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说的是亚当•斯密在中国搞学术研究面临的致命的政治风险。可是，这不是亚当•斯密生活在中国的全部风险。斯密是人，在他的学术研究之外，他还需要有经济和物质保障方面的支撑，解决衣食住行。历史上的斯密，在他的祖国过得非常惬意。有遗产继承，衣食无忧，不为米折腰，不为房苦恼，生活安逸宁静，这些方面确实有利于做学问。这样简单的要求，中国至今尚不具备。当今中国，每一寸土地上都充满喧嚣，甚至难以找到一片能让学者心灵宁静的栖身之所。斯密若在中国，他继承的财产恐怕早就被“共产”了，他会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大军中一名普通成员，缺乏经济积累。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他前半生，他会被动地卷进政治运动的漩涡里，找不着北，在迷惘和惊恐中，瑟瑟发抖，他那“思想反动”经济文稿《国富论》也不能出版，只能束之高阁，任由老鼠去啃啮；在他后半生，是中国的发展经济时期，他多半会被动卷进经济的漩涡，寻找物质和生存资源，绞尽脑汁，为稻粱谋、为住房谋。本篇，主要说的是斯密所临的经济风险。这里假定：因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逐步告别了极左，他的《国富论》文稿终于能够在中国公开出版了！假定他还健在，那么，这本好书（此书被后人评选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之一”，说明它的确是好书），它的出版能够给斯密这个作者带来切实的物质利益、能让斯密过上安稳日子吗？

一、写出《国富论》的斯密，在中国也难摆脱贫困的窘境

在当代中国，写书人的生活总体上是过得不太好、太不好。中国作者们的处境堪称清苦。尤其是写纯学术、写哲学著作的作者。斯密的《国富论》当然是纯学术的，也可以说这书是经济领域的哲学著作。总之说来，像《国富论》这样每一个章节的标题以“论”字作开头的、用词枯燥的书，国内出版社是不大愿意接手承印的，通常会要求作者先掏几万自费出版，印个一两千册，这种情况显然太惨。当然，说乐观的一种情况：假如出版社慧眼识珠，愿意动用出版发行的全部资源在这本书上赌一把，通过市场运作使该书在市场发行量大起来，假定发行到100万册，中国的斯密他的日子会好过起来吗？

基本上不会。在中国书市，作者地位一直是弱势的、受欺凌的。以此，斯密在此书上的经济前景也不容乐观。何以见得？下面我来“举例说明”：儿童畅销书作家郑渊洁讲过他的一个故事：他的一部童话书印数近百万册，他感觉挺好。可是某一日他接到一位小读者提供的绝密情报（小读者是郑的粉丝，也是该书发行负责人家的孩子，掌握印数这些核心数据）：说郑的那部书的版权页上标明的印数是假的，实际印数比这大得多，并寄来了证据。郑先生凭此交涉，出版社不得不向他补缴了大笔偷漏的稿酬。

还有一个例子：李昌平先生写了本《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书，是近十年来“三农”研究领域内著名的畅销书。最早负责发行该书的书商以7万册的印数给李先生结算报酬，这是近十年来该书的累计印数。以此，李没有说什么。可是有懂行的朋友为李先生鸣不平，通过摸底认为该书发行商在这本“说实话”的书的印数上“说假话”，认为该书印数应该不少于百万册。——为谨慎起见，我这里打个七折，估算“说实话”这书卖了70万册。发行商却仅仅以真实印数的十分之一——7万册——来支付作者报酬。靠瞒印数吞噬作者的十分之九的写书收益。可见：在中国全社会的不诚信的大背景下，在发行商对图书作者揩油的常态化的行业背景下，即使是一个畅销书的作者，斯密也很可能所得无几。可能写书期间的生活费都挣不回来。

当然，我把斯密在中国的境遇说得太灰暗，斯密的拥趸恐怕不能饶我。还是说乐观些：发行商在出《国富论》的时候，对斯密没有玩潜规则，实事求是地按照印数支付报酬，每本书给斯密抽2-3元人民币的版税。这样的学术书，出100万册，属很乐观的估计。我们来算一算，2.5×100万=250万。

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国富论》稿酬收入为什么换京城的一套房子都悬？

各位是否知道斯密写这部著作用了多长时间吗？——有资料说用了24年。包括构思用去12年，修改又用了12年。看了这本书的人，都能够理解撰写这本书的工作的繁重。说它需要大量时间投入是不奇怪的。这里，我对于它成书的时间依然打一个折扣：假定他从文章构思→到组织材料→到书写完成，总共只用了10年。他用这10年的呕心沥血的劳动所得，用写书的稿酬去买套房，比如，他想在离温家宝的办公室两三公里处的地段买一套120平方米的中等户型的房子，且同时配套一个中等档次的装修、购置一套中等档次的家当。凭《国富论》所得收入，他能实现这个购房计划吗？

基本上不能。这个地段的房价如今是每平米超过3万元人民币。保守估算，置业的总预算大约需要500万元人民币。他拼命十年，冒巨大风险写书挣的钱，显然还不足以拿下这样一套房子。就是说：他侥幸没有在阶级斗争年代被打死，他也有可能在改革开放年代穷死。——还需要解释一句：斯密先生可是一位羞涩腼腆、性格怪异、不会来事的寂寞男人。这种人在中国要划在那种混不开局面的类别里。这样的天生劣势，无疑会加剧他生活的困苦。

我们知道，在亚当斯密划时代的理论《国富论》的指导下，他的祖国政府率先在全球把他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国家治理的制度设计中，由此带来了英国乃至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财富空前、持续的增长。如果试图想算出《国富论》的思想价值，这太难了，只能说无价，只能说，起码这个数字单位要以“万亿”来计，货币单位以“美元”来计，时间单位以“每年”来计。这组对比，让人深思。俗气地说，斯密的思想如此“值钱”，但是如果他在当代的中国，刊载如此“值钱”的思想的书，可能还换不来京城中心区一套中等面积的房子。这是一个荒唐的悖论：能够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引擎的一个人，在中国他可能独自在穷困中煎熬。广义上，他创造的财富可敌一个国；现实中，他书写的著作换不来一套住房。在中国，学者、学者的成果，都太不值钱。所以，如果亚当•斯密生在中国，他的命运注定会非常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