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利玛窦来华四百二十八年后，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别致意；是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对亚洲的由衷表彰；也是美苏冷战、国共内战、六四悲剧后，人类共识在中国的嘹亮回声。
基督教贡献于世的不朽象征十字架，至为简朴的造型几乎穷尽了人类这一特殊物种的命运和使命意蕴。三十三岁的耶酥被钉十字架时，他那年轻的血肉之躯有足够的生命力来经受死亡的烈度，并将其维持到极限。罗马士兵为他编载了一顶荆冠，天底下一切屈辱和启示从此高悬于天壤之间。
和平奖是人类的良心和希望
一八九六年冬，阿弗尔雷德．诺贝尔辞世前，曾设想其和平奖勿需如化学、物理、生物、文学和经济奖一样每年一度长期颁发，而只需五年一次，共授六次，然后撤销此奖，——和平将如空气一样被所有人分享。这位炸药发明家没有想到，这项诉诸人类天良和理想的奖项，没有如他所愿超越人类的仇恨和对抗，却引发多次严重分歧和争执，且缺席比例最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从国际红十字会倡导人、瑞士社会活动家迪南（一九○一年和平奖得主）到联合国（二○○一年和平奖得主）一百年间，尽管有三十一个国家八十八位个人和十六个国际组织获得此殊荣，却有两次世界大战降临于世。更令世人遗憾的是，二十世纪倡导「不以暴力抗恶」、奉行非暴力主义的俄国文学泰斗托尔斯泰和印度独立之父圣雄甘地以及伟大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都没有戴上这顶桂冠，而该项奖金获得者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与中东和平进程推助人拉宾、萨达特等人先后死于非命。桂冠变成了荆冠。
但是，世上公正的人士都不会否认，正如其它五项奖事代表了二十世纪人类自然科学和经济发展以及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一样，和平奖对人类良知、正义与和平事业的鼓舞，乃是蕞尔小国瑞典和挪威对世界的卓越贡献。
勿需证明，和平奖不可避免地会与专制主义和极权国家发生冲突，从纳粹德国到共产苏联到实行种族歧视的南非到政教合一的伊朗到缅甸军政府，都曾领受过这一崇高奖项标举人道主义、人权、和平旗帜，诉诸人类良心和普世伦理所焕发的世界性震摄力量。历史雄辩地证明，形形色色的专制极权主义最终都不能拒斥和抗衡凝聚在和平奖的正义之光。
二十世纪是人类本性和历史演化中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的大决战。在亿万生命的倾覆惨剧中，世界几番从奴役和毁灭中幸存下来，和平奖获奖者群体象征着人类通往自由彼岸惊涛骇浪中的现代诺亚方舟，他们捍卫的是几千年间无数代人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人类文明，他们是离我们最近的人类先贤祠的入驻者，他们是历史候鸟，时代明灯，人类的良心和希望。
大丈夫本色：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对于有数千年圣贤传统的中国，和平奖的精神价值和道义原则早为中华文明高度认同，并有无数仁人志士殉身践行。仅在二十世纪，我们就有弥留之际呼唤「和平」的孙中山先生，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博士、数万犹太人生命签证发放者「国际义人」何凤山、唐吉诃德式儒家哲人梁漱溟、圣女林昭……。所谓「因信称义」，所谓「道成肉身」，所谓「浩然之气」，所谓「配义与道」。孔孟希贤成圣的人生理想，与基督教受难牺牲的救赎精神，两千年间分别而共同地支撑了东西方人道与文明大厦。
今天，轴心时代二千五百多年以来，东西方两大文明源流终于际会了，其标志就是二○一○年十月八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人权与自由活动家刘晓波博士这一划时代事件。
这是利玛窦来华四百二十八年后，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别致意；这是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年后，欧洲对亚洲的由衷表彰；这是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条约忽视怠慢中国九十余年后，西方对东方的慷慨道贺；这是一九四九年美苏冷战、国共内战后，世界对中国的历史性瞩目；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悲剧、一九九一柏林墙坍塌二十余年后，人类共识在中国的嘹亮回声。
这项奖事，诚如刘晓波博士在第一时间所称，首先是授予六四亡灵的。刘本人在那件决定中国乃至世界命运的悲剧性事件中慨然离美返国，投入生死攸关吉凶未卜的战斗，称其为「四君子」之一，实至名归；此后，刘数次入狱，无怨无愧，且深至良心忏悔，重获道德新生，称其为真人，实至名归；在中国危机日亟、茫然无措之际，撰写零八宪章并推动签名运动，置身乔布天秤之上，称其为仁人，实至名归；庚即凛然入狱，静候重判，以「我没有敌人」作最后陈词，遥接司提反、卡斯特里奥、朋霍费尔、勃兰特、约翰．保罗二世（注）和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秋瑾遗风，栖遑为苍生，微茫起正声，称其为志士，实至名归。
