尔奖的原始初衷的。

哀：哀其不明

刘晓波与体制决裂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还说明了另一个有趣现象：越来越多的精英已经净身出户，乘道德而漂游了。将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相比较，我们也可以发现前者的创造力在急剧萎缩，而后者的却在迅速提升和喷发。一个小小的例子是：如果你读《环球时报》发表的几篇围剿诺贝尔委员会和诋毁刘晓波的文章，除了没有内在逻辑和互洽，更为可悲的是，政府组织的“五毛党”的帮闲评论，不是低能的的重复，就是下流的人身攻击和邪恶的谩骂。当我读到他们的文字时，我真是为刘晓波和自己感到庆幸，他们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

党国的政工宣传干部的平庸无能并不让我感到惊讶。令我感到不安和悲哀的是一些文人学者跳上了中国政府的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甘愿做最后一代末世王朝的殉葬品。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1989年刘晓波胜利了，中国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吗？甚至还有一个问题，你们要民主化的那个中国还会在吗？另外加一句，如果中国政府把刘晓波的言论和相关文章都放到网上，中国的愤青们就可能在大街上把他打死。”显然，我们没法假定历史；但我们同样可以想象，如果赵紫阳的温和派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发展路径恐怕并非一定是死路一条；比起现在的景象，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发展的模式难道就只有靠“党国的双手握着流血的刺刀”来保障吗？难倒真如被派到欧盟高级文化论坛去撒谎的学者所说，“六-四屠杀”是历史的唯一选择、也是最佳选择吗？或者，如这位副主任所言，刘晓波可能在大街上被愤青们打死。他如此说，是在给政府支招来置刘晓波于死地吗？还是他在歌颂党国的暴虐和血腥已成为全国年轻人的模仿对象？还是他在说，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恶判既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也未刘晓波保了一条命？无论如何解读，我们都看到前述的党国新的“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些所谓学者的体内发酵，并侵蚀和毒害他们的灵魂。显然，像全中国一样，复旦气象已经是今不如昔了。

当然我们也应该设身处地得为复旦这位副主任想：他毕竟吃着党国的体制饭，“谋食”重于“谋道”，“屁股决定脑袋”。此时党国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怎能不赶快援手，好表现政治忠诚、捞取未来上升的政治资本。如此想来，这位教授也很可怜，我也就不必太苛求他人了。

但是，一位叫“张维为”的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教授却不能不提。张教授学贯中西、同时官场、学界都能游刃有余。他以身居阿尔卑斯山之高、携西学之渊博而被国人仰慕。然而，就是这么一位饱吸瑞士牛奶、沐浴加尔文宗教改革和鲁索启蒙运动遗风的学者，近来在《环球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讨伐诺委会，题目叫：“对华偏见，西方就像井底之蛙”。我们来看看这位在井底之蛙的文化圈混迹而又经常到“天朝”朝圣度假的学者的几个宏论：“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已“势不可挡”，由此西方话语霸权可能走向终结。西方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表现在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上。“西方没有真正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愿。”“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意愿长期以来远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意愿。”“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西方国家最终是承认实力的。你发展起来了，西方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地了解你。”

如果我们把张维为教授的逻辑推论简化一下，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中国有实力了，西方害怕了，西方有偏见了，他们不愿了解中国，而实力可以强迫西方了解中国，所以中国要集中发展实力。就这样的逻辑循环还混到了中国新华社的报刊上去丢人现眼，可见党国真是武大郎开店，经营惨淡了。另外还值得提及的是，在他的其它论述中，张维为教授还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基础上发明了“纯经验主义”来为文化相对主义辩解，同时抗衡普世价值。他还发明了“民心论”来替代西方的“民意论”。他的理论的妙处在于，“民意”是可以通过民意测验和调查来实证的，因此在中国没有运用价值；但“民心”是靠党国的领导来意会和解释的，所以可为党国“唯心”所用。这里我再教张教授一个逻辑：当中共宣传说，西方价值观不适用中国，没有普世价值，所以中国应坚持自己的独特道路；这里运用了一个逻辑推理：没有普世价值，尊重文化相对主义。同时，中国政府的宣传又说：各国有独立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西方没有权力干预。仔细分析，中国政府已经把前者上升为了普世价值，并以此干预西方的文化相对主义（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就是侵略性的）。张教授应该避免这样的思维模式了。

中国还有另一批混迹海外的学者学术不见长进，却忙于收集和传播刘晓波在二十多年前发出的一些过激言论，也就是前面复旦副主任说的“会因此被打死的言论”。我们知道，刘晓波令我辈钦慕之处在于他的不断自我反省和升华超越。本文集中许多作者谈到的“两个刘晓波”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们看到北美的一些华裔学者还忙着耙粪，用“黑马”刘晓波留下的尾烟来抹黑今天已经展翅高飞的“天马”刘晓波。令人悲哀！

