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韩寒的归纳，每场盛典之后都要要烧一幢楼。京奥后央视新楼元宵节大火是喜剧，民众奔走相告，喜逐颜开，那是“真理部”的象征，是谎言总批发中心，况且该楼尚未完工，不涉及人命；上海世博后烧大楼却是悲剧，住的多系退休教师，民众对受难者一掬同情之泪，却对左军叔、右警姑、书记唤、市长呼之类的“党疼国爱”嗤之以鼻。讽刺的是，烧央视大楼当局不乐见百姓庆祝；上海烧楼后，当局却不乐见百姓自发前去悼念祭奠。我却想知道，广州亚运盛典之后会烧掉甚么？
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广州颇有感情，一九八七年广州举办“六运会”，我和老作家陈残云获邀到天河体育场观礼开幕式，彼时我确实为家乡的进步为中国的未来而自豪。犹记得主席台上赵紫阳意气风发，真是人面不知何处去！
假使我时隔二十多年有机会出席亚运开幕式，当会有何种心情？便想起余光中的《乡愁》，他把乡愁喻作一枚邮票、一张船票、一方坟墓、一湾海峡。而于我，故乡是衔着兽环的沉重红门，六四后在心理距离上故乡之遥远，更甚于实际地理距离。更兼前些日子我人在欧洲旅途，便连亚运开幕的电视转播都没看到。虽然没无缘回广州，却重履二十五年前游历过的巴黎和维也纳，当年我和诗人北岛结伴，都是首度迈出国门。此次重游，发现这两座世界名城和昔时几无变化。龙应台曾批评：“古老的中国为了急切地与国际接轨，总是采取最激烈的开刀方式，对准老城区一刀切下，开肠破肚。”——她说的正是广州，当然也概括了欲圆强国梦的整个中国。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却绝不和国际接轨，那就是党国体制对权力和利益的垄断。
这次亚运会期间，龙应台恰好造访广州，她和大学生畅谈公民教育，认为“大陆的危机是从不信任走向虚无，可怕的是以公民教育之名，行垄断操纵之实。”她以台湾为例，点出“前提是要有更多舆论空间，由社会讨论来推动公民教育，如果大家生怕出格，彼此就会生活在谎言之中。” 龙应台广州之行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陆还有很多抽屉没有拉开。”
近代以来，我的故乡广州曾是文明新思潮的摇篮，尽管近二十年风华已逝，但她确系一座较有包容的城市，政府公权力在这里略为收敛，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稍多一点。像薄熙来在重庆施展的强人铁腕，在这里玩不转。汪洋挟钦差大臣之官威，只能自曝其短，他之金句：“我也在学粤语，谁敢废粤！”这是典型的威权主义和官本位话语，粤语存废是一个文化保育问题，和封疆大吏学与不学有甚么关系？
京奥未能“奥”出一个新中国，上海世博也未能“博”出一个新中国，广州亚运亦复如是。然而我期望亚运之后，广州拉开某个尘封的抽屉，倒掉极权主义的制诰文牒，一把火烧个干凈！然而在大一统的专制天朝，这可能吗？于是广州离我还是那么遥远，两年后权力换届代，只要中国离我不至于更遥远，那就谢天谢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