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政改旋风颳过，消弭於无形。因应执政压力和“良相”自我期许，而无政改路径选择和制度突破，总免不了唱独角戏。除了赢得部分知识分子欢呼外，几乎未引起民间任何热情，空施一服安慰剂。
顾名思义，政改乃政治改革，其本质是权力二次分配。政治的载体是制度，而政体又决定了制度──一党执政，人大、政协、党化军队和行政、工人阶级领导、一国两制、民族自治等等，且不说政体在权力逻辑上的内在分离和悖谬，权力党内禅让又玩出了新花样。党政国一体，固若金汤。真正的政改就是要打破党政国一体，使得国家主权真正归民。从温家宝毫无实质内容的“政改”口号，不难看出，政改不过是温家宝画饼给老百姓充饥而已。
政改应该改什么
制度常识告诉人们，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次好选择，这不仅在於制度实践得以证明，还在於尊重个人意愿。温家宝政改口号旋风，不仅未能获得中共党内积极回应，而且连他的讲话和採访都受到部分屏蔽，并未能获得知识界的普遍响应，可见这是温家宝的个人行为，恐在党内高层得到许可但远未取得共识，也可视为对民间社会压力的空洞纾解。
显然，权力来源合法性，一直是中共的紧箍咒，哪怕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中共的执政危机并未消除，在民权意识增长压力下，越加显现，陷入焦灼的困境。
权力二次分配或说分权，体现在对民权的保护和对党权的制衡。温家宝政改口号，在於没有提出任何政改路径和目标，实行宪政是政改绕不过的一道门槛。因此，所谓政改既非制度创新，远非制度转型，不过是对现制度打补丁。
政改必须与制度安排匹配，主旨在於党政国分离，民权得到保障，制度安排包括新闻自由、选举、司法独立、多党制、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这六个方面才是政改的应有之义.人民共和国的现实却是，这些写进宪法的权利要么虚置，要么被党权垄断。党政国不分，这是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
政改的虚假性
政改不是温家宝第一个提出。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重庆谈判，毛泽东曾提出与国民党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当年中共靠枪桿子向独裁者蒋介石要求分权，未能遂愿，但靠枪桿子夺得政权的中共却又走上蒋介石的独裁老路，越加迷信枪桿子。枪桿子意味着暴力，今天的“维稳”就是在和平时期，动用司法和行政资源而改换面目的暴力──政党暴力与国家暴力合为政治暴力。这种暴力非常隐蔽，蒙蔽被许以些许经济利益的善良百姓。就是这些许利益，左手给百姓，右手又抢夺过去，体现在金融储蓄、高价教育、高房价和低福利。“维稳”，说白了就是在维护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同时实施对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掠夺──公民政治和文化权利虚化、社会财富落入政府和官员口袋。反腐并非无良策，某种程度上腐败是这个制度所需要的，以购买既得利益者的忠诚.
如果将政改单纯定位为制度转型，这是基於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全面失败，和中国社会三十年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理性选择的判断，那么转型条件已经烂熟。同时，社会崩溃的导火线四伏，不经意间会被某个微小社会事件而引爆，虽然难以划定时间，中国社会将会陷入王朝兴衰周期循环.温家宝倒是讲了一句真话“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且不论是谁瓜分了经改的成果，民意觉醒却是不争的事实。
香港自由法治距离大陆仅隔一条窄窄的深圳河，台湾民主制度仅隔大陆一道海峡.现在回头看，两者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很难说是被殖民还是文明输入。与其抱有主权名义，在自己国家被国内战争成千万屠杀，被独裁者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杀戮，普通老百姓难道还有比这更坏的命运.两岸三地同宗同文，尤其是台湾实现制度和平转型，“中国大陆不适合民主”，绝对是既得利益者别有用心之辞.作为执政者的“党内民主”说辞，有意模糊了党政国一体，忽悠天下。政改倒是与“党内民主”比较吻合，以维护现制度，而非还权於民。
用制度转型取代政改
政改事实上在中国大陆是被滥用的名词，如同民主、自由，都属於被“山寨”的词彙，因为中国大陆老百姓从未享受过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权利，所以这些概念仅仅是一个词彙，与普世价值观和现代政治制度风马牛不相及。正因为这些价值观被篡改滥用，导致许多人厌恶民主自由，这在大陆是普遍民情。这不能不说是现制度留给未来的负遗产.
一批“太子党”登上权力高层将成为事实，这与台湾蒋家承继权力有所不同，前者将会使权力分摊，在一党共识下相互制衡，更容易形成制度惰性，自上而下的制度转型机遇几乎不存在；后者取决於个人政治智慧和眼光，操作相对容易。因此，民间社会将成为制度转型的主场，以期形成自下而上的民意倒逼机制。三十年经改的唯一好处在於，作为个体学会捍卫自己的权利，公民意识增强，但公民社会的形成非常缓慢，构成公民社会的NGO、行业协会、工会组织、慈善机构等民间机构多受到打压，几乎无生存空间.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大大满足了全体中国人的虚荣心，但四川地震、美韩日近海军演、钓鱼岛被扣船长和南海危机，让民众看清了政府的大忽悠和几无作为。物价上涨、钱包缩水，税负不减，通货膨胀让民众生存压力陡增。普通民众经由自我教育会变得理性许多，不会轻易被所谓爱国宣传迷惑。这些都会逐渐积累成制度转型的有效社会资源。
用制度转型取代政改，更容易被民众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