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中国大陆的物价上涨已经接近疯狂。如何理解中国当前的物价上涨？这种物价上涨是不是通货膨胀或货币增加造成的？问题的实质又是什么？
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吗？
美国“货币学派”之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在1963年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说这话的时候，针对的是政府企图用“财政政策”来进行宏观经济的需求管理。他的观点很明确：物价上涨是因为货币供应增加，不是因为石油或工资上涨；通货膨胀在短期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将导致物价上涨；控制物价上涨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控制货币供应。
由于弗里德曼“教父级”的权威地位，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实际上，人们干脆把他的观点简化成：“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判断的真理性质，其实仅局限于“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上的对立上，例如弗里德曼与保罗·萨缪尔森的政策对立。常识的优点是简洁，但代价却是背景和学术含义的舍弃。
为什么？难道“通货膨胀不是一种货币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观点的背景，还涉及经济和经济学的性质，不同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和经济学的性质”是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的。
现实经济的本质有三个层次：实物经济、金融经济、制度经济。一般人和一般的经济学家，都只在实物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层次上谈论经济和经济学。但是，经济和经济学最本质的层面却是“制度经济”。“制度经济”是经济行为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当“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说“只有货币最重要”时，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说“只有财政政策最重要”时，“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却说：“只有制度最重要”。
有人说，研究不同学科的人不要“越位”，经济学家最好只谈“民生”不谈“民主”，政治学家最好只谈“民主”不谈“民生”，大家各司其责，以免节外生枝。这是很有道理的，但不幸只是一种“肤浅的道理”。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研究“制度经济”，他实际上就只是一个“餐馆剩菜打包的利弊分析”之类的经济学家。
2.通货膨胀是一种“制度现象”
在研究“制度经济”的经济学家看来，通货膨胀绝对不是一个货币供应的“货币现象”。更准确的说，“货币现象”只是通货膨胀的表面，“制度现象”才是通货膨胀的本质。
道理很简单，首先，现代的货币已经告别了黄金白银的时代，它是一种国家政府强制发行使用的“法定纸币”。其次，货币不会自己发行使用，货币是国家货币当局的决策者、按照特定的制度规则进行发行使用的；支配货币发行使用的是制度规则，货币发行使用的逻辑体现的是制度规则的逻辑。最后一点，货币决策不是一种“中性决策”，货币决策也是政府的一种政治决策，任何政治决策都不可能是“中性决策”，任何政治决策都在反映制度的偏向和特征。
就拿美国来说，“美联储”最近宣布将在2011年6月之前从公开市场上买入6000亿美元的国债，并将把近3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收入投入购买国债，联储资产负债中的国债总额将因此翻番。“购入国债”是“降低短期贷款利率”之外的增加美元供给的基本手段，不同寻常的是，这次大规模“购入国债”是在“短期贷款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近两年“购入国债”的规模竟然已经是前90年的两倍，这还不算两年来因“救市”而购入的1.5万亿元美元的抵押债劵。所有这些在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如此，美国的广义货币投放已经超过了8.8万亿元美元。
“美联储”号称享有充分的独立决策权，堪称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和社会舆论之外的美国第五大权力主体。但是，“美联储”的问题不是“中立”，而是对谁“中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等于是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约束的“世界中央银行”发放出来的货币。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加印美元的“货币现象”当然就不是什么“货币现象”；所谓“美联储”的“中立”，对持有近万亿美国国债的中国政府来说就不是“中立”的了。很简单，没约束的货币权力必然是要被滥用的权力，通货膨胀的贬值效应是国际间财富转移和掠夺的手段。
“货币主义”的信条，已经使“美联储”在运用调节货币供给的“单一规则”上早就驾轻就熟了。可这回它就不怕通货膨胀将导致长期的物价上涨吗？不怕。通货膨胀其实是一种“预期的游戏”，现在美国人的预期不在物价上涨，而在就业的外移和因此造成的失业上升。一年来美国的经济已经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但这次复苏却不幸几乎是有史以来最疲软的一次，为什么？因为全球化，因为“就业外移”，因为中国的竞争。明明是个人、公司和政府三个层次的购买力和偿还力问题，“美联储”硬把它当成一个“流动性”问题来治，因为就业在美国也是最大的政治，财政政策则由于赤字和债务规模而受限制，加上中国不动汇率，“美联储”就必然要动货币供应。
加印货币就是生产“借条”，可美国现在不怕往外打“白条”，不怕还不起债。说通货膨胀是一种“制度现象”，其实就是说通货膨胀是一种“政治现象”。“政治现象”是正面，其背面就是“掠夺现象”，因此通货膨胀是一种“政治掠夺现象”。
3.中国的通货膨胀更是一种“制度现象”
美元的通货膨胀在国际间不可能是“中性”的，因为货币贬值的水平会超过美国国债利息的水平，加上中国汇率的上升，美元换回的人民币越来越少，中国人辛辛苦苦创下来的外汇储备就将“双重缩水”。在美国国内，贷款机会相对均等，所以通货膨胀的“非中性掠夺效应”还不太明显。可在中国国内，门道可就完全不同了。
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更是一种“制度现象”，首先是因为中国在制度上的“金融垄断”，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稀缺”。简直不可思议，近3万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加上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居然还会“资本稀缺”？事实的确如此，企业家们都知道什么叫贷款难，什么又叫融资难。
在中国，贷款能力不看贷款信用，看“贷款门路”。都说“无奸不商”，生意人不讲信用，因为中国经济本来就不是“信用经济”，中国经济是“门路经济”，“门路经济”讲什么信用？正是这个“门路经济”使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巨大的“非中性掠夺效应”。
