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入冬之时，一心致力于中国宪政民主的法学家蔡定剑先生辞世，令有识之士唏嘘感伤。蔡先生之生平事迹、学术贡献、理念信仰，亦籍由全国各家媒体的介绍，为更多公众所知悉。
蔡定剑是