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六四之后，整肃开始。“6月5号军车开进了各大学校园。记得我那天还到北大去了一趟，当时北大校园广播站还在广播一些死伤信息和演讲。后来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军车进校园了。顷刻之间，呼啦一下，人群就作鸟兽散了。估计也就二三秒钟的样子，几千人眨眼的功夫就没了！全跑光了！满地都是鞋子、倒下的自行车。当时就是这样恐怖！我站那里看了半天，也没看见军车来。就这么一个传言，就把人群吓成这样。后来回想，可能是便衣做的一个试探，看看当时学生的心理反应状况。”
胡石根是6月11号离开北京的，当时北大、人大、清华的很多学生已经被通缉了。“我原想直接跑到广州，结果到武汉时火车就不通了。武汉市民把武汉长江大桥给封了，从北到南的车只能在大桥以北停下来，从南到北的只能在大桥以南停下来，南北交通断了。北京已通缉学生，几十万武汉市民却还大游行呢！集体抗议李鹏政府。陆路不通了，我们改水路，雇了一条船。当时我们一行几人，有老师，有学生，发生了争执。有的说应该到广州，再到深圳，当时那边是有人接应的，要保存力量。有的说，事情起来了，你们都跑了，留下我们老百姓受苦，要落人谴责的。最后形成一个结论，让能走的人尽量都走。我最后没走，乘船渡到南岸后，坐火车回老家了。到南昌没几天，单位打电话让我回去。当时语言学院有一个国家级研究项目，我是这个项目的一员。这个项目已到扫尾阶段，要我回去完成，于是在家没呆几天就回校了。结果一回去就向我宣布不准离开校园，说如果离开校园就会被抓捕，到时候学校就没法管我了，同时宣布我停职反省，让我到一个资料室去上班。”当时单位有审查办公室，公安局也来学校询问，查了将近一年，学校最后给了胡石根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四、组党和入狱
这资料室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在这期间我倒是有大量时间系统地读了社会党国际的有关文件。社会党国际是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参照社会党党纲，我就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党纲。然后就开始找人，邀其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我们学校的王国齐，是我招募的第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党员。六四后他被关了八九个月，回单位后就被开除了。后来招募的党员差不多都是参与六四的人，刘京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一年不到，我们就招募了近三百人。李海、江棋生等也参加了最初的组党活动，但他们认为搞组织很危险没有入党。李海原是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六四后也被抓了，出狱后留着大胡子。我们总结八九失败的教训，认为正是因为没有坚强的民主政党和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才失败的。记得八九学潮期间我三天没去北大，再去找杨涛（学生领袖），他们就说杨涛不够格，已经被他们赶下台了。我当时还笑说他们这改朝换代也太快了！现在回想，学生都是很单纯的，可只有单纯的理想是不够的。”
刘京生在胡石根入狱12年之后写过一篇文章《胡石根，你还能活着出来吗》，回忆了二人相识和交往的点滴往事。“我与他（胡）第一次见面是1989年5月的一天，当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学生宿舍28楼前的一小块空地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周围有不少热血青年在认真倾听，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胡身材瘦小，个子不高，衣着随便，其貌不扬，而他的演讲却充满激情，诚恳而又深刻尖锐，似乎洞察一切。你一定会被他吸引，被他感动，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六四之后，很多人感到无助和无奈。“许多人开始放纵，开始享乐，开始沉沦，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人们似乎很快就忘记了六四，忘记了那些死去的人。就在这时，胡石根找到了我，直截了当地问道：‘是否希望做点什么——为那些死去的人？’我被他的热情、直率、信任、真诚所打动，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愿意做些有意义的事，不甘沉沦。’这一天，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刘京生继续写道：“这之后，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自由民主党。我为自己能加入这个组织而感到自豪，并永远的记住了这一天——1991年1月7日，正是我37 岁生日的第二天。”“此后我们共同创建了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心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当时最安全的选择是广交朋友，蓄势待发，但最终他们选择了风险度最高但又最迫切需要的秘密组党。“在胡石根看来，在当时的背景下，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刻，在几乎没有人肯为中华民族担当道义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出来。”