也就是说，物价上涨只是通货膨胀的正面结果，背面的结果是财富转移和财富掠夺。为什么？因为通货膨胀首先是通过“贷款门路”膨胀出来的，除了新就业者得到好处外，“贷款门路”的不平等导致了“收入水平”的不平等，这就是俗话说的：“人脉就是钱脉”。“收入水平”的不平等则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非中性掠夺效应”，特别是对“离退人员”和“低贫群体”而言，这就是俗话说的：“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马克思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强调“生产力水平”，吴思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中强调“破坏力水平”，我则在“贷款门路”和“制度经济”中强调“分配力水平”。中国人搞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稀里糊涂，从来都搞不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哪个大。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理论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可在现实中，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力！谁有“关系”，谁的“分配力”大，谁的“分配力水平”高，谁就能在通货膨胀中不怕“非中性掠夺效应”。
“金融垄断”的制度安排和“贷款门路”的制度文化使通货膨胀成为一种“政治掠夺现象”，在中国，通货膨胀的货币决策就决不可能是什么“中性决策”。我们中国人在区别“愿望”和“现实”上似乎存在一种本能的困难，除了通货膨胀的“中性愿望”和“非中性现实”之外，其他的例子还包括：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要归因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认为“三个代表”是“代表着”而不是“要代表”。最极端的“本能困难”其实是在分清“愿望”和“本质规律”的区别上，例如，以前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等等。
实际上，规律和本质说的应该是，只要你从富士康的10层楼上往下跳，你肯定只能跳到地上，所以牛顿的万有引力是“本质规律”。如果你能硬从10楼跳到了18楼，那万有引力就不是“本质规律”，你就可以说牛顿是疯子。也就是说，如果“中性决策”、“中性政府”、“三个代表”、“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本质”等等都象所说的那样是“现实本质规律”，那么，“非中性掠夺效应”、“非中性政府”、“有时没有代表”、“有时没满足需要”、“有时生产力没解放”等等就不会出现。可实际上这些事情都出现了，真的是“从10楼跳到了18楼”，所以这些所谓的“现实本质规律”都是骗人的鬼话。
通货膨胀的“非中性掠夺效应”是由中国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由于“要素市场”中的资本还存在“金融垄断”，土地还存在“产权障碍”，人力还存在“户口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仍然是扭曲的市场经济。
4.通货膨胀与中国的经济未来
中国的通货膨胀，本来就由于政府的“金融垄断”和官员的“政绩冲动”形成的“投资饥渴”而难以抑制，所以利率从来都不象“贷款额度”那样能有效地控制贷款规模。这次由于美国金融危机而加大货币投放，表面上是一种决策失误，实际上却是一种释放“制度性货币冲动”的机会，并反映了中国的中央银行根本不可能有制度性独立的现实。从1978年到2009年，GDP只是原来的92倍，而货币规模却是原来的705倍，超发货币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常规。
2010年9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广义货币M2=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达到近70万亿元，2010年前三季度GDP达27万亿元，按照“1元增长值对应1元货币新供给”的货币学基本原理，中国超发货币近43万亿元。2010年央行制定的M2增速为17%，但截至9月末M2增速达到了19%，GDP同比增长是10.6%。结果当然是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就完成了全年的就业目标，新增就业超过900万人，全年有可能达到1100万人。与此同时，物价也就上去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存在一个“贸易和资本双顺差”的重大因素。由于人民币是非自由兑换货币，顺差需兑换成人民币才能进入流通使用，政府为了外币换汇要投人大量人民币，形成了所谓的“外汇占款”。银行购买外汇形成人民币投放，所购买的外汇资产则构成银行的“外汇储备”（近3万亿美元）。从2002年末到2010年9月末，“外汇占款”由2.2万亿元增加到近20万亿元，增长了7.8倍；“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即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公众持有的通货）的比例也由49％增长到121％，基础货币也因此扩大了2.6倍。“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的压力，自然也是非自由兑换的“金融垄断”和“强制兑换”带来的问题。
过去两年的货币投放有金融危机的特殊因素，但若未来两年的货币增长回归到17%的设定增长目标，到2012年，中国的货币存量将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使M2/GDP的比例达到2.5，将远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仍将普遍存在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之中。但更加可怕的是，这种压力已经在中国变成了一种稳定的预期，并反过来强化了“贷款冲动”，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借钱的永远比储蓄的有利。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地缘政治环境也将随之恶化，中国30年来较顺利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可复返，考验中国政府处理“内外交困”能力的时刻已经到来。
问题在于，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选择都是“两难抉择”。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是“两难抉择”，物价上涨与增加就业是“两难抉择”，加息升值与热钱流入也是“两难抉择”，自由兑汇与金融风险又是“两难抉择”，提高汇率与出口创汇又是“两难抉择”，控制物价与市场调节还是“两难抉择”。当然，最大的“两难抉择”还得算政治腐败与问责民主的“两难抉择”。
总之，通货膨胀不是一种“货币现象”，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抢钱现象”；对制度经济学家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制度现象”，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掠夺现象”；控制物价上涨的唯一有效办法不是控制货币供应，而是改变控制货币供应的制度。中国需要的不是“货币主义”而是“货币的制度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