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政治命运的民间力量普遍有两点共识：第一，中国问题成堆，大变在即；第二，中国问题的解决不再依靠执政者，而是要靠民间努力。这次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结果再次印证这些结论。
五中全会回避内外交困问题
有专家曾经说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中共执政带来的红利在○八年奥运会达到顶峰。以后，中共执政将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崩塌在成堆的问题中。事实上，中共执政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奥运会前就很严重，从广东雪灾、拉萨流血事件，到川震暴露的问题、杨佳刺警引发的民众好评，都表明中国执政党的腐败、无能和不得人心。然而，这些问题当时还可以被执政者利用奥运会的动员声势和浮华加以掩饰。二○○九年，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乌鲁木齐事件和通钢事件则显示，中国的矛盾和问题造成的社会不满已经白热化到爆炸性边缘。二○一○年这些问题继续恶化，连世博会这样的据外国人说是今后几十年无法再现的盛大成就，也不再被观察家作为审视中国发展的证据。
二○一○年的中国在内政问题持续恶化之际，国际环境也戏剧性地逆转.二○○八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快速脱困的中国政府，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讚誉和寄予希望，而且中国模式一度还进入主流经济学界的视野。然而，中共在国际讚誉中表现出的自大和霸道，很快让国际社会明白了，中共并没有在二十年的发展中接受国际关系准则，强大的中国将挑战和改写国际社会规则.二○一○年，国际社会不再继续为和平演变而迁就中国的照顾性政策，而是在所有方面坚守国际社会规则.於是，中国在主要国际组织及双边关系中，特别是与发达世界和周边关系中，都出现麻烦和冲突。连重新执政后倾心结好中共的台湾国民党，今年都在一些抗战史问题上与大陆高层公开叫板。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当出现这些内政外交问题时，观察家们可以期待执政者在重大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并制定解决方略。此次中共五中全会前，各界都期待着中共能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一些善意媒体甚至希望，中共能够採纳各界的共识，将政治改革提上执政日程。然而，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却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触及。日程表上只有僵化不变的老调子：继续执行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在转型发展中消化存在的问题.而几乎所有专家都知道，上述问题正是邓小平的片面改革开放的发展方略造成的；不改变这些方略，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胡锦涛掌控最高层的日程表？
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方略的实质是，以威权暴力强制维稳，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快速发展，消化问题.在去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的具体措施是，通过强化党对国家、社会的政治、组织和思想控制来确保稳定，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这次十七届五中全会则通过加强宏观调控、经济转型、技术创新、国民收入再分配等措施建设小康社会。纵观这两方面具体措施，胡锦涛实际上扭转七十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方向。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於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在政治上扭转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方向，重建党政经合一的政治专制体制。这次五中全会上的一系列措施是在经济上“国进民退”，扭转八十年代以来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建立国家对经济过程的绝对控制体制；与旧体制相比，只是没有指令性计划，而且不对具体经济行为的过失承担责任。
尽管十七届五中全会全面倒退，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人们普遍不对中共抱期望。会前，人们对五中全会最大解读看点是：权力交接引发的派系争斗能否为政治改革提供契机？就此而言，五中全会也不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现代社会的和平政治改革契机一般需要高层分裂，而这种分裂通常发生在两种情形下：第一，出现重大危机导致谁承担责任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高层争论撕裂高层；第二，最高权力交接的继承关头各派争夺最高权力而大打出手，某派别为动员政治支持而提出新国策。中国目前两种情形的条件都具备了：治理危机与高层权力交接。不过，危机和继承引发的高层派争能否导致政治改革契机，并不只有肯定的答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权力交接虽然也有权力之争和大规模人事洗牌，但没有任何改革的契机.这次五中全会表明，胡锦涛可以掌控最高层的日程表，压制对危机的讨论，避免此时出现分裂。但他无法阻止高层权力交接出现他不喜欢的结果。他成功地在四中全会上阻止别的派系提出的习近平进入军委，但这次却不能如愿，习近平进入了军委，胡锦涛不能完全掌握中共高层的日程表。
政改的真正契机还是在民间
在五中全会的场外，胡锦涛更无力维持高层的一致，高层分歧甚至公开化。温家宝总理今年八月至九月，不顾国内外的普遍猜测和多种解读，连续八次在重大场合竭力发出政治改革的呼声，几乎给人要对保守派摊派的印象。刚刚进入军委的下一任权力核心习近平也发出公开谈论“权为民所赋”这一曾被胡锦涛严厉惩罚的说法。温家宝不关心权力交接后自己的权位，他是从应对目前的困境问题和危机而力主将政治改革作为出路的。习近平则有通过发出不同声音为自己继承权位争取政治支持的可能。也就是说，从五中全会场外看，今天的中国危机和继承都已经导致高层出现为改革提供契机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正在趋於公开化。当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断言胡锦涛就是反对政治改革。因为温家宝的某些讲话应该得到他的默许；至少新华社通稿应该是经过他才能发出的。也许，他只是因为平庸和僵化而回避政改；以后当局势逼迫他必须做出表态时，他还有做出正面姿态的空间.
另一方面，温家宝也很可能并没有什么为了政改而与保守派摊派的政治运作，他也许只是在退出政坛前为历史名声而与暴政划清界限。习近平也许只是为了继承权位争取政治支持而暧昧地发出些信息；他并没有将政改作为政治纲领.如果这样，这些高层声音只是杂音，不是高层权争为政治改革提供契机的徵兆。
中国政治改革的真正契机还是在民间.江泽民时期造成和积累的问题，在胡温执政期间全面恶化和转化为治理危机.在执政者不愿或无力解决问题时，中国民间力量为解决这些危机作出大量的努力。而且在困难和打压中，中国民间力量政治上迅速成熟，由寻求非政治的专业化运作走向政治共识，《○八宪章》是中国八九后成长的民间力量的宪政民主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表明，这一政治纲领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敬，并将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二○一○年中国民间力量以新技术手段为依託，发展出各种非暴力抗争形式，正在年轻一代中迅速传播民主自由理念并将他们动员进各类公共事件中。大量公共事件已经由孤立事件发展到有固定话题、有领导和组织、有经常性活动形式、有资金来源、有社会基础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随时都可能转为政治风潮。
根据中国国情，一旦大规模政治风潮出现，高层分歧会在压力下转为分裂的动力，成为政治转型的条件。那时，中国将会出现真正的政治转型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