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在中国坐牢的刘晓波博士后，中国当局一开始是束手无策，只是采取封锁和低调的评论，经过几天以后，当局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开始反击，连军队的总参谋长也吹鼻子瞪眼睛地指责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人民日报》社在经过约一个月后，整理出来一长篇文章抨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该文署名为郭述，标题是《与诺贝尔遗愿背道而驰的和平奖》。
该文章的批驳非常牵强附会，既没新鲜的说辞，也没有具体事实，无非是又搬出“西方阴谋论”。该文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选择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再度反映了西方干预中国政治进程的强烈企图，是西方有预谋、有组织、一直以来精心策划的事件，是长期以来西方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继续。”
我不知道作者如何得出刘晓波获诺奖“是西方有预谋、有组织、一直以来精心策划的事件”的结论。首先，该文不问青红皂白地笼统地提“西方”。西方是个什么概念？西方人又是什么概念？在西方或西方人的概念上，有地域的区别，政治版图的区别，有人民和政府的区别，有商人和知识分子的区别。总之，区别大了。文章最怕做细了，一做细了，就容易露出尾巴。该文作者不敢对“西方”做明确定义，是因为文章是写给中国人看的，目的就是混淆视听，糊弄百姓。在言论自由的国度，这种笼而统之的文章根本就站不住脚。
其次，该署名文章没有指出任何“干预”或“精心策划”的事实，或人或事。该文承认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现在由五个不同的政党背景的成员担当。他们不代表任何政府或组织。谁都知道，西方的各政党不是中国的“花瓶党”，不是铁板一块，更没有核心。其实西方人也很不团结，更不会团结在什么“党中央” 之下。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不愿意得罪中国。你看，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胡锦涛访法期间都不敢提刘晓波那桩事儿。西方商人更不愿意开罪中国当局。在没有核心和组织者的情况下，西方人如何“精心策划”? 我看该文章的作者自己也是一笔糊涂账。如果不是糊涂，作者就是重复戈倍儿“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伎俩。
文章还说“诺贝尔和平奖的反复非难（中国），实际反映出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极度恐惧。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经济强劲增长，社会大局稳定，而美欧普遍复苏乏力，对社会主义中国日渐强盛心态失衡。”也许有些西方人是这样看吧，但不尽然。回顾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是中国人展开双臂欢迎进去的。这可不同于一个半世纪前的鸦片战争，当时是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中国门户。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功绩上，也有西洋人和东洋人的份儿，他们给了中国多少经济、技术的援助。想当初，多少中国留学生都是西方赞助的，今天那些“左派”学者，如史天健们，从80年代起就由西方人资助培养。“海外势力”的援助更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如果笼统地说“西方对中国的崛起极度恐惧”，这个西方是指谁啊？难道包括那些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商人和学校？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当初为什么要扶持一色蓝制服、“面黄肌瘦”的中国人？30年前的中国人，是自己都给自己“整死”了。如果西方人恐惧中国的强大，那个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必帮助中国。所以“西方阴谋论”不能成立。
李光耀在2008年中国人因为奥运而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泼了中国人一点冷水。他在《福布斯》2008年6月号发表的《中国的两种形象》的文章中说道：“中国人必须证明自己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对此，中国需要一个大规模、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群体。当它达到这一步的时候，许多人都将在西方受过教育，对美国和欧洲也比较熟悉。那时，如同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受教育者一样，他们将停止视自己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长期以来，中国当局就是灌输这种“视自己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的“西方阴谋论”。
其实“西方阴谋论”本身是中国当局的阴谋。每当中国出了大事情，如果西方加以报道或批评，官方的宣传机器就斥之为“西方的阴谋”，以此为自己辩护。有些“酸、假”文人也跟着这样叫唤。比如余秋雨在汶川大地震后，写了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说道：“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于是乎，他劝那些受难学生的家长们“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救灾）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这是典型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掩盖中国政府的问题。现在，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人民日报》又跳出来说这是“西方的阴谋” 。
西方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确试图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门户。可是反观中国过去60年，我没有看到西方列强欺负中国人。我所看到的是中国人自己欺负自己：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及21世纪的强制拆迁、截堵上访、黑监狱等等。记住，刘晓波在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勇敢地站出来和军人谈判，力主撤离广场，从而避免了更多的学生被屠杀。他难道不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吗？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和诺贝尔奖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后，国人普遍知道了诺贝尔奖。几个美籍华裔得了诺贝尔奖，在中国红透了。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中国人都期盼着有一个中国本土培养的人获诺贝尔奖。每年诺贝尔奖公布前，中国的媒体和民众都翘首以待。这说明，诺贝尔奖已经没有东、西方的区别了。瑞典和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每年都以其独立的眼光来评价和奖励世界上在科学、技术、人文和世界和平方面最杰出的贡献者。对诺贝尔奖的认可和期待本身反映人们对普世价值的接受。
可是谁知道，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却授予了中国政府“培养”出来的“囚犯”。于是乎，中国当局恼怒了，将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和整个西方都化为“反华势力”。
我们不能因为获奖人是中国政府不受欢迎的人，来评价诺贝尔委员会。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是否“非难”中国，我们需要看看中国人民的态度。
刘晓波获奖后，许多中国人都深受鼓舞，并在中国当局封锁新闻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传播这一好消息。有的人放鞭炮，有的喝香槟。还有的人因为传播刘晓波获奖的消息而“被喝茶”，甚至被关押。这说明人家挪威人奖励刘晓波敢言是对的，他们对中国政府压制不同意见的批评也是对的。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本来就是许多国人所期待的。2009年12月25日，当世人庆祝圣诞的时候，中国当局不顾各界反对，而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刘晓波监禁11年，并且中国当局对之封锁消息，大多数中国人不能了解事实真相。但许多海内外知情的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抗议，还开始推动刘晓波获和平奖，并作了大量工作。这说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首先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中国人百年来争取民主和自由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当然授奖的人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是日耳曼人的一支，正宗西方人。他们同情和支持中国人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的事业，体现出普世价值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接受，如言论自由、人民改变政府的权利等。这些普世价值写在联合国的宪章和人权公约里。郭述的文章说，刘晓波的言论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不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但联合国文件中阐明的普世价值告诉我们，国家政权是可以改变的。颠覆和改变是同义词，只有褒贬之分。民主选举就是改变政府的最好方式，而言论自由是人民实行民主权利的先决条件。“煽动改变政府”本身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围。
《世界人权宣言》阐明的普世价值宗旨：“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在这里，人权的保护是避免人民“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的最好途径。这里的反叛，就是中国共产党鼻祖毛泽东讲的“造反”，虽然是要避免，但也是“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一。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