愁：天涯愁肠

当我读到复旦的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话：“中国愤青们就可能在大街上把他打死”，我的心收紧了。我想起了余英时先生说过的话：不要低估中共暴政在死亡前最后的残暴。看看中国政府的流氓化和痞子化的“黑化”现象，我们不得不思考诺贝尔奖委员会网页上的两句留言：“这个奖不会救了他，而是会把他置于死地！！！！！！傻。”“大家现在该关注刘先生是否还能活着出来。”面对中共暴政，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什么是它做不出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我们知道，自从2010年十月八日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以来，中共首先封锁网络，盯梢跟踪网民，破坏国内异议人士聚会庆祝，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疯狂抓人打人。刘晓波的好友、《零八宪章》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和宪政学者张祖桦、作家余杰、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异议作家江棋生，学者刘苏里、北京维权人士范亚峰、基督教活跃人士陈天石、维权人士王荔蕻、赵常青、屠夫等人都时而饱受骚扰、时而失去自由。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她的下落不明、命运未卜。

中国的宣传机器也开足了马力，对诺委会进行讨伐，对挪威施行报复，对刘晓波进行诋毁，甚至蔑视和嘲弄整个世界舆论。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失去了道德底线，在国际上陷入非常孤立的状态，官方媒体穷心竭力组织文稿。所以我们看到了张维为之流在《环球时报》上的表演。新华社还有选择地发布了一篇称挪威一位教授抨击“诺委会居心不良”的报道。但很快海外有报导称这位教授指新华社的相关报导“纯粹是造谣”。在10月18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还造假刊发报道《诺贝尔和平奖究竟唱的是哪出戏》，报道称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后，记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高校采访青年学生。这些受访青年学生纷纷以文革式大批判语言痛批诺贝尔奖委员会和刘晓波。结果有人证实，报道中的所有被采访者不是正在该报社实习就是与其关系密切。

中共的宣传和镇压机器还要走多远？我们不得而知。从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平淡无奇和体制内改革力量势单力薄来判断，恐怕对中共主动顺应时事、积极应变的幻想不要抱得太多。体制外的民间力量必须依靠自身，积极聚集整合成组织化力量，以求开启中国民主化历程。但现阶段海、内外民主力量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捍卫刘晓波这面旗帜。从长计议，我们又必须推动和深化海内、外民主力量的良性互动，推动强大的反对党运动。从诺贝尔和平奖网页和海外媒体看到中国上千读者翻墙云集，我们有理由乐观地估计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强烈渴望。我们可以以零星流出报端、网络的信息和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为定位坐标，破解中共官方系统地制造的谎言，以达到瓦解中共的话语权和鼓励民众的自信心。海外的民主力量和国际民主联盟都可以在此发挥巨大作用。

望：保守盼望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既给了中国人新的希望，又传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尤其是民主运动领袖集团的殷切期望：期望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争取自由的过程中，能将人权、民主和和平作为一揽子目标协调整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暴力原则。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功和民主制度的建立稳固，都有赖于公民对现政府展开大规模的不服从和不合作运动。圣雄甘地交到他的追随者们说：“如果我们矢志不移地用真理来制定法律，把非暴力变为生命的律法，那么，每一个难题都会找到解决办法。对我来说，真理和非暴力是同一个金币的两面。”我们再也不能重复中国千年王朝历史循环的老法子：用目标的正确性来论证手段的合理性，尤其是暴力手段。

因此，中国的民主自由斗士，你们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非暴力展示无边无际的爱，这是建立在“新四项基本原则”上的中共体制最缺乏的，也是它最惧怕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公民运动因该是刘晓波的主张，也因该是我们的保守。其实，仁爱、和平、慈悲，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相同的道德法则，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和道教传扬的人类普世价值。

中国民主自由的斗士们，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在用自己钻石般纯洁和刚毅的灵魂光芒去启蒙中国人民、去照亮中国大地！你们是世界的盐，你们必须不断提炼、净化、升华自己，把自己变成强效的消毒品，去洗涤国人受污染的心灵、愈合被长期伤害而化脓感染的中国社会肌体！

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我们不幸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最血腥、最精密的集权专制体制下；这又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拥有选择历史和创造伟业的机遇，并把人类的五分之一人群带进民主体系，最终巩固全球的民主共同体。

我们正在踏入的是伟大终结的开端！我们有信心、有保守、有希望！
 
——《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