1991年的十一、元旦、春节期间，胡石根和他的同仁王国齐、王天成、康玉春、陆志刚、安宁、陈卫、陈青林、刘京生等人印刷、张贴、邮寄、散发了大量揭露残暴、传播民主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是胡石根起草的。“在我（刘）看来，我们做得还不多、不够、不好，还想大张旗鼓、狂飚突进地干一番。这时胡石根及时提醒我：‘我们也许做得不多，但是我们做了。我们都是铺路石子，有可能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但我们无愧——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的良心，无愧于死去的人，也无愧于自己，这就够了！’”
刘京生评价胡石根凡事观点深刻而鲜明，“毫不掩饰，能说服的说服，不能说服的求大同存小异，从不强求统一。在我们之间，争议不可避免，可他从不因观点的不同而疏远谁。他真诚地对待所有的人，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信任与爱戴。……眼见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白发也一天天多了起来，而此时他还不到37岁。我对此常常感慨，感慨他生不逢时，感慨他不得不用最原始、最落后的工作方式（骑一辆破旧女式自行车穿梭于京城的角角落落）来抗衡武装到牙齿的既得利益集团。”
胡石根为中国自由民主党起草的党纲和工作文件，讲到了几条重要意见：一、人民组党、多党竞选是必要而且是可能的。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选择，是大势所趋。二、要重视民族问题。把民族问题与民主运动有机的结合起来，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新疆、内蒙、西藏、台湾等矛盾冲突较为激烈的地区。三、民主运动的开展，主要依赖国内的政治组织、政治力量，依赖广大的民众。四、开展工人运动，重视公民维权，建立独立于当局的工会组织，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五、鼓励有政治信仰、政治热情的人做一个职业革命者、职业政治家，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1990年开始建立政党组织，到1991年就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这时我们才知道北京还有另外一拨人在搞政治组织，叫做中华民主进步同盟。有康玉春、陈青林、陆志刚、安宁、陆明霞，他们那拨人都是八九的学生。通过高玉祥和陈青林的接触，他们也知道我们了。我们相互联系，彼此加入。到了1992年初，我们又成立了中国自由工会。加入的人多了难免鱼龙混杂，事实上八九的时候官方已在学运中安插了不少线人。他们打入学生内部，游行时他们也跟着游行，后来被抓时他们也跟着一起被抓，不过抓进去一两天就放了。这些人表现得很积极，抗议比谁都坚决。”
“六四后我们经常有活动，搞组织联络、印刷、张贴、散发、邮寄传单等等，需要很多人来做这些事，这样就到了1992年六四前夕。当时我们准备在全国搞一个轰动性的纪念‘六四’三周年的活动，至少北京、上海、广州等五大城市一起搞。外地同志都到北京来领取大皮箱，大皮箱里装的都是传单。在北京，我们当时准备用航模直升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航模直升机是从香港用集装箱发过来的，先发到深圳，再从深圳拉到北京，然后直接拉到康西草原，在康西草原组装和试飞。航模飞机的载重大概是65公斤。天安门广场东南面附近有个石碑胡同，那里有一个旧的二层洋楼。我们租了它的二层，准备就从那个二层楼顶起飞。事实上我们的飞机在六四前一周就被破获了，根本没飞成。我们中间一直有官方的线人。紧接着，外地到北京来领传单的人一到北京就都被抓捕了。”
胡石根他们在丰台东高地开了一个卤鸭店，前院卖卤鸭，后院除了做卤鸭，还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机。“当时那机器要几万块，还是很贵的。航模飞机大概也要十几万。这次抓捕，把我们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广州、新疆、成都、内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我们是5月27号被抓的。5月25号那天，警察到了卤鸭店，掀开帘子一看就看见了速印机。当时印传单的人很紧张，但警察当时并没有动手。于是卤鸭店的老板就想把速印机藏起来，殊不知早就被人盯住了，就看他们往哪里藏。到27号，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东西藏在某处了。我就问：‘你们还没走啊？’情况很危急，我们赶紧通知人，什么也不要干了，快快躲起来再说。27号晚上，我到宣武区西便门附近跟高玉祥见面，分手后走到儿童医院，警察就把我抓住了，直接送到安全局的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在丰台区大红门，靠近铁道线，旁边就是农田，那里有个村子，村里有一个二层楼，外表看像个招待所，到里面才能看见挂的牌子。我在那里从5月27号呆到6月10号，之后就转到秦城监狱去了。在秦城监狱呆了3个多月又转到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呆了3年，最终定我两项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3年，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0年，两罪合并执行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五、破碎的家
