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少有人将梁启超与宋教仁相提并论。的确，表面上，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很久以来，我们习惯于按照“哪个阶级、哪条路线、哪个司令部”的政治分类来论人说事。按这套分类标准，梁启超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或“腐朽没落的士绅阶级”，走的是渐进改良主义路线，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那个司令部里的人；而宋教仁据说是“民族资产阶级”，走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孙中山和黄兴那个司令部里的人。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是保皇党，宋教仁是革命党，二人分属于立场相对、观点相反、党派成见根深蒂固的政治阵营；辛亥革命中，梁启超身在境外，干着急，因革命未能避免而垂头丧气、忧心忡忡。宋教仁则亲临一线、奔走运筹，因革命终于爆发而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此间，二人的政治态度几近对立：帝制摇摇欲坠、已无可挽回之际，梁启超仍不肯放弃保全清室的愿望，欲推行英式政体、“虚君共和”；宋教仁则矢志于“驱除鞑虏”、永绝帝制，坚定主张“主权在民”。二人的政纲似乎也水火不容：清朝覆灭之后，梁启超接受了既成事实，却仍旧与激进革命党势不两立，他整合前清维新派、立宪派以及民初温和保守派，试图将各派反革命势力冶为一炉，且隐然为各派之共同精神领袖；宋教仁则从“著名革命家”摇身一变为“一流政治家”，为新国家造法创制，为新政府建章立规，并大刀阔斧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是革命队伍之中从制度破坏转为宪政建设、从革命党变为普通政党之最得力的法制专家、最关键的组织能手，也是当时最耀眼的政界明星（可惜只是一颗匆匆划过夜空的流星）。梁宋二人、二党的“阶级背景”、“群众基础”、“社会资源”大不相同，党派利益也针锋相对。

以上诸多歧异，在“革命史观”或“意识形态史观”之下，一向被视为“根本差别”、“本质区别”或“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所以，近代史家绝少将梁启超与宋教仁当作同道中人。但是，如果我们不把上述基于“不同阶级、不同路线”的“本质区别”太当一回事，撇开那套“阶级性党性比人性更重要，立场和态度比事实更重要”的是非准则，而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梁宋二人对未来中国的制度形式、政体运作的设计与思考，对宪法、议会、政党、内阁以及司法、财政、外交等重要领域的观点，尤其是当我们聚焦于二人的政治理想和基本价值观的时候，则不难发现，梁宋二人的政治思路其实没有什么根本分歧，相反，倒有着惊人的相似。

比如说，当时人们曾讥笑宋教仁是“议会迷”，但梁启超又何尝不是“议会迷”？以对代议制度的重视程度而言，梁是宋真正的同志和先驱。甲午战败之后，梁启超即大力鼓吹议会制度，在中国，对“立宪法、开国会”说得最早、最多且最深、最透的人，无疑非梁启超莫属。那个年代，我国读书人对议会的作用、功能及其制度优越性的了解，对议会在立宪政体中的权力和地位的看法，大半源于梁先生的启蒙。而在议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黄兴、孙中山等同一战壕的革命战友，则恐怕与宋教仁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还比如说，关于革命党与政党的本质区别，关于政党政治与代议制度的内在依存关系，关于政党应由社会精英分子（梁称社会精英为“中坚阶级”，宋称“优秀特出者”）所组成的观点，关于立宪政体必须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是议会和内阁的灵魂的观点，关于政党政治必须采取自由竞争、且“最宜两大对峙，不宜群小分立”的两党制主张，关于“非采政党内阁制，无以善治”的政党内阁主张，梁启超与宋教仁也英雄所见略同，几乎如出一辙。

而梁宋之外，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章太炎等其他民国开国元勋，则要么并未真正理解代议制度、政党政治与民主共和政制的关系（如袁世凯），甚至曾公开否定过议会制度、政党政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如章太炎），要么对议会之有无、之结构、其权限之大小，政党内阁之可能性、可行性、可靠性并不真正介意（甚或当成完全无关紧要），只把对权力的分配和掌控当成了天大的事。以袁、孙、黄、黎四人名义发表的“八大政纲”涉及国家统一、军事、财政、实业、民生等重要议题，却偏偏对共和国最关键的制度设置——宪法、议会与内阁——不置一词，可见那四位大人物与梁宋大异其趣，并不真的以宪法、议会、内阁为共和政治不可或缺之事。

比起梁启超与康有为或袁世凯，比起宋教仁与黄兴或孙中山，梁宋二人更象是心心相印的同道中人。与其说梁宋是政治上的敌对者，还不如说二人是相辅相成的政体建设者、相反相成的宪政对弈者。

