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国家、支撑一个社会的支柱是精英阶层，尤其是位居中产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对其所在国政权的态度，是衡量社会兴衰的晴雨表。精英阶层对政府的向心力强，社会就稳定；精英对政府离心离德，则表示社会丧乱，已居动荡边缘。
考察百余年以来中国精英阶层与政府的关系，至少有三个阶段居于离心离德之状态，精英阶层对政权都采取了“精神出走”的方式，即在政治上与政权不再保持一致，有可能时另谋出路。考究这三次“精神出走”的原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社会丧失了吸纳精英的正常机制，人才流动的上升通道严重梗阻。
清末精英的出走与废科举有关。自从唐朝开科举制为寒门学子提供了一条社会上升管道以来，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日渐式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激励机制，“白衣卿相”成为政治美谈。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旧管道已废，新管道还待形成。从清中叶以来形成的文士过剩现象至此更形严重。一个政权如果无法提供吸附精英的制度性管道，必然导致大批精英对政权的精神出走。这种出走由于“反满兴汉”而被赋予合法性，最终导致精英的反叛，以中产阶层、知识精英与学生为主体的社会阶层最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主义集团，成为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乃至后来国民革命的主体。这一社会鼎革时期，曾在20余年之内为大批精英提供了超常的社会上升机会，出身底层的精英除了牺牲者之外，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国民政府的栋梁，少部分人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则成为共产革命的主将。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中期，中国又有一次候补精英大出走的潮流。当时中国公私并举，在现代大学及中专教育已经成型。但由于战乱绵延等原因，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却不足以吸纳每年毕业的学子（军校除外）。从当时的许多文献及经历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其时进入公务员系统也需要请托门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大多只能将自己的学历当作一份体面的嫁妆。不少寒门出身的学子只能回到家乡谋求中小学教职或在大城市边缘性就业。到了40年代情形更为恶化，赵丹等人主演的进步电影《十字街头》、《桃李劫》反映的其实就是当时青年学子毕业即失业的困顿与焦虑。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寻找出路就是在这时代背景下发生的。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由于对人才的需求，大批录用了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子。上述知识者既是后来中共的建设人才，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
21世纪前十年，中国承接上世纪90年代无就业增长之势，形成了知识型劳力过剩之局。大学生与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与民国政府30－40年代一样，成了家世的竞争。对于大多数小城市及农村青年来说，一职难求。家庭的教育投入因学费上涨而成为中国背负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但学校却已经不能成为 “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大学生、研究生正在成为或者行将成为对现政权的精神出走族。
对中国现政权与社会发展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还有另一类蔚然成风的出走，即精英的移民。这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出走。今年6月份中国有两项调查揭示了这种精英出走现象。一是新浪网发布的调查，参与调查的7千多人中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二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10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面对这一调查结果，国内媒体称为“精英集体逃亡”。而逃亡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缺乏安全感、子女前途以及环境生态恶化等。由于收入下降、无力养老等，中产阶层的焦虑感日渐加深，这种精英出走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近现代中国精英三次出走的原因可概括如下：一是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二是中产阶层夹在上层的政治压迫与下层对社会秩序的侵蚀之中，看不到生活的出路。也就是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前现代小农经济的中国，还是现代化早期的民国，抑或初步完成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人才上升管道似乎都只能在社会革故鼎新之时短暂出现，更多的时期则处于社会无法吸纳精英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乱还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