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听到蔡定剑去世，顿时感到挫折和悲伤。很像多年前听到杨小凯去世那样。事先都知道他们有病，而且将不久于人世，但是真的噩耗来到还是感到突然。
蔡老师（我愿意跟大家那样称呼他）和我不是同行，他研究法律，我研究经济。但是我们经常见面，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有大方向上一致的看法。他举办的一些会议会邀请我参加，我们举办的会议也请他出席。今年1月29日天则经济研究所还专门请他来所做了一次报告。他身体很弱，但是还是答应了。单单是这次活动，就说明他追求真理，奋不顾身，至死不息的精神。是什么原因鼓励他那样努力奋斗？因为他有严肃的社会责任感，把全社会的事看成比自己的健康更重要的事。
那次他来天则经济研究所是参加我们的双周学术报告。他所做的报告题目是“如何推进公共预算改革”。这里涉及到国家的财政，有许多经济问题，是一个既有法律又有经济的题目，所以天则经济研究所请他来讲。大家知道蔡老师一生追求宪政的实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聚焦到公共财政预算的改革。他发现抓财政预算是实现宪政的一条有效的途径。因为国家的收入是从百姓所缴纳的税收得到的，钱来自百姓，百姓自然有监督的权利。他提到在许多别的国家里，民主的实现往往也是通过对政府财政的监督取得突破的。事实上在我国也确实有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而且取得明显的效果。他看准了这一点，因此他致力于财政的公开化，透明化。进而希望通过对财政的监督实施政务民主和依法行政。这个理想是很有远见的，并且完全是可实施的。
蔡老师走到这一步，是多年来经验的归纳。他原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组，秘书处工作。后来转到政法大学任教授之职。多年来他追求宪政从未懈怠。作为法律专家他非常明白中国的前途取决于民主和法治。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实施宪政。国家的治理要有规则，这个规则出于对人民权利的保护，而不是只维护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可是我们这个国家历来遵从的却是相反的原则，百姓要为政府的利益让路。就拿蔡老师在天则所演讲的题目来看，他一开始就说，政府预算应该让民众监督，可我们历来的政府预算是对百姓保密的。也就是说，政府根本没有义务让百姓知道政府预算，当然更谈不上让百姓监督了。这样一个颠倒的做法在中国已经实施了五十多年，百姓已经默认了，政府已经习以为常了。现在要把这几十年的做法颠倒回来，谈何容易。
蔡老师心中充满着正义。对一切不平的现象都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纠正。近几年不断有非法拆迁造成的冲突。按法律的专业分工来说，他是研究宪法的，拆迁的事不是他的专长。但是他一样挺身而出。正义感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最主要的精神。蔡老师一生追求的就是正义。正义是他工作的动力。其实，一切公共知识分子都有这一个共同点，坚持正义。蔡老师在主持正义时又不盲目，不感情冲动，而是用法律的逻辑去说服对方，用正义加善意去感动对方。所以他的工作绝不会给社会添乱，而是朝着更和谐的方向发展。所以他的工作总是非常有效的。
站在正义这边并不难，但是一旦坚持正义和自身利害冲突时考验就来了。比如讲，讲真话有时候是有风险的。你是屈从假话还是坚持真话，这是对自身利益的直接考验。恐怕大多数人会放弃正义。要不然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会有那么多的假话呢？又比如坚持正义会得罪许多人，多数人未必永远是正确的，你坚持正义就不得不得罪许多人，考验就来了。这一点我们非常钦佩蔡老师。他从不趋炎附势，从不说假话。他的一生刚刚正正。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所以我们永远要纪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