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定罪
一
1958年3月上旬，我的数万言的“自我检查”交上去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像键牛般驾辕拉土的义务劳动也完成了。新华社党委书记普金让我继续在家多看点书，复习复习英文，听候组织上的处理。
这时候，我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家，刚从宣武门新华社机关大院的仁义楼宿舍，搬到了如今京西宾馆南边的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区。
这宿舍区当时还很荒凉，附近既没有京西宾馆，也没有军事博物馆和其他任何高大建筑物，只是个四周拉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空旷冷漠的黄土大院。在这个黄土大院的东南角，仓促砌成了一座“凹”形的四层红砖楼。我的新家，就在这座楼西北角底层的最顶头，直冲着狂呼怒吼的西北风。
一天，社里一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把我叫到城里去，悄悄对我说：“很不幸，你已成了全国应受\’二类处分\'[注]的\’标兵\’了，《结论》也已打印出来了。你先看一看，好有个思想准备，准备日后过最艰苦的生活。”说罢，他就拧开他的办公桌中间大抽屉的暗锁，把一份已用订书机订好的《结论》递给了我。
二
将受何种处分，生活将如何艰苦，我并不太重视。但匆匆看了那份《极右分子戴煌的政治结论》，我简直呆若木鸡了！
虽然，从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揭发”和那篇绝妙的“新闻”中，我已深感我们新华社不乏“隐其全豹，取其一斑”地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但是如果不把这些罪名正式写上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政治结论”，我还不能惊异于这些“高手”用心之狠毒。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在思考，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相信尊敬的读者已从以上各章的叙述中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摆在我眼前的这份《结论》强加给我的罪名之大，简直可以立刻把我绑赴法场！而这些“高手”中的大多数人，恰恰是与我滚爬过同一条战壕，打过同一副扑克，并用我偶然所得的稿费，去全聚德、砂锅居、峨眉酒家、大地餐厅共尝过美味小吃的人。
现在，请欣赏一下他们利用我主动交上去的那封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和奉命根据大家的揭发批判追逼而写的“检查说明”中的一言半语（即《结论》中打引号者），给我胡诌而成的罪名——（一）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和广大人民之间有着“生活上的剪刀差”，它的内部是“你争我夺”、“乌烟瘴气”、“逢迎、拍马、惟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每个角落”。认为“全国解放后，共产党蜕化了”，党的“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以致“全国各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老百姓失望到极点”，“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认为“今天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权”，主张“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组织“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
（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认为“中央集权至上，削弱了普通人的民主与自由”，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人民代表是“指定的”、“摊派的”，都“不民主”。称赞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职业自由和虚伪道德，主张“开放一切自由，允许自由辩论，自由结社，自由批评首长直至中央和毛主席”，并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必修的政治课。
（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认为“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都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值得自豪的”。认为合作化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消极失望的阴影笼罩着千百万人民”。
