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府设立的“最高科学技术奖”，对中国的科研精英来说不是奖励而是羞辱

北京市中心区一套普通房屋价值500万，这个数字使我想到另一个500万，那就是中国政府设立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内最高奖额的一个奖。我查了一下，政府似乎没有设置和斯密研究相匹配的经济学奖项。如果我按照“最高”标准500万计，依然假定中国的斯密先生能够得到这个500万，他会快乐吗？我想他不会快乐。他历尽万难，十年所得，换来的不过是一套房子。这个500万，而对一个中等资金规模的炒房客来说，行情好的时节，炒房三两个月就能取得；对而那些靠运作土地的房地产商，创造的奇迹就更了不得了。前不久一条新闻说：一个名为“泛海建设”的开发商，捂了一块地，用时五年，盈利超200亿。这是一个个案一个点，但它反映的却是一个整体一个面。它能说明房产业挣钱之容易。从这个个案来说，五年，一个老板几乎啥都没干，就有4000个500万人民币落袋为安。按照今年诺贝尔奖学术奖每个单项奖的奖额1000万人民币算，这个“捂地”所得至少相当于得诺奖2000次！换言之：我们把100多年来，历史上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的诺奖奖金加在一起，也不到这个地块捂地升值收益的三分之一！而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炒房客，在一些不错年份，一年炒回一个与诺贝尔奖等额的收入，应该是大有人在。
【粗糙算法：1000万人民币×5.5项×110年≈60亿；60亿÷200亿＝30%；30%＜1/3】
【简要说明：按照每年每项奖1000万人民币算；诺奖1969年前每年只奖5项，之后奖6项】

要知道相比于做研究而言，炒房与圈地的操作，异常简单，甚至傻瓜式操作就可以博得财源滚滚来。按照斯密自己的经济理论，费九牛二虎之力写书却不去炒房，这绝非“理性经济人”所为；在一个炒房客看来，如果有人拥有一流的大脑，却拿十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不见得会出成果的事情，这样的人基本上要当作“弱智”来骂：你学“机会成本”的人，值得在一桩看不到的结果的事情上如此浪费你的“机会成本”么？是不是脑袋想坏了！对于开发商来说，刚刚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黄金十年。这个十年，已经让一大批当初不名一文的房产商，登上中国富豪榜。这其中，4成是中专以下学历人士。

各位，我不认为房产商想赚钱有什么错，不认为博学之士和无学历人士介入房地产行业有什么错。何况，涉及房产炒作的一些人，他们基本的初衷不见得是出于贪婪而追求巨富，只是想避免资产贬值、想避免陷于贫困。关键是政府，它用无数事实教育全民：谁不炒房谁吃亏！给国民一个巨大的威慑，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威慑面前无动于衷。是政府设计和主导了这个击鼓传花的金钱游戏。所以，我认为板子要打在中国政府身上，认为中国政府关于“最高科技奖”的悬赏制度的设立是错的：它对中国的科研精英来说这不是奖励，而是羞辱。其荒谬程度，类似于某人设置了一个愚蠢的悬赏公告：

谁在平坦的水泥路面跑完一千米，就奖他一块金砖；
谁在齐腰深的沼泽地里跑完一千米，就奖他一块“金色”的红薯。

谁会傻乎乎地选择在沼泽地夺红薯呢？——所以，结果可想而知：众人朝着房地产这个堆砌着“金砖”的目标，蜂拥而上。中国许多有潜力的学者，扔掉了学术，奔跑在这个夺金队伍中。中国科技奖励制度，对科技研究者而言不是激励，而是对放弃科学研究者的激励；它对科技研究者的斗志是一种瓦解，是一种负激励、一种惩罚机制，而不是奖励机制。中共执政60余年，前半段用权杖对学者施加敲打，后半段用经济杠杆对学者施加敲打。在这些惩罚机制有效运作下，60年时间中国不能培养出一位大师就很好理解了。否则，那是没天理！

二、人民的幸福与科技的昌明才能为一个国家挣得脸面，而房屋、金钱和GDP不能

中国政府出台“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初衷，是因为中国高层领导人觉得没面子。那么，什么事情能够让一个国家有面子呢？我们来听听斯密的祖国的一位领导人是怎么看面子的：英国名首相丘吉尔曾经有感而发，说：“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他的面子观是什么？他觉得：大师，能为大英赢得面子！相比而言，土地、金钱，英国人认为那些相当的次要！

英国政治家对大师表达敬重并非孤例，是有传统的。类似事情在本文主角斯密身上也发生过，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当年，在英国上层社会举办的一个家庭聚会上，当时的首相皮特偶遇了后到的、也是受邀请赶来赴会的斯密。首相和在场英国高层精英们，见了斯密纷纷起立，以此表达对一位大师的敬意。斯密对此感到手足无措，羞涩不安。皮特却恭敬地称斯密“老师”，请斯密先入坐，并且劝诫斯密：要是您这个“老师”不先入座，而我们这些学生却坐了，那就没有道理了。可以看出，英国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意识，渗透到了人们的骨髓。