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一旦肝胆照人，便使风云际会，便如雷霆乍起，天地变化草木蕃生；这是豪杰气概，「不忘在沟壑，不忘丧其元」，「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以涤荡万夫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虚妄；这是高蹈风骨，壁立千仞，弃天下若敝履，既已学绝道丧，大地陆沉，则自悬孤心于天壤，独怀守先待后之悲愿，「道之不存，乘桴浮于海」；这是圣贤襟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他曾经跌倒在自己虚骄的泥潭，但是八九之后，他踩住自己的耻辱，站立了起来，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我的视野里，还没有第二个中国公众人物，不仅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而且把自己的人性弱点放在良心的平台上仔细审视、严厉批判。这些年来，刘晓波撰写文章文字数百万，其中最激烈的言辞是自我批评，而不是批评他人，更没有以公义为名，在反对派阵营里泄私愤，指责别人。他的文风和情绪，始终是干净清洁的。我珍视这种质量，我尊敬他的道德勇气。他让自己的心灵地狱变成了心灵的炼狱，他由此超越了自己，他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人，道德上诚实的人」（北明：〈为中国干杯〉）。
五十五岁的刘晓波博士由此晋身到超逾笼罩中国六十年的政治恐怖和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的仇恨宿命的道德境界。他对法官和狱卒的表扬无论使多少政治反共人士恼怒，却提升了这个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国度中自由与人权事业的精神层次，称其为「圣者」，实至名归。
刘晓波和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
二○一○年十月七日，诺贝尔和平奖本年度公布前一天，在布鲁塞尔「中欧高层文化论坛」上，黄平、崔之元、潘维等中国官方学者与西方学者就六四事件展开唇枪舌战，为当局镇压辩护，阐述中国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优越性。此时，与他们同属一代、本也可步入高雅学术殿堂的刘晓波博士正被囚禁在秋冬之交的锦州监狱。而何新这名帝王师梦患者，挖空心思考证诺贝尔和平奖的「共济会」经济背景神话，佞人司马南则示意当局对那些没有获奖的更危险的人物，如徐友渔等人加紧控制，其心迹行状又何其阴险下流。
中国已进入一九四九年后真正第二代人的分化历史。一边是仗恃强大政权靠山和金钱势力并在世界新意识形态和新战略格局中崭露头角的国家御用学者，一边是孤独困厄身陷囹圄的自由战士和良心囚徒；一边是一个空前规模的红色帝国雏形，一边是荣膺世界和平桂冠的高贵异端；一边是怙恶不悛的强硬鹰隼，一边是正在出土即将喷薄于中国的自由太阳。
诺贝尔和平奖正是在中国再次（也许最后一次）面临历史十字路口的大抉择时刻，从北欧传递到亚东的巨大历史叩问。几乎所有中国人，从拥有近八千万成员的中共到拥有同等数量的知识界到十数亿中国人，都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予以响应。中国当下权力、利益、意志、人生观、价值体系、世界意识的洪流正在重新汇合并向尚非一致的目标进发之际，这次奖项不啻是一次天意般的宣示。它的问世，决不仅仅出自几名金发碧眼的挪威评委，更非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
此项奖事，乃是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一九六六、一九八九年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后，由林昭、张志新、王佩英、李九莲，刘宾雁、李慎之、何家栋、戈扬、王若望、王若水、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谢韬，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唐君毅、牟宗三，余英时、高耀洁、郑义、魏京生、高尔泰、辛灏年、北明、陈奎德、苏晓康、王丹，李锐、胡绩伟、鲍彤、于浩成、江平、杜光、苏绍智、沙叶新、辛子陵、铁流、邵燕祥、张思之、徐友渔、崔卫平、野夫、余世存、毛喻源、莫之许、焦国标，金钟、马英九、龙应台、李远哲等（毫无疑问，这份名单可无限延长）信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尊严、民主宪政和世界大同的无数中华仁人志士共同签署。
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而是一个伟大民族三千年的瞩托、百余年的夙愿，这种瞩托和夙愿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已经上升为全球进步的东方祭礼，充实、丰富和荣耀了人类自由本性的伟大象征，汇入了这颗在宇宙中孤独运行的蓝色星球上闪烁了千万年的性灵之光。
官方兑现庄严承诺的天赐良机
际此世界文明大规模遇合、人类命运紧密攸关的全球化当世，廿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祭献给中国的和平奖，注定将成为一次寓意空前的精神和道德变法的先声。对于无论一百一十年诺贝尔奖的历史还是世界和平与战争、自由与奴役，文明与野蛮的对抗历程，都具有总结性的启示意义；对于终于战胜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第三国际，终于摆脱冷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类，这次奖事都是一座预示世界命运的风向标。
