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西北部，有个名叫“青海”的省份，地处边远内陆，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因此，她常常与荒野、牧场、羊群、民族风情等联系在一起，为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们带来某种浪漫的遐想。
然而，虽然有个美丽的名字，历史上青海却一直是囚犯流放地。即使在现代，青海也是关押重犯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大批汉藏囚犯被关押在青海的劳改营里，汉族囚犯中有大批被称为“右派分子”的民族精英，藏族囚犯中却有许多被称为“叛乱分子”的底层人物。这些人原本是安分守己的读书人、牧人和农人，却被一场历史狂飚席卷而去，犹如狂风中的沙砾，落到了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这些囚犯有许多没能挺过刑期。在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有大批汉藏囚犯饿死，埋骨荒原。
90年代以来，青海的藏区成为旅游胜地，来自汉地和国外的旅游者蜂拥而来，夹杂在西藏朝圣者中间，享受远离大都市的宁静。他们或许不会想到，对于贫穷的当地人来说，这种宁静意味着什么。就像此刻，在达兰萨拉的一家餐馆里，面对着昔日的牧羊孩子，我只能从他平静的叙述里，想象他的童年。
牧羊少年塔丁才旦坐在山坡上，望着白云在空中悠悠飘过。天很蓝，草很绿，羊群在牧场上低头吃草，偶尔有只羊抬起头，咩咩地叫几声。那一刻，如果有内地来的游客路过，一定会举起相机，对着牧羊少年和他的羊群猛拍一气，然后把照片放在网上，感叹藏区风光如画，羡慕牧羊人生活悠闲。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牧羊少年心事重重，觉得自己生活单调，前途无望。他想：难道就这样，一辈子放羊？可是，除了放羊，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是个孤儿，又是文盲，既没有家庭背景，又没有文化知识，前途在哪里？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塔丁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牧人家庭。4岁时父母离异，他和双胞胎兄弟由母亲抚养长大。兄弟很小的时候，因病双腿瘫痪，家里一贫如洗。塔丁11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兄弟俩只好跟着舅舅生活。舅舅是木雕匠人，一手技艺得自家传，可是木雕手艺养不了一大家子，舅舅家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没钱交学费，塔丁和表兄弟们都上不了学。母亲在世的时候，尽力想让儿子上学，可是塔丁只读了一年书，母亲实在无力让他继续上学。塔丁只好离开学校，此后再也没有进过校门。
多年来，报纸上常常报道，几十年来，中国政府给了西藏几十亿人民币的财务支持。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在汉藏两个语境里，“西藏”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藏人的西藏概念偏重于文化和传统，对藏人来说，“西藏”包括所有同文同种的西藏人，他们对“西藏”的认同更注重共同的信仰、语言、文字，因此，在藏人看来，康巴人和安多人都是“藏人”，藏人地域的范围则不言而喻——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自然都是“西藏”。汉人的“西藏”概念则偏重于行政地域，也就是说，只有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才是“西藏”，其它地方的藏人只是生活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少数民族。汉藏双方对“西藏”这个概念的认知差异，产生了许多误解，误解又导致了一连串冲突。