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们出现在街头，奏起圣洁的乐曲，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寄托深切的哀思，他们神情凝重虔敬，听者莫不动容，而蜿蜒开去的，是长长的花街如海……这是11月21日上海市民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公民自发哀悼“11·15”特大火灾遇难者集体行动中的感人场景。
这一天，是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28号的28层住宅楼遭遇大火的第七天，也即中国传统殡葬习俗中的“头七”之日。没有官方安排，没有特定的组织者，人们循着内心无法抑制的哀痛之情，秩序井然地来到这栋已经破败焦黑的大楼面前，手持白菊，鞠躬静默，献花志哀。据媒体报道，从清晨至晚上，至少有十万公民前来献花、哀悼。
事实上，从火灾当天起，就已经有包括外国友人在内的人群陆续到现场献花默哀，但21日这一天，无疑是献花哀悼行动从零星散发到汇聚成为一场“献花运动”的新起点。现场的人们传递着他们的哀伤和感动，那一张张遗像和送别的语言，令电脑前的许多网民潸然泪下，他们通过微博发言、发图片等方式与上海同哭泣，同哀恸。
而赶赴现场多日的媒体，陆续发出对灾难的深度调查，他们不放过每一个人为疏漏的细节，追问着这个由政府主导的“民心工程”为何变身“夺命灾难”，谁来为这场人祸负责？在逝去的58个生命面前，谁也不敢漠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谁也不能掩埋人们夺眶而出的泪水，谁也无力阻挡人们心中悲愤的叩问，于是，我们看见官员在现场的泪水，我们听见现场警察善意的疏导，但是，时至今日，公众依然不知道那些逝者的名字，在官方口径中，只有“58”这个冰冷的数字，我们依然无法直面那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和他们的灵魂。
公共舆论的场域中，有的人甚至不能理解这一日为何要敬畏上海，他们问，为何独独是上海人的生命矜贵，他们说，矿工死难的时候，拆迁户自焚的时候，为何没有多达数十万的人上街志哀或抗议？为何独独是上海人的哭泣配得上优雅？尽管这种追问的动机是良善的，却和我们的体制及社会治理僵局同构，都在以对立和一元观念应对已经急遽发生变化的中国社会。
或许，我们应该摒弃各种刻板印象和路径依赖，重新审视当下的中国命题。在一片公民社会已萌芽乃至发展的土地上，我们应当明了，时代赋予了公民新的特质和使命。
对于官方来说，不该再以传统社会运动的眼光审视今天的公民集体行动，因为，他们不再是基于宏大意识形态的暴力抗争或政治运动，其凝聚基础往往是对一种共同身份的认同，譬如，在这场“献花运动”中，今天，“我们上海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由同一个地方政府治理，728号的灾难，即是“我们所有上海人”的灾难，“我们”面临着平等的死亡机会和城市安全危机。
明智的政府应当放下计划时代的包办思维，确立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自己的社区和城市建设的全新治理框架。唯有公民亲自参与的社区建设，他们才能有足够的动力和可靠的渠道获知，如何使用身边的灭火设备，如何及早发现与自己的生活关联的公共隐患。
放下紧绷的维稳神经，给予公民共呼吸的空间，当使地方政府最大可能免于承担全能政府的无限责任。因为，全能政府的“全部负责”，即意味着“无人担责”。在责任尚未得到明晰认定的情况下，轻易启动国家赔偿，在程序正义方面是经不住推敲的，体现的恰恰是这种“万能政府”治理模式的破产。
而对于公众来说，我们也许应该以谦卑的心态，学习新的思维，凝聚新的共识。从厦门PX事件到广州的撑粤语运动，以及番禺反垃圾焚烧集体诉求，我们已经在这些率先进行公民操练的同胞们身上感受到了集体非暴力行动的力量，更见证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自觉探索和日渐成熟。这些可以称之为单议题的社会运动，其可贵和理性的力量恰恰在于这种单一诉求，它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包容的公民社会，便是容忍各种形态的共同体存在的社会。譬如，中产阶级也许不会为矿工的死难进入公共领域抗争，但是，工人群体却能够凝结成利益共同体而为工作环境和收入维权，甚至，一个男性也许参与妇女运动的公共议题，同时，他可能还是环境保护共同体的成员。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能够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而成为不同的社群成员，建构自己的公共生活和身份认同。
因此，为上海哭泣，抑或赞赏上海公民凄美的哀伤，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社群的公共诉求，悲情也并不意味着丧失理性或停止前进。更加没有疑问的是，上海以自己的方式，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更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表达的行动剧码：更多元素、更克制、更优雅，这种简净风格，可能更大程度宽慰着受难者家属，也消除着官方对公民集体行动的恐惧。
——原载:时代周报第106期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