二

辛亥革命前，梁宋二人皆长住日本，但没有什么交情，也没有什么过节。与梁启超既有交情又有过节的革命党人是孙中山。孙中山因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檀香山财源被保皇党侵蚀而大发其怒。本来，党派合作在于情投意合，不必非亲即仇，檀岛华人有捐款自由，也不是革命党的独家山头，但孙先生可不认这个理。孙认为梁不地道，挖了他的墙脚，动了他的奶酪，骂梁“首鼠两端”、“认贼作父”、“满奴”、“汉奸”、“公敌”，完全不留余地，甚至声称要“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诛此二妖魁”（“内奸”指保皇党，“异种”指满族人，“二妖魁”指康、梁）。到宋教仁流亡日本时，海外的革命党早已与立宪派翻脸，敌对情绪愈来愈浓，彼此恶感也愈来愈深。宋教仁既然投身革命，奉孙中山为领袖，不可能不受此种敌对情绪的影响。1905年宋的密友陈天华（《猛回头》和《警世钟》的作者）与梁启超会晤并通讯，一度转向改良主张，就曾遭到宋教仁和黄兴的责备。可见，宋对梁是有成见、有戒心的。但宋是理性温和之人，不至于被成见冲昏了头脑。

平心而论，清末立宪派对待革命党大体上还算有绅士风度，温文有礼，讲究分寸，只作理论商榷，不作谩骂攻讦。梁启超虽也有过对革命党咬牙切齿的时候，但他从骨子里就是一个温和敦厚者，对清政府如是，对革命党亦如是。梁先生认为，“天地甚大，前途甚宽，实有容两主义并行不悖之余地”，且两党“其事本非相反，其效乃真相成”，更应该“相扶掖为用，不相妨碍为界”。国内的立宪派更对革命党大表同情之意，经常声援、庇护、营救遭政府迫害的革命党人。

但是，革命党对待立宪派可就有些过分了，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亦不让人，往往意气用事，从造谣、谩骂，到挑衅、殴打，但为革命故，无所不敢为。一些革命党人以肢体冲突为能事，1907年在政闻社（梁启超发起的宪政组织）成立大会上冲击会场、大打出手，1910年将立宪派人士白坚打到头破血流。更怪者，干出这类丑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民国初年回到国内之后，仍上演过捣毁立宪派报社《国民公报》、在国会里打架骂人等闹剧（不过，得补充一句：在国会里打架骂人固然不美，却总比数百万人在辽沈、淮海大打内战，比“镇压反革命”、“反右派”、“文化大革命”要文明千百倍）。1910年，由立宪派发动且举国支持的国会请愿运动被清政府拒绝，海外一些革命党人竟然幸灾乐祸、摆酒庆贺，一副“凡是立宪派支持的，革命党都反对”的架势。难道不是有些过分吗？

但宋教仁不同，他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党。按梁启超的说法，革命党可分为激烈与非激烈两类。激烈者“纯属感情用事”，“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对其“不可阿顺之”；非激烈者为“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革命后可导入民主宪政轨道，造成“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宋教仁当然属于后者。

在革命群英谱中，宋教仁是聪明好学、才华横溢的一位。文才、学识、思想、政见，都是第一流的。客观地说，宋氏才识超出孙、黄多多，不可同日而语。宋在政治法律、边疆史地、财政管理以及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等方面均有深钻精研。恃才傲物、难于相处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瞧得起的人极少，老一辈的康梁、新一辈的陈独秀胡适都不曾放在眼里，却对宋教仁的才学赞许有加，更公开推宋为国务总理的不二人选（但章太炎的颂扬使年轻的宋教仁遭到党内外大人物们的嫉妒和忌讳。在中国政坛，举谁当总理大概是不可以公开讨论的，除非已经在密室里谈妥、十拿九稳，否则多半好心办出坏事）。章士钊、蔡元培、杨度、于右任、徐佛苏、林长民、蒋智由等才学之士与宋教仁政见各异，有的“先进”，有的“落后”，但均与宋惺惺相惜，过从往还十分密切。此中因缘或与革命无关，慕其长才实学，合其学问意趣，信其人品道德是也。

有证据表明，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对宋教仁颇为欣赏。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宋以文名见长，梁见宋发表在《民报》的文章后曾托徐佛苏致意，表示愿与相见。彼时梁正与革命党在《新民丛报》和《民报》上展开马拉松式大论战，梁亦转达宋教仁、章太炎息战调和之意。宋与章同意梁的调和倡议，但孙中山、胡汉民、黄兴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到了民国初年，革命党中孙派人物仍全力排斥梁启超（如胡汉民对梁口诛笔伐，称梁对民国“犯罪”。孙的亲信中唯汪精卫曾向梁示好），但党中黄派、尤其是黄派中之宋派，则向梁表达敬慕之意。在国民党欢迎梁启超归国的大会上，胡瑛、孙毓筠称颂梁启超为“全国最崇拜之人”、“当代第一人物”。梁漱溟先生晚年回忆民初往事，说第一届国会竞选期间，宋教仁曾专程跑到天津拜访梁启超，以英美式两党轮替执政相勉励。“梁若执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但此事似无其他的证据。