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务支持，并不涵盖西藏自治区之外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且不说财政拨款大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和政府机构的运作，包括援藏干部的生活补贴，即使是用于改善藏民生活的款项，与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也毫无关系。昔日的康巴和安多地区，现在分属青海和四川，那里的藏人并不因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资助而受益，因此，即使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仍然有不少藏人的孩子因为父母付不起学费而失学。塔丁才旦和他的表兄弟们，就是这样的状况。
13岁那年，双胞胎兄弟也病死了。舅舅一家成了塔丁仅有的亲人。为了帮舅舅贴补家用，塔丁11岁就成了放羊娃。他每天赶着羊群去草场，闲得无聊就唱歌自娱，或者找块石片在岩石上刻刻画画，捡根树枝当笔，在地上画图。树、云、花、羊，他用他的方式，画自己熟悉的一切。有时候，天气不好，羊群没法出去，塔丁呆在家里，跟舅舅学木雕。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一转眼就是6年。在贫穷和劳作中，放羊娃长成了英挺少年。
17岁那年，塔丁做出他一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他要到拉萨去闯荡一番，看看有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藏语中“拉萨”这个词意思是“圣城”，她是藏人心目中神圣的城市。塔丁当时不知道，圣城拉萨还是前往印度的出发点。许多西藏流亡者的流亡之路，就是从拉萨开始的。
牧羊少年带了一点点钱，告别舅舅一家，独自从青海出发，前往拉萨。到了拉萨，他只剩下8元钱。塔丁在拉萨人生地不熟，无亲无故，投靠无门，真正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塔丁走进一家小餐馆，拿出最后一点钱，买了点吃的。吃完，他恳求老板给他一份活儿干。老板见他身体不错，能干活儿，吃得了苦，就收留了他，让他在餐馆里打杂，工钱虽然不多，但吃饭总算有着落了。牧羊少年绝处逢生。
在那家小餐馆里，塔丁什么活儿都干。他一边打杂，一边偷师，有空就看厨师怎样做菜。一来二去的，他学会了大厨手艺。一年后，来自青海的牧羊少年成了拉萨的餐馆厨师。
在拉萨，塔丁开始听说一些有关达兰萨拉的事儿。有些从印度回来的人私下里给他看达兰萨拉的照片，告诉他达赖喇嘛就在达兰萨拉。人家还告诉他，在达兰萨拉，他不仅可以学佛法，还可以免费读书，学藏文和英文。
“在家乡你知道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吗？”我问他。“达赖喇嘛当然知道，但是不知道达兰萨拉。”他说，“那些事儿，大家都不怎么说。你知道……这种事，你就是知道，也不会轻易跟人说，弄不好……谁知道人家会不会告发你。”他咧了咧嘴，想笑又没笑出来。我也曾经历过对自己的亲人也不敢说真话的时代。我点点头，刚要说“我明白”，又咽了回去。身为汉人，我能够真正明白他的心情吗？也许，我只能尽量去理解，更多时候，我只能静静聆听，默默记录。
有关达兰萨拉的事儿，零零星星传到塔丁耳朵里。他不识字，没法读书，从朋友们那里听来的信息七零八碎，拼凑不出全貌来。塔丁只记住了一点：在达兰萨拉，可以免费学英语。“你为什么想学英语？”我有点好奇。“英语太重要了。”昔日的牧羊少年很认真地回答我。
从青海牧区到拉萨，对塔丁来说，是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祖父辈的时代，拉萨还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是藏人心目中的圣城。现在，拉萨已经不再是圣城了，她已经变成一个世俗城市，一个世界性的旅游热点，城里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不过，对塔丁来说，拉萨是一个窗口，透过这扇窗子，塔丁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要与那个世界接触，他必须学会使用那个世界的语言。“再说还可以学佛。在家乡也学过一点点，但是，在家乡学不到真正的佛法，大家只是去拜佛，并不懂佛法。”塔丁加了一句。
在拉萨，塔丁做出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重要决定：要去达兰萨拉。他不知道达兰萨拉是什么样子，在那里怎样谋生，能不能找到出路，他只知道，他要去拜见达赖喇嘛，然后留下来，学英语和藏语。
