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初在维也纳大学参加了一个关於中国八十年代改革问题的研讨会。获邀的中方讲演者中有不少是直接参与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决策过程的政策研究人员或者实践者，其中包括了八十年代初期闻名京城的“改革四君子”中的三人：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当时排在四君子中最后一位的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伤痕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孔捷生、理论家和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吴国光、首创利用现代社会学研究方式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提供政策依据的白南风、世界经济导报的副总编朱杏清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六四”屠城之后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是他们对於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决策内幕的描述还是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

会议期间，也有不少西方的学者对中国民主化的进程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由於他们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立场相对超然，所以有些看法比较客观，他们提出的不少问题还是比较深刻的。例如有一位学者提出，人们非常称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变革，并称之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黄金时期，但是假如八十年代真的那么好，为什么这段改革的黄金期会以一场血腥的暴力镇压而终结？与此同时，会上一些西方学者在发言中也表现了不少对於中国政治民主发展问题的认识误区，其中不少在西方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

民主基本特质对人类有普适性

第一个认识误区是认为民主的基本原则可以因国家不同而不同。有的学者对中国政府强调民主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颇为认同。他们普遍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民主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它的一些本质的特徵是不应该因国而异的。这个本质就是政府的权力应该真正地由人民授予；而且人民有自由发表政见的权利；有通过定期的投票更换政府的权利等等。民主是人类针对自己本性所设计的一套“最不坏”的制度，其基本特质对全人类具有普适性。

数千年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证明，古往今来，人性没有本质的变化；无论是本性中那些优良的特性还是那些恶劣的特性都没有发生变化。同时，人的本性也不因为肤色的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或者在哪一种文化环境中，所有的人类善行和恶行不仅“神似”，而且“形似”。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设计出一套能够限制人类本性恶的一面、鼓励善的一面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度。能够将权力者关进“笼子”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制约西方政客恶性的唯一方式，也是制约东方政客恶行的唯一方式。因此他们在本质上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不是智商低下便是别有用心

第二个认识误区是，中国在民主化进程应该像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进程一样经过数百年的长期演进，没有捷径可走。不错，西方在探索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从代议制民主雏形出现，到实现不分财产多寡、不分性别、不分种族肤色的全民投票权，总共有数百年的历史。人类为了争取这些基本的政治权利，经历了不少曲折，甚至出现过流血斗争。但是这不等於说中国应该重新去经过西方所经历过的那些曲折。

一是过去对投票权的种种限制是不对的。不少对民主权利的限制，不仅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对的。维护这些限制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们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表现.人们认识到这种限制的不合理性，经过长期斗争结束了不合理的限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人去重複那些已经知道是不合理的东西。二是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科学认识的过程看，任何一项新的发明和创造，在开始的时候都需要长期、艰难的探索，但是一旦取得成功，新的发明和新的制度的推广和普及时间就会要短得多。这是人类进步的规律。人为地要求后来者重複发明者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不是智商低下，便是别有用心。

互相利用的“出口转内销”

第三个认识误区与改革的成本有关.现在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说法，苏联和东欧的剧烈式变革是一个失败，而中国的渐进式变革是一个成功。切不论这里“失败”和“成功”的定义，产生不同的改革方式的背后的原因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那种认为快速的政治变革将使得中国付出巨大的成本的说法很值得推敲。这种“快速变革成本高昂论”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如果变革加快，既得利益者肯定会反对；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将会导致社会冲突；社会冲突则产生高成本。这种说法本身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导致高成本。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去指责造成高成本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去指责改变不合理利益格局的政治改革的诉求。如果要接受这个观点，整个社会只好老老实实地听任既得利益者的绑架，永远不要去搞什么改革了。

西方学者对於中国政治改革问题的认识误区有多重原因，中国的歪曲宣传常常使他们看不到事物的本质；而且他们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接触到的基本上是那些受过西方教育，回国后便加入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精英”。这些精英们能够用西方学者所习惯的学术语言来维护中国的现存秩序，较容易被西方人接受；也有不少学者本身对西方资本主义长期持批判态度，他们对於任何能够与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抗衡的东西都愿意给予支持，这些人过去支持苏联的集权政权，现在则寄希望於中国共产党.由於中国政府惯於採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有选择地向中国民众兜售外国人的观点，所以西方学者的认识误区很容易为反对民主政治的中国执政者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