三

宋教仁与其他革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与梁启超最大的相同之处，是别人满脑子只想着如何破坏旧国家、推翻旧政府，他则把如何建设新国家、组织新政府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为建设而破坏，非为革命而革命。宋教仁说，“飘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州倾覆，犹足为忧”。在他看来，若没有做好建设新制度的准备，即使革命侥幸成功，亦将徒劳无益。这种建设重于破坏的想法，在当年革命党中并不为众人所乐闻。

仅1906年初至1907年初，宋教仁一年间编译出版的政法文献就多达数十万字，如《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各国警察制度》、《澳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等等，1908年翻译了长达1400多页的《比较财政学》。当别人在为搞暴动还是搞暗杀而犯愁的时候，他在为未来的宪政中国默默做功课。谋划革命方略的同时，革命之后一个新国家的政制结构、政体方案，以至国计民生、财政外交，都已经在宋教仁的脑中渐具雏形。革命胜利后宋教仁之所以担当民国主要的法律起草人，实际上他是我国“共和法统”的奠基人、创始者，“民主中国的叔孙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宋教仁与某些革命家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与梁启超另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是他坚定不移的爱国心。1907年宋教仁潜赴东北，欲联络“马贼”起义，偶然获悉日本吞并我国间岛的图谋。他立即中止起义计划，转而撰写《间岛问题》一书，运用中日韩三国的史地资料，从国际法角度驳斥日本的谬论，有力地帮助了清政府对日交涉成功。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得宋书“如获拱璧”，“谓宋有大才，特电……致意宋某，使即来京助理间岛交涉，当与以不次之擢用”，并赠银元两千。还有人说，袁世凯曾奏请慈禧太后对宋“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职”。那时，宋教仁正酝酿以“中央革命”或“中部革命”取代孙黄屡战屡败的“边地革命”，本来也有意趁机回国另寻革命门径，起程前忽然收到了两封以革命战友口吻写给“宋京卿”和“宋京堂”的匿名信，该信对他做出酸溜溜的挖苦并威胁。宋教仁知道革命党人对他有误解，为表白心迹，他不得不放弃回国，并在极端穷困的情况下将公费留学经费交回驻日使馆，以示与清政府决绝。

今天看来，宋教仁帮助清政府外争国权、护卫领土，这无疑是正确的。革命者大可不必凡事皆与政府为敌。章太炎“革命不忘讲学”，宋教仁革命不误爱国，梁启超保皇不改立宪，这正是清末“体制外”诸贤精神上极其可贵之处，总比陈其美办公兼顾宿娼、孙中山革命不误泡妞（据说在章太炎宋教仁等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掌握革命党财权的孙先生居然花大价钱娶了15岁的日本小姑娘大月薰为妾）要可贵得多。为国家民族挽回一座岛屿，实胜于向满族王公发动百次暗杀。

让我们且来比一比吧：同是著名革命家，有人为了替子孙后代“爱惜领土，保护利权”，可以放弃起义而同“反动政府”一致对外（宋教仁）；有人为了筹款起事可以狮子大开口，拿未来中国的矿权、路权以至东三省主权与外国作交易（孙中山）；还有人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可以拥护并协助外国政府策动外蒙古“独立”（毛泽东）。其间的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四

梁宋都是宪政主义者。理论上一般认为，宪政有两大功能，一为限制政权，使勿作恶；二为申张民权，保其“当家作主”。梁启超侧重前者，主张三权分立制衡，“主权在国”；宋教仁则侧重后者，主张立法权至上，“主权在民”。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两人的观点也有些不同。梁启超侧重中央集权（不过后来他也赞成“联省自治”），主张“强善政府”；宋教仁侧重地方分权，主张“省长民选”。有人认为这些政见上的差别注定了梁与宋只能做相互竞争的政敌，不可能成为志同道合的政友。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所谓宪政，原本就建立在不同党派间政见对垒和势力动态均衡之上。我一贯正确、你一向错误，我不断壮大、你不断萎缩，最后单极化、一党制，甚至于强行“统一思想”、“与某某保持一致”，则即使有宪法，也终究无宪政。这种教训，我们中国人已经见识得够够的了。诚如梁启超所说：“各国政党之潮流，皆有两派：一激进，一渐进。中国十余年来，亦本有此两派，使各一心为国，团我二派，各自发达，则中国之进步，尚可限量乎？”又说：“两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则民视民听之实克举而政象即于良。”无论如何，不管是“主权在国”还是“主权在民”，“强善（中央）政府”还是“省长民选”，亦不管是政敌还是朋友，梁宋二人、二派所赞成的政治竞争方式是自由的政见之争、公正的选票之争，亦即宪政框架内的正当竞争。在帝制已倒、民国已立的情况下，梁宋二人的政治底线是，绝不能搞帝制复辟、政治暗杀、“继续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那一套。梁宋本来有机会教我们如何做宪政体制下一对文明的政敌，惜乎天不我与。国中愿守底线的政界绅士偏少，不择手段好走极端的政治流氓偏多。