去达兰萨拉除了危险，还得花钱。从拉萨到尼泊尔，路上吃喝开销以外，还得花3000元左右人民币雇向导。由于没有护照，进入尼泊尔属于非法偷渡，到了边境，一旦被尼泊尔警察抓住，得拿钱打点警察，算是买路钱吧。西藏方面的向导只带到中尼边境，过了边境，还得再花几百人民币雇尼泊尔方面的向导，这些人熟知当地的情况，能够避开各种危险，把逃亡者带到边境城镇，从那里搭车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不过，决定出走印度时，塔丁并不知道这些具体细节。他只知道要花不少钱。
厨师塔丁省吃俭用，拼命攒钱。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估计钱差不多够了，20岁的塔丁辞掉工作，背上一袋糌粑，带着简单的行装，朝喜马拉雅山南走去。那是公元2001年11月，西藏高原最冷的季节。
二
喜马拉雅山脉全长约2400公里，最宽处达330公里，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由三条并行的小山脉合成，这三条小山脉从北向南，分别称为“大喜马拉雅”、“小喜马拉雅”和“外喜马拉雅”。“喜马拉雅”这个名字源于梵语，意为“雪居”。梵语中的“喜马”（Hima）意思是“霜雪”，“拉雅”（Layan）意思是“居所”。印度神话里，喜马拉雅是冰雪之神喜马瓦特的居住地。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一些雪山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和苯教共同的圣山。
喜马拉雅山脉犹如一道巨大的屏障，隔开了印度次大陆和青藏高原。山脉由西向东，串联起不丹、印度、中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6个国家。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中，地壳凸起，折叠扭曲，分崩离析，迸裂出无数条长短不一的大裂缝。大山的缝隙迂回曲折，形成数百条天然通道。在海拔3000到6000米的高原地带，这些被通称为“喜马拉雅通道”（Himalayan Passes）的天然路径，犹如绵延不绝、迂回弯转的天路，将居住在山南山北的人们联结起来。
从公元8世纪以来，大山的缝隙就被山中居民用作迁徙、经商，乃至文化交流的路径。游牧的藏人、尼泊尔人和印度人赶着牲畜，在大山的缝隙里东奔西走，逐水草而居；各国商贩领着牦牛和马帮组成的商队，踏着喜马拉雅商道南来北往，无数支牦牛队和马队在雪山的缝隙里往返，从山北到山南，又从山南到山北。
酷蓝的天空下，喜马拉雅山道如同一缕缕细线，柔弱而又坚韧。山道越过高山，绕过冰坂，有的地段冰川覆盖，有的地方砾石遍野。在冰雪之神冷冷的目光下，牛、马、人小心翼翼、举步维艰，稍有闪失便是万劫不复。许多个世纪里，有多少牛马坠落高山？有多少旅人葬身雪地？
时至20世纪，现代技术终于结束了旅人的噩梦。现代化的公路取代了古老的喜马拉雅通道，汽车、火车、飞机取代了牛马商队，高原天路成为登山爱好者的便道。少量牦牛商队依然存在，尼泊尔和西藏两边的小商贩们仍然赶着牦牛来往，在集市上出售带来的土产，形成所谓“边界贸易”。对商贩们来说，边界贸易虽然有利可图，但却是一种相当艰辛的谋生方式。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古老的喜马拉雅商道突然有了前人意想不到的新用途：它们成为藏民离开家乡、逃亡印度的路线。半个世纪以来，先后有数十万藏人通过喜马拉雅通道出走，前往尼泊尔、印度和不丹。逃亡者把一切留在身后，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干粮，有时还背着婴儿，牵着稚子，在高原最寒冷的季节里，踏上荒无人迹的山道，去国离家。
逃亡路线中，囊帕拉通道是最常使用的路线之一。囊帕拉通道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卓奥友峰以西数公里处，海拔5700多米， 终年为冰川覆盖。这条山道历史上就是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一条重要商道。逃亡者从拉萨出发，乘长途客车或者步行，前往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定日城，此行全程572公里。到达定日后，在向导的带领下，逃亡者步行前往囊帕拉山口，两地相距约80公里。在正常情况下，穿过囊帕拉需步行至少两天。囊帕拉气候酷寒，防守较为松懈，这条路线曾经是比较安全的逃亡路线，但是，2000年，中国军队在中方控制的囊帕拉通道北部修建了哨所，解放军加强了巡逻，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巡逻一次。此后，从这条路线逃亡的难度大大增加。