（四）反对党的新闻政策。认为党的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记者“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新闻报道“不客观和不公正”，“过分夸大地宣扬了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而偷偷地掩盖了黑暗和腐朽”。认为我们只报道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坏的，不说人家好的，于是使人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是极不公平的”。主张记者要有“独立性”和“一副硬骨头”，“坚决向党斗争到底”，争取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
（五）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赫鲁晓夫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认为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了“新殖民主义政策”，说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从公正及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了”，“匈牙利事件内因是主要的”。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六）戴煌依据上述反动观卢、，曾于1956年春写了一份“万言书”（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他又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章，并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点向党展开了恶毒进攻。他下定决心“准备受打击”和“坐牢”，要同所谓“官僚主义集团”斗争到底。
（七）组织反党小集团。自1956年初到同年10月期间，以他和李耐因为首组织了反党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领导活动，阴谋篡夺解放军分社领导权并篡改其政治方向。这一阴谋虽然终告破产，但对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在小集团活动期间以及后来的长时期内，戴煌均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言论。处理意见：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
我愣了一会才长叹一声。随后，把这重似千钧的几小张打印纸，默然送还那位好心的同志。
这位负责同志从桌后立起身，递给我一支烟，并点上火，才问我对这《结论》有什么意见。我苦笑了一下，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三
我记得很清楚，这《结论》引用我的一些话，是一些“好心的同志”采用“引导”、“启发”实是诱供逼供的伎俩追逼我，我才说出来的。
下面，就是这种追逼的实录——有人问（以下简为“问”）：你是常常考虑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那么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怎样看？
本人答（以下简为“答”）：很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团结一致。
问者说：这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动摇。问：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但仍然肯定了列宁。你对此怎样看？
答：斯大林的问题是应该提出来的，但赫鲁晓夫是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的。他过去也喊过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之类的口号，现在却把斯大林给彻底否定了，这是不道德的。现在他又抬出了列宁；由于他反复无常，说不定有一天他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
问：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发出警告，如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结局只能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对此，你怎么看？
答：如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可能全部解放。但美国可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问：既然你认为我们国家有“神化与特权”，有“官僚主义集团”，你打算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答：我打算发出呐喊，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进行说理斗争。
问：那你就不怕受到打击么？
答：为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我准备受打击，也不怕坐牢。
问：你曾向你的爱人说，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你有没有向别人表示过要成立什么新的党派？
听到这里，我不禁怒火中烧！我想：这哪儿是什么“分析批判”，“帮助”我“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而明明是把我往断头台上推嘛！我十分恼怒地回答：我是想成立新的党派！
问：这党派是什么名称？
