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使中国人普遍存在一种「认命」心态，对于可能损及自身或社群利益的事，明知不对，多不愿据理力争，而无可奈何地「认命」，接受掌权者的安排。香港人在法治社会生活得久了，逐渐形成不「认命」而「认法」的价值观，为了维护自己及社群的利益而力争。但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民主，因此这种力争的性格只能在任何事情未成定局之前发挥，一旦已成定局，原先据理力争的人也会感到无力与无奈，多半不是认命就是为个人另谋出路，不愿再争了。自三十年前中英开始谈判香港前途以来，因为碰到了一党专政的北京当权者，于是港人争不过只好认命的事就一再发生。中英联合声明如是，《基本法》如是，二十多年前一百多万港人签名反对建大亚湾核电厂也如是。
极为罕有的在力争之下成功的例子，是03年反对23条的抗争。 50万人上街促成了董建华与中央暂时收回成命，但倘若不是田北俊转态，立法会硬是通过了23条立法，香港人会否不得不认命，也很难说。
另一个争取了二十多年仍有众多香港人不认命的，是香港的民主普选。由于北京当局一再食言，由人大常委作出释法和「决定」，把民主普选不断拖延。中共甚至不惜违反《基本法》，把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由《基本法》的「三部曲」（立法会2/3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人大常委批准或备案），改为「五部曲」（增加了特首先向人大提交报告以及人大决定是否要修改这两部）。在04年人大作出这违反《基本法》的决定后，香港特区政府从「认法」变成「认权」，没有为维护《基本法》作争持。而香港大多数舆论与意见领袖，也在「五部曲」的强压之下「认权」。多数市民则无奈「认命」。
任何国家或地区，只要奉行法治，决定政治体制的都是宪法，而不是执政党、政府或掌权者个人。香港的政制，是由《基本法》决定的。但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说，「政治体制是中央的权力」，而香港「认权」人士也纷纷表示附和。按《基本法》，香港立会和特首的产生办法全属香港内部事务。但中央一再插手，定出2017和2020两个普选时间表后，京官和内地学者明示要保留功能组别，《基本法》委员说普选要由中央定义。长期坚持争民主普选的泛民第一大党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两次表示「特区政府废废哋」，因为特府「废」，于是不惜与有权可以决定香港政制的中央沟通。这是民主党由「认法」走向「认权」的转变。真正「认法」的政党和政治人物，是不必理会特府是否自废武功或被废武功，也应唤起民众，要求特府落实《基本法》所规定的宪制责任的。
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已越来越普遍地由「认法」向「认权」倾斜。政府高官和政商名流，对刘晓波获和平奖不置一词；立会讨论声援赵连海时所有政府官员缺席，民建联九名议员更一度全部离席；大亚湾核电厂五个月内两度泄漏辐射，港方股东中电表示因大股东央企未批准故迟迟不公布事故；准备角逐2012年特首宝座的梁振英，提出邓小平应获诺贝尔和平奖，并说对六四事件「未完全清楚」，要「等历史评价」。
正是这位梁振英， 1989年6月6日曾在报上刊登大幅广告，列出三点意见，其中之一是「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他今天却认为该给6.4下令开枪的邓小平和平奖。他是基于什么原因昧着良心去「认权」作父呢？
在掌权的政治人物纷纷「认权」的情势下，香港市民不得不趋于「认命」。其实「认命」并不是中国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有「义命分立」的说法，义指是非对错，命指成败得失，儒家肯定人应把是非对错放在成败得失之前去考虑。然而，「义」所涉的是道德良知，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有道德良知，因此现代文明社会的「法」才是人人应依循的社会行事准则。
香港放弃「认法」趋于「认权」的政商名人和媒体越来越多。他们带领市民从「认法」走向「认命」。然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些带头「认权」的人物，最终可能实现张爱玲的名言：「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