如果有护照，合法出境的路线通常是乘车到边境小镇樟木。从拉萨到樟木全程754公里，比北京到沈阳略远一点。这条路线也是逃亡者的闯关路线之一。
即使安全过了边境，逃亡者还要面临几种新的危险。一旦被尼泊尔边境警察抓住，以非法越境入罪，逃亡者将被判高额罚款，交不出罚款的话，会被判入狱，有时刑期高达8-10年。不过，这种情况不算很多。一般情况下，尼泊尔方面的警察宁愿把西藏逃亡者当作一个捞钱机会。逃亡者如果不幸遇到土匪，有可能遭到抢劫，随身物品被抢劫一空。近年来，毛派游击队在尼泊尔北方山区活动，逃亡藏人又增加了一个危险因素。
塔丁他们这批逃亡者走的正是拉萨－囊帕拉通道－加德满都线。2001年10月，也就是塔丁走向达兰萨拉的一个多月前，新华社报导说，到当年10月为止，西藏－尼泊尔边境已经有数千名越境者被捕。然而，重重危险并没有挡住逃亡者的脚步。
喜马拉雅山北的冬季是逃亡者最多的季节。这个季节太冷，边防军通常会减少巡逻，相对而言，这时候越境比较容易。可是，这个季节也是最危险的季节，一路上，逃亡的藏人冻死冻伤的不在少数。塔丁铁了心要去达兰萨拉，他顾不得危险了。
“你一个人来的？”我问他。“不是。我们一帮人，49个人。”塔丁说，“还有两个向导。”塔丁的同行者是临时凑起的一群人。事先大家并不认识，只知道某天出发，某时到某地集合。行动计划必须严格保密，一旦走漏消息，走不成不说，还有可能被抓进牢房。有时候，一群人中有老有小，行动就很艰难，路上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还好，塔丁这批人大多是二三十岁、身强力壮的青年，最小的约十三四岁。他们跟着向导，在大雪山里一路步行，饿了吃点糌粑，啃几口干粮，累了在雪地上和衣而卧。天太冷，冻得睡不着，也不敢睡着，只能打个盹儿。刚盹过去，前头的人推他一把，他迷迷糊糊，推后头的人一把，半睁着眼睛站起来，跟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机械地迈着步子。翻越囊帕拉，塔丁他们步行了整整7天。
一辆汽车从餐馆门前的路上驶过，一路按喇叭。几个客人吵吵嚷嚷走进餐馆，在我们旁边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侍者走过来招呼客人，顺便问我们要不要吃点什么。我问塔丁，他摇摇头。
两个多礼拜后，他们快到边境了，也就是说，到了最危险的地段。一天夜晚，他们翻越一座不太高的山，到了山顶刚要下山，突然，一道探照灯光照过来，强光把他们罩住。“当时我想‘完了！我们被发现了！’”塔丁对我说。“那道光真亮，彼此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兵的肯定看到了我们。”
大家慌了神，本能地拔腿就跑。塔丁不知道自己跟着谁跑，也不知道跑了多远。一群人四分五散，各自躲藏。躲了好一阵，没见边防军过来，不知道是一场虚惊，还是天寒地冻，边防军压根儿不想出来，只是随意打开探照灯，虚晃一枪，震慑一下可能路过的逃亡者。灯光熄灭后，逃亡者们各自从躲藏处出来，战战兢兢地聚拢，一点人数，49人只剩下14个，其他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更糟的是，向导不在这14人当中。
“没有向导？”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塔丁点点头。“向导跑散了。我们这14个人，谁也不认识路。”“你们知道方向吗？”“不知道。”怎么办？大家一合计，只有一个办法：朝最高的山走。“为什么？”我问。“一来当兵的都是汉人，他们爬不了那么高的山，对我们来说倒不是问题，这样比较安全，”塔丁向我解释，“二来我们已经快到边境了，到了山顶往下看，就知道该往哪儿走。”
14个人继续走向山南。“后来，我们快没吃的了，”塔丁脸色平静，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大家带来的食物差不多都吃光了。到尼泊尔边境的时候，有3天我们几乎没有东西吃。”好在尼泊尔边境已经遥遥在望。边境上住着一些尼泊尔牧民，他们经常遇到西藏流亡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时常会帮助那些濒于绝境的人们。逃亡者们凑了些钱，推选几个身体还能挺得住的同伴，带上钱到尼泊尔牧人那里去买点食物，带回来救援众人。