答：第三党！
…………
《结论》中的一些引语和词汇，除了“万言书”外，就是这么来的。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已成定局！如果让我看这份《结论》的负责同志有能耐变动《结论》的分毫，他就不会先让我看看这《结论》，并望我做好泅渡苦海的准备了。
我由衷地谢了谢他，和他拉了拉手，就回城外皇亭子的那座“寒窑”了。
四
1958年3月18日上午，我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当天下午两点钟，准时赶到城内机关大院“工”字楼二楼会议室开会。我预感：“罪状”早拟好，“宣判”的时刻到了！
我提前一刻钟，就赶到了城内机关大院，独自一人走进了那个会议室。
不一会，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的几十名党员同志陆续来到。他们沿着四边的墙裙，随意找张软椅坐下，没有言笑，一片冷漠，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
其中被挂上“右派”称号的，共有十余人，约占国内部总人数的20％，包括被叫做以我为“主帅”、李耐因为“军师”的“反党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此刻我们都像素昧平生，目不对视，往日同志间坦率友爱的热流“顿失滔滔”。会议室中间，有一张乒乓球台似的铺着白台布的长方桌。桌上搁着一只嘀嗒嘀嗒响的双铃小闹钟。时钟指到两点整，会议准时开始。会议主持人用地道的北京话宣布：“这是处理国内部右派分子的党内会议。受\’二类处分\’的人如果不服从决定，将被开除公职，自谋生路！”接着，就由每一个“右派分子”所在的党小组派出“忠于党”的人，轮流向大家宣读这些不幸的人的《政治结论》和处分决定。每读完一份，都要到会者举手“表决”通过，惟独不让被称做“右派”的人在被开除出党前行使一次党章规定应有的表决权。
在宣读我的《政治结论》时，我注意到：“极右分子”已被改成了“右派分子”，但是其他字句原封未动。让我签字时，我本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那张小纸条，抄上这样的几行字：“我有过严重的错误。但我不是\’仇视党\’、\’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也不同意根据本结论所推演出来的论断。”但是一想到刚才主持会议人所宣布的那个规定-“二类”者如拒绝接受这个决定将被“开除公职”，我极为冷静地估量了它的全部意义。我想：如果我不暂且忍受一下“俯首折腰”的痛苦，我与革命之间的最后一根线也被切断了。而我还是要革命的。在这不露声色地作了短暂的犹豫之后，我不得不勉为己难地签上了“同意”二字和自己的名字。
散了会，有人向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从下个月（即1958年4月）起，155.75元的工资就再也没有了，每月只能拿28元生活费。
随后，我只身孤影地徒步出了城，顺着当年还分上下行车道的复兴门外林荫大道，向皇亭子踽踽独去。只听得干冷的春风，吹得路中间与路边密匝匝的白杨树，发出阵阵呜呜声。似乎苍天也在为我们这些落难的人悲咽不平。
五
的确，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些人竟也会遇到一个“三。一八” ！
1926年的3月18日，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刘和珍等人，因向反动政权争民主、要自由，倒在段棋瑞执政政府门前的血泊中，光荣殒命。事隔32年，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自己党所领导的政权下碰到了“三。一八”，它应该算做什么日子呢？！
我们只不过根据我们的党章与国法，又是在党的一再召唤下，向自己人发出了正当的忠告与呐喊，竟也被当做死敌一脚踢出“山门” ！虽然这与段棋瑞们屠杀刘和珍等人不可同日而语，但一想到今天我们同是革命者而如此作践“同志”这一珍贵字眼的人，是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从内心深处发出尤利乌斯。伏契克临赴刑场时那样的呐喊：“警惕啊，人们，我爱你们！”「注」
10、家庭
一
伟大的托尔斯泰在其巨着《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开头这样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正常国度正常岁月的家庭来说，这论断也许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一旦许多家庭的不幸，不过是同时代政治狂澜中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漩涡，那么它们则不会迥然有异，而是风雨同舟的了。就说发生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的“十二月党人”事件和斯大林式的悲剧，以及发生在同样辽阔的中华大地上的许多类似的悲剧，给多少人和多少个家庭带来的不幸，就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二
1958年3月20日，即本人被开除出党第三天上午，我的妻子从城内新华社机关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当天下午两点，在西单区政府门前会合，办理离婚手续，小女儿归她，大女儿归我。她特别叮嘱：“不要向外婆说，免得她老人家难过。”“外婆”，就是她的母亲，我们都以孩子的口气这样尊称她老人家。老人家小脚，瘦弱，守寡已多年，正随着我们过。一听说我被开除出党，她老人家就哭红了眼睛。