2005年和2008年，胡石根两次获得减刑。2008年5月，他被从北京第二监狱调到北京市未成年管教所。那里有个北京市回归教育中心，所有待释放的人回家前3个月都要到那里接受回归社会的教育。“本来我应该在5月底回家，他们却故意拖了3个月，直到8月24号奥运结束才让我出狱。我是8月26号回家的，被关了16年零3个月。在监狱吃的苦我不想细说了，尤其是在看守所，以后有机会再聊吧。那是太痛苦、太难以述说的一个过程。”
母亲1999年去世，胡石根在狱中没有获准参加葬礼。“我坐牢，母亲眼睛都哭瞎了。坐牢期间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母亲死了，2003年妻子又和我离了婚。探视时间没有合法的亲人探视，后来我的一个弟弟就在北京长住了下来，每月去监狱探视我。我有一个女儿，现在北师大读大三。我出狱后，老岳母请我吃过一次饭，与女儿和前妻见了一面，后来就再没见过。在监狱服刑期间，她们去监狱看过我。现在我什么也给不了女儿，等她将来走上社会了，再自己去判断她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胡石根的前妻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职工，1981年到北大进修时两人相识，那时胡还在读本科。“我们是在我已坐了12年牢之后离的婚，主要是为了孩子。其实还在看守所的时候我就提出过离婚，说孩子你能带就带，带不了就给我的兄弟姐妹，她就哭。我兄弟姐妹多，肯定没问题。我们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很亲密，他们都很关心我，他们的孩子也都很尊敬我。后来前妻还是舍不得，一直自己带着孩子。现在她好像还是一个人，跟老岳母住。后来我打过几次电话，说想去看看老岳母。老人说不用了，都看过了，你只要没什么事就行了，我们就不用你管了。我想那就算了，人家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规律，我再去打扰反倒不好，何况现在我的生活还是动荡不定的。”
胡石根原先住在语言大学的筒子楼内，现在那房子都改成了学生公寓了。如今他住在北师大东边的一个公寓楼里，属于西城区。那是一个两居室，与另一个人合住。“出狱后他们（警方）把我安置在这里，包括装修（只在他那间房子里简单地铺了地板）都是他们弄的。整个这个房子，从里到外都是被监控的，让人想起前一阵风靡全球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我们现在进行的访谈，说的什么话，肯定是百分之百监控，你现在就可以跟他们（指监控窃听者）打招呼。这个房子是语言大学和海淀区公安局合谋搞的，借我出狱之机，把我从学校弄出来，不再让我回到学校住。我本应回海淀区，但是他们硬把我安置在西城区。我不愿意，可也没办法。西城区的政治犯比海淀区少得多，把我安置在西城区为的是减轻海淀区警方的压力。西城区实际上是很烦的，他们认为海淀区把这么大一个雷丢到这儿来了。出狱两年多了，至今我也没办户口登记，户口本、身份证都没有，生活极不方便，连银行开户都办不成，出行更是很大的问题。没有户口也就无法办理生活最低保障。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生活主要靠亲友接济，无法通过银行，只能当面转交，非常麻烦。这种状况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囚禁。没身份证，没户口本，你就不能找工作，没工作你就没有生活来源。出门就得花钱，没钱你就出不了门，他们就是想用这种办法把你限制住。”
真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本来我们这些人出狱后是要参加所谓社区矫治，按规定这期间要写思想汇报之类的东西，现在我被卡在中间，哪儿也不属于，这样一来就没人管我了，思想汇报都不用写了。不过，到了敏感时期就没有真空了，24小时都有人盯着，有时他们就坐在你们坐的这个沙发上。这个楼还专门为我的入住安装了探头，每天的电话，约见了什么人，他们都一清二楚。今年春天‘两会’期间，美国之音、法国电视台等媒体来采访我，他们都知道，拦不住人家。我呢，只要你能来，我就接受采访。有朋友劝我出国，不过我没有这个考虑，一出去肯定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是基督徒，每个星期天要去做礼拜，他们有时想管也管不了，但有时他们就蛮横地拦着我不让去家庭教会。”
胡石根2010年8月6日由袁福声牧师（袁相忱牧师之子）施洗归主。几乎同时，他与滕彪等其他5名中国异议作家同获赫尔曼-哈密特奖，胡石根把这看作是主的恩典。现在，他参与了一个访民维权律师团。这个律师团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公民律师，没有律师证，但关心访民事务，胡就属于这样的公民律师；另一部分是被吊销了律师证的律师，仍然可以为访民提供法律服务。“这个律师团的人大多数都是义工。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访民的上访材料。除了这些，我还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毕竟坐牢16年多了。现在我24小时都觉得不够用。”这正如《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应许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愿上帝多多赐福于胡石根弟兄！
（全文完）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