“尼泊尔人知道我们藏人往那边跑，他们家里会存些食物，卖给路过的藏人。这事情成了他们的生意。”塔丁告诉我。食物很贵，一包方便面比正常价格高几倍，可那是救命粮，你不能不买。
由于没有向导，到了边境，14个饥寒交迫的逃亡者不知道从哪里安全越境，也不知道该怎样躲过巡逻的尼泊尔边防警察，结果不难预料：他们全部被警察抓住了。身上带了钱的人拿出钱来打点，有亲友的通知亲友带钱来赎，既没钱又没有亲友的，就得看运气了。遇到心地善良的警察，可能会放逃亡者过去；遇到铁石心肠的警察，逃亡者就成了人质，被用来敲诈一笔外快。他们会先打电话通知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收容站，叫他们来人，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要是那边没钱，或者钱不够，边警就打电话通知中方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不几天，14个人里头有10个交了买路钱，各奔前程。塔丁是剩下的4个人之一。“要是被‘卖’到中方，他们会对你们怎么样？”我问。
“先狠狠揍你一顿，把你打怕了，让你不敢再来越境。因为有很多人送回去了，呆一阵子，弄到了钱又会跑出来。”他说，“然后抓起来，坐几个月牢。”
尼泊尔边警打电话给难民接待站：“这里有你们4个人，2000卢比一个。”那边回答：“好的，我们这就派人来接。”然后要求直接跟那4个人说话。“他们叫我们放心，别害怕，他们会付钱，把我们带过去。”牧羊少年又一次绝路逢生。
在加德满都难民接待站住了一星期，工作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打各种预防针。2002年1月，达赖喇嘛将在印度菩提伽耶，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举行灌顶法会，难民接待站的人直接把他们送到菩提伽耶，去参加法会，朝拜全世界佛教徒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
“我们真是幸运！”回想起在佛祖成道处听达赖喇嘛讲经的经历，塔丁笑容满面，“这样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能碰上的。”塔丁的确非常幸运。不少人满怀希望而来，却没有到达目的地。有些人路上被捕，被送回原籍，关进监狱；有些人途中遇险，没能翻过大雪山。2006年9月，70多名西藏逃亡者在囊帕拉山道上遭到中国边防军袭击，附近的一位西方登山者用摄像机拍下了袭击的过程。茫茫雪地上，一队逃亡者艰难地步行，他们的身后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走在最前面的人突然倒下。逃亡者四散奔逃。随后，几名士兵走过来，抬走了雪地上的尸体。死者名叫喀桑南措，是一位阿尼，年仅17岁。17岁的喀桑南措离开家乡，前往达兰萨拉，是为了实现她的梦想——去达兰萨拉的卓玛林尼姑寺学佛。开枪射死喀桑南措的中国士兵看上去很年轻，是喀桑南措的同代人。
几天前，我曾在夕阳下走进卓玛林尼姑寺，与一位说流利汉语的年轻阿尼愉快交谈。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走进了喀桑南措没有到达的梦想之地。一颗子弹，在17岁的喀桑南措与卓玛林尼姑寺之间，划出了永远无法到达的距离。
“在山顶跑散的那些人呢？”我突然想起来，“他们到了尼泊尔没有？”“囊帕拉事件”中，70名逃亡者只有43人到达尼泊尔，剩下的有些被捕，有些在袭击发生之前就掉队失散，下落不明。“有些到了。我在难民接待站遇到了几个。有些不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听说有几个被抓走了。”塔丁说，“接待站的人告诉我，一个月前，有一批人在边境上被抓，边防军把他们装在大客车里遣返西藏，路上要过一座桥，有个人从车窗里钻出来，从桥上跳到河里，游回尼泊尔境内。一个喇嘛也跟着跳，可是跳下水后，头撞在石头上，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沉下去了。”
塔丁一手握着空茶杯，另一只手捏着餐巾纸，握过牧羊鞭、拿过厨刀的手掌并不显粗糙，手指把纸巾捏紧，又松开，松开，又捏紧。我沉默地注视着塔丁。他看着我，目光平静如水。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