听了妻子的叮嘱，我说了一声“好的”，没说过第二句话。虽然我们已结识多年，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抗美援朝后我又去了越南，从越南回国后又闹过一些小别扭。这一次，在全国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潮中，她若不是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贴出那张令人震惊的说我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大字报，说不定她也会被这场汹涌的政治波涛所淹没。她比我年轻3岁，才27岁，决心和我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本人从小受到的孔孟遗训较深，总觉得一旦结为伉俪，如果没有什么实在过不去的芥蒂，就该白头偕老，同舟共济。特别是想到我们的两个女儿的未来，我就忍不住要流泪！
这两个不幸的孩子！大的叫戴青青，才3岁半，生于1954年10月27日，当时我还在越南，此刻她正在新华社幼儿园；小的叫戴贝贝，生于1957年5月17日，此刻刚满十个月，只会发出惟一的单音-“爸”，由外婆和一位老保姆带着。她们同父同母所生，难道就忍心看着她们这样不会留下任何弥可珍贵的儿时记忆，各奔东西了吗？
可是转而一想，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豪爽的男子汉，宁可独吞苦果，决不牵累任何人。
三
下午两点，我套了一件还是1954年冬天在河内做的海军呢大衣，穿着平时一直穿着的已打了几块皮补丁的黑灯芯绒旧棉鞋，准时到了二龙路师大女附中对面的西单区政府门前。不一会儿，妻子也到了。我们一同走进区政府小院，来到楼下的婚姻登记处。
一位精瘦的约莫40岁左右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从她那饱经风霜的脸色和太行山区的口音可以判断，她也是从老解放区磨炼出来的，说不定过去就做过妇救会这类的事。她得知我们的来意，似乎并不那么乐意地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离婚登记表》。她叮嘱我们好好地填写，尤其关于子女的归属要填写好。
不一会，她拿起我们填好的表，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长叹了一口大气，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说得好轻松！\’两个孩子，一人一个\’！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难道就这么拆散了不成？！\’政治上有分歧\’！什么分歧？不就是提了几条意见，说了几句错话吗？过去为党为人民拼死拼活地干了那么多年，就因为说错了几句话就一笔勾销了吗？！”她的目光离开了手上的登记表，直愣愣地看着我们说：“你们先回去吧，把表放在这里。这件事，不能一下做定论。我们还要慎重研究，还得征求新华社党委的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十来岁就参加了党的啊！我们希望你们自己再冷静地考虑考虑。往后如果接不到我们的通知，你们就不要再来了！”说完，她站起来，向我们伸出了握别的手，又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大门口。
四
我俩双双步行，向复兴门走去，边走边谈，谈谈今后各自的打算，重点是外婆和孩子们的问题。
关于对孩子的抚养和对外婆的赡养，今后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了！我个人今后每月只有28元钱生活费，今后将去何处“监督劳动”，也还是个未知数。不论怎么克俭苦省，每月至多只能省下十几二十元。妻子当时每月78元，除去她个人的必要的开销，只够大孩子在幼儿园的费用。老保姆可以辞退，请她包涵；可是小女儿和外婆怎么办？至于我苏北老家的老母和生肺病的姐姐，以及同样需要我不时接济的几个正读中学的侄儿，只得愧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磋商的结果，惟一可行的办法，只能请外婆带着小贝贝到大连去。孩子的大姨母和大姨夫，都在大连-大姨母是一家中型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大姨夫是一座重型工厂的党委书记，两位都是新四军时代的老同志，工资都较高，但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如能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岁月，那最好不过；如果我们的前景永远不会好转，而他们又愿意把贝贝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也未尝不可。
好，就这么办，等一回到家，就给他们去信。
五
我们出了复兴门，过了三里河木桥，到了钓鱼台南侧。
那时候的钓鱼台，还是满目荒凉的黄土地，水边一角的一座孤零零的小破庙，也快坍塌了，但周围的麦地已开始返青。妻子提议歇一会儿。
我们下了大路，走到麦地中一条荒草萋萋的小土埝上坐了下来。环顾早春景色，我们发现，返青的麦苗丛中散布着一星半点的小荠菜，它们有的在嫩绿的小叶下，已绽出芝麻粒大的小白花，很招人喜爱。妻子说：“咱俩挑点荠菜回去吧？就是炸不了春卷，熬点荠菜粥也是好的。” “好的。”我也装着乐以忘忧的样子随声响应，“在我们苏北老家，这也是逢春必享的美食。”待我们各自挑满了自己的帽子，她用自己的小手绢一起包包好，夕阳已下西山，暮色苍茫了。我们这才继续往家走。
快到家门口，妻子再次叮嘱我：“关于登记的事，你什么也不要说。不然，外婆又会难过得吃不下饭的。”我点点头。但是一进屋，当站在小孩床里的小贝贝又欢快地大叫一声“爸”，就扶着小床栏杆咯咯咯笑着来回走的时候，我顿时苦泪盈眶，疾步冲了过去，把她一把抱了起来，不住地亲她那红苹果似的小脸蛋。妻子在一旁忙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才竭力克制住自己，放下了孩子，背向着外婆进了里屋，迅速抹去了眼眶周围的泪水，不让她看到我脸上的会引起她多一分悲戚的痕迹。