没有谁否认中国在物质世界和经济领域的骇人成就，更没有谁否认包括刘晓波博士在内的中国现代觉醒、要求和进步。世人只是呼吁中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责任，希望中国执政当局万勿重蹈历代专制帝国包括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历史覆辙而汇入自由与文明的世界潮流，这是极大的善意和至高的期许。
我们的先贤曾再三致意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仁重而道远，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中国执政党摒弃「阶级斗争」和「反帝反修」后，转向「和平与发展」，近年又高倡和平崛起，致力于和谐共荣的小康社会。既如此，则此项奖事不正顺天应人，是中国政府践行其庄严承诺的天赐良机吗？
至于那些陷溺于冷战和内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大法官，那些操控巨大权力、攫取巨量财富的官僚及其辩护士，那些自绝于真理王国的昏庸之辈，那些罔顾文明通则的市侩俗人，他们也应清夜扪心自问：一位青年时代即通晓文学、哲学、历史的饱学之士，思想界新星，何苦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锦绣前程，屡系绁木缧而甘之如饴？一项当代的伟大奖事（纵或存有不完善之处），怎么可能沦为敌视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大生命共同体的政治工具？
至于马朝旭等官方发言人所谓「司法」问题，以及朝野苦心人和好事者对当局处理此事的献策，最多属于技术性范畴，与此奖的巨大意义相比，只是余事。
当然，如果当局、尤其温家宝先生代表的开明人士，能真为家国天下计，则化约由此奖而生的困局之道亦极其简单，变通之法不过「妥协」二字：让获奖者独立撰写其获奖辞，让其夫人前往奥斯陆代为宣读——当然是用中文。
君不闻，「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苏轼）
君不闻，「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爱，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爱因斯坦）
刘晓波经历了艰难的心路历程
一九八九年，李慎之先生公开声言，不能在刺刀下领导学术研究。秦晖先生感叹道：「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驭八荒之英雄者众，而圣徒不世出。无圣徒而自由难成秩序，主义或为谈资；英雄演为屠夫，内痞滋生外霸。有圣徒者，其为慎公乎。」
这是又一次启程。「古来圣贤皆寂寞」，李白未必读懂了历代圣贤的使命。中国有另一种道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至少在刘晓波博士身上，他有爱妻，有天底下无数知音，有民主捷克首任总统哈维尔、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图图、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自由波兰首任总统瓦文萨和美、英、德、法、俄的权威人士以及遍及全球的声援者。
圣徒，唯向真理、希望和爱膜拜，方能超逾凡尘俗世的羁绊。作为被损害被凌辱者，他并不据此拥有仇恨和审判的权力。与古今中外所有圣贤一样，刘晓波博士也经历了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和悔而知之的艰难历程。祛除自己心中的黑暗、恐惧、邪恶和私欲，是通向自由的起始，是圣贤事业第一义。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根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洋洋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民谚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索尔仁尼琴发现：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连被恶占据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
「难道我们——你们好吗？」
他说，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的时候，我总是提醒道：「我们在经历过古拉格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也许刘晓波博士正经历或已接近完成了索尔仁尼琴曾经感悟到的自我审判。这是比推翻一个帝国更惊心动魄的较量，这是永远的较量。在这一较量中，刘晓波博士极为幸运地获得了妻子刘霞的爱。正是那单纯、柔软、静穆、天使般的爱拯救了他。在这种意义上，诺贝尔和平奖只是一个符号。
无论如何，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指证了一个现代中国圣者的诞生，我谨为正当人生盛年的刘晓波博士、为圣贤浩气的又一名传人道贺。
（王康：文化学者、中国知名非官方思想家）
注：
司提反，基督教殉道者，被乱石砸死前跪下祈祷：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卡斯特里奥，欧洲中世纪异端，呼吁抛弃狂妄和仇恨，允许求同存异。
朋霍费尔，德国基督教反纳粹主义神学博士，在集中营被处死。
勃兰特，前西德总理，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代第三帝国向犹太民族赎罪。
约翰．保罗二世，梵蒂冈教皇。一九八弓年遇刺，在医院表示，已经诚挚地宽恕了枪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