历史对梁宋这样的大贤之士是不大公平的。梁启超一直被“革命史观”所蔑视，之所以如此，据说“要害就在保皇”，一日“保皇”，便永世不容翻身。其实，“保皇”的梁先生对辛亥革命功莫大焉。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这话可能略有夸张，但与实情则相去不远。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如果今人仍然认为革命成功是可以凭暴力打出来的，那实在是愚蠢到家了。当一国的社会风向、政治思潮、国民心理已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革命想不成功都难，反之亦然；而转风向、改思潮、变心理的工作，正是梁启超那枝“常带感情的巨笔”所得心应手之事。更何况，梁启超还有护国讨袁、讨伐张勋的“两造共和”之功。梁之受历史蔑视的真正“要害”，恐怕不仅是因为“保皇”，更是因为梁既与中山交恶，更对后来的“赤党”深恶痛绝，犯了国共两党数代当朝者的大忌。

至于革命党曾经的第三把手宋教仁，在革命史学中也早就被边缘化了。宋留在史册上唯一的革命功绩，似乎就是有幸被人暗杀，为不肯宪政转型的那一部分革命党人创造了继续革命的借口。晚年的孙中山对宋教仁屡有恶评。说实话，孙恶评宋，倒比孙夸赞宋更真实一些。在革命党之中，宋教仁感情上亲近华兴会的湖南籍诸友，组织上则推黄反孙，个人私交上与黄兴、谭人凤、章太炎、于右任等人为莫逆，却一向与孙中山格格不入。宋教仁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以孙为过气的多余的人物。同盟会每次内讧，宋教仁都站在反对孙中山的一方，革命胜利后，更有联络黄兴“架空”孙中山之嫌，至少孙派的人内心里是这么想的。当孙派成了革命的唯一“正统”后，宋教仁在历史中被边缘化，沦落为“宋案”的道具、“二次革命”的导火索，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意思的是，诋毁梁宋者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两人都曾“想当总理”。宋教仁在民初饱受人身攻击，一是所谓“议会迷”，二是所谓“想当总理”——前者见其“幼稚”，后者见其“野心”。“狡诈”的梁启超又何尝不“想当总理”？梁曾说过“非国务大臣不做”，还说过“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求”。梁宋皆是自恃极高、抱负极大且光明磊落的阳光政治家，二人既是公认的政党领袖，又全都主张政党内阁，在内阁制政体中，“想当总理”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宋教仁所说，此事“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只要是以宪政之道得之，“当总理”何乐不为？不以宪政之道得之，即便当到了“伟大领袖”或“军委主席”那个级别，又算得老几？以宪政观点视之，梁宋二人“想当总理”无可诟病，不仅是其权利，而且是其义务，没什么好说三道四的。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将宋教仁比作“中国的杰斐逊”。我以为，梁启超似可称为“中国的汉密尔顿”（巧合的是，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诸贤中唯一主张君主制的人）。我们所最缺少的人物，是“中国的华盛顿”（孙中山、袁世凯均曾被其支持者及献媚者名之以“中国的华盛顿”，其实难副）。在民初政坛上，与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黄兴等一时显赫的大人物相比，思想和主张最适合于民主宪政，且最深刻、最老练、最成熟、最稳重、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最有真知灼见的人，是梁启超和宋教仁。然而，在二人身后，却被嘲笑为“天真幼稚”、“书生气”，被讽刺为脱离群众、不懂国情，被斥责为“议会迷”、“想当总理”。而那些满嘴胡话、大言无实之辈，满脑袋浆糊、一窍不通之辈，满肚子私欲、胡作非为之辈，满心恶念、以斗为乐为辈，却偏偏小人得志，恶人抢先，总是得了便宜，占了上风，直至今日，依然如此。这真是一件让我辈感到灰心且难过的事情。

2010-11-8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