我感觉，前面中国总理的疑问，英国总理已经给出了答案；丘吉尔的言和皮特的行，这恐怕就是英国不断出莎士比亚、出牛顿、出斯密、出瓦特等大师的原因，这恐怕这就英国一年出三个半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原因，这恐怕就是英国率先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宪政民主、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的原因。

中国有句俗语，“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我认为这话说的非常好，能完美阐释“面子”的内涵。一个国家的脸面，不是靠房屋、金钱和GDP支撑起来的，而是靠人民的安居乐业、科技的兴旺发达支撑起来的。诺贝尔奖那块“金杯”是重要，但国民对现实生活感到满意的“口碑”更重要。只有“两杯/碑”在握，一个国家才算是有了颜面的光彩！可以渴望大师，不可以急功近利。即使一些国民有大师的天赋，拿出高质量的研究也是需要周期的。斯密就是例证。中国政府能不能创造条件，让国民不为外在物质条件烦恼，让国民在心无旁骛的状态下安心地潜水十年二十年，深入地做研究？怕是不能。迫使全体国民终生为一套房子奋斗，为金钱奋斗，能够奋斗出什么？

中国的斯密们，在学术研究的进程里，遇到太多的关卡。与外国科学家比，中国科学家在研究的路上，等于是在进行阻碍重重的百米跨栏，而外国科学家的百米跑道前方，没有栏杆，且一路顺风。体育常识告诉我们：百米跨栏，和百米短跑是两种不同的赛道。在后一种赛道上奔跑的人，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到达终点，更容易摘得金牌。

谈大师，当然还是不能免俗地再三提到诺贝尔学术奖，它是当今世界上各国知识精英展示科技实力的竞赛场。这个赛场上的裁判，和任何别的一个赛场上的裁判一样，不见得每次都是百分之百地裁判准确。但这个赛场还是能够基本显示各个团队的实力。中国人不必神化诺贝尔奖，但是不能不正视它。国际上，人们把奥运会叫做“奥林匹克游戏”（Olympic Games），我认为我们也可以把诺贝尔奖当作“诺贝尔游戏”（Nobel Games）。它是游戏，没有得到的时候不必唉声叹气。但是也不能假装清高说“我不在乎”。老输的一方难免被人看扁。所以在诺贝尔竞技赛上，中国要争取能赢一些回合。要知道，自从许海峰在洛杉矶夺得第1块奥运金牌开始，中国今天在“奥林匹克游戏”中已处在夺金第一名的位置上，而在“诺贝尔游戏”（这里指学术领域）的金牌榜上，还一无所获。说不在意，难免有自欺欺人的嫌疑。你看：中国大男人常常在酒桌上玩划拳游戏，中国小孩子常常结伴玩“石头剪子布”。即便是在这样无关紧要的游戏上，老不赢的一方，内心是有所不爽的。对不对？

三、修好跑马场，迎接千里马：若拿斯密做标杆，中国今天的学术环境比英国落后234年

英美等国在诺贝尔竞技场中频频夺金的重要原因其实很简单：政府为它们各自的选手提供了优良的、无障碍的“跑道”。正如本文分析，斯密要是在中国想出人头地，他要跨越太多的、常人难以逾越的关卡；如果他在英国，这些关卡基本上都不存在，斯密还是这个斯密，他在英国的“跑道”上就成绩骄人，他在中国的“跑道上”就无所作为。可见中国是“千里马常有，而好跑道不常有”。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拿出成果的年代距今已有234年，那时候的英国的“跑道”显然修的比今天的中国还好。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斯密做研究出成果的年月，没有遇到来自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任何阻挠和打压，他享有完全不受干涉的学术自由。

今天，掌握了中国最高领导权的九巨头，无一例外全部上过大学：除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是博士，其他七人全是工程师。按说，这样一个看起来全是有学问的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对学问研究的规律不会陌生。戴过博士帽的领导人，意味着他们是研究过学问、拿出过研究成果的人；李克强还是经济学博士，理当熟悉斯密。希望这些有学问和研究过学问的人能够想一想：为什么斯密在英国能够长成硕大甘甜的“橘”，而在中国注定只能长成渺小苦涩的“枳”、并且随时面临枯死的危险？希望这些有学问和研究过学问的人能在未来的日子，和千千万万在中国研究学问的人交朋友、给方便，而不要与他们过不去；希望这些有学问和研究过学问的人能正视“234年的差距”，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努力拆除横亘在中国选手跑道前面的关卡和障碍，让中国的斯密摆脱凶险、憋屈的研究环境，让中国不再万马齐喑、暴殄天才。只有这样，你们渴望的大师才会在中国出现，你们渴望的颜面才会挣到并保住。

温家宝关于“如何能让中国出大师？”的追问，其实这个答案并不复杂。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早就预备了形成的答案。我愿把那句古话抄出来，送给求索中的总理先生：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2010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