大连方面很快回了信，欢迎外婆和贝贝去。惟一的要求是把贝贝的一切衣物，包括小孩床和澡盆等等最好都带去，免得他们再购置。
说得很在理：孩子走了，我们留下这些东西也用不着。再说，把孩子托付给人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接回来，人家得花费多少钱！何况人家还要单独奉养老外婆。
不日，妻子就带着外婆和小贝贝到大连去了。我带着青青把她们一直送到前门火车站。外婆抱着小贝贝站在车厢门口，教口口叫“爸爸”、“姐姐”，招招小手，向我们告别。我又一次强忍着泪水……
六
她们走了！我独自一人，按第二步计划行事：退掉了两大间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子，把一切家什搬到斜对角另一个楼门里的一个最小的房间里，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为的是每月省下几元房租和水电费。当新华社决定4月7日上午，我和另外五名受“监督劳动”处分的“右”字号人物去北大荒时，妻子也从大连回来了。看得出，她似乎也很难过。
离京前夕，我与妻子躺在床上久未成寐。承她雅爱，她让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
这奇怪吗？
不奇怪。在吃“新闻饭”之前，我和她分别在新四军不同的文工团干过几年。
她跟随部队北撤山东后，她所在的那个文工团留在苏北敌后的许多同志，和我所在的文工团合并，这大有助于我们在打进南京后一起做新闻工作时的相互了解。她会拉二胡，同时认为我的嗓门儿还凑合，往往兴致一来，就拉起二胡让我唱，而且常常让我唱她最爱听的歌剧《甲申记》中的《圆圆曲》……
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为避免胜利冲昏头脑，苏北新四军许多文艺团体纷纷上演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城不久即失败的历史剧。其中最着名的是夏征农编剧、沈亚威作曲的歌剧《甲申记》和阿英写的话剧《李闯王》。《圆圆曲》为《甲申记》剧中人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所唱，其内容是婉劝李自成手下的骁将刘宗敏不要对她无理，以免激怒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词曲如怨如诉，哀婉动人……
妻子自己，音色略带低哑，但对音律的掌握和情感的表达，倒也小可人意。据说我到越南完成了奠边府决战的报道任务后，新华社欢送几位记者去越南，她在大家的要求下，曾相当动情地唱了苏联的这样一首歌：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那时她正怀着我们的大女儿。我相信她在那种场合下单单要唱这支歌，确是出于纯真高洁的情爱的。很可惜，这情爱经不起霜打雪夺而犹如昙花一现。在这迟早总会天各一方的时刻，她要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与其说旧情难忘，不如说留个无形的纪念吧！
她怕隔壁的新邻们听见我的歌声，暗笑我们这是“望乡台前打溜秋-死中作乐”，特地要我“轻轻地唱”。我轻轻地唱了，先唱了朝鲜的《春之歌》，继而唱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我们怀念雅拉玛》，最后才唱了她最爱听的《圆圆曲》。
《圆圆曲》的歌词大意是——今朝啊今朝，旧江山换了新主，正欲把基业稳固，莫国妾逼反了儿夫。
他见我，在田国丈府；他迎我，用油壁香车；他别我，因兵书频催；他约我，永不相误；他爱我，如掌上明珠。
只怕他，听说奴被将军掳，他就要冲冠一怒，六军编素，勾结满番胡奴。
将军——目前边患正猖撅，遍地疮痍犹待抚。
将军啊将军-奴似落花流水任漂泊；你好比东方旭日初升，莫被奴这乌云遮住……
我唱完了，她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她的心头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滴血。
七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与同志们乘坐带帆布篷的大卡车进城。在人们熙熙攘攘地急于买份早点就去办公室的机关食堂里，妻子特意多买了几个咸鸭蛋和几根广东小腊肠，陪我共进也许是分手前的最后一顿早餐。
早餐后，我们去北大荒的六个人-对外新闻编辑部编辑。着名历史学家陈寅格的侄儿陈封雄，对外新闻编辑部英俄文业务干事梁昌荣，参考资料编辑部编辑、一度担任过国民党行政院长的俞鸿钧的外甥陈亮，地方新闻编辑部编辑方约，新闻摄影编辑部编辑杨迎先，以及我本人，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和书箱，等等，登上了一辆陈旧的也有帆布篷的美式中吉普，直开前门火车站。
车子快出新华社南大门时，我才从车后发现新华社机关党委的几位男女工作人员，在大铁门里面的路边上向我们挥手送别。
这时，还可称做我的妻子的她，也匆忙赶来站在一边，默默无语地向我挥了挥她那小巧的手。我一下从一边的侧座上躬着腰站了起来，一手紧抓着车后的栏板，一手伸到帆布篷外，像要划破空气似地使劲挥动着，大声呼喊着妻子的名字- “再见了-青青-拜托了-”直到车子拐上了国会街[注]，顺着宣武门里的城墙向东开，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才返回自己的座位。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同遭这种不幸的家庭究竟有多少？谁能说得清？！
名扬中外的新华社：再见了！ 古老美丽的北京城：再见了！ 此去能否复归，谁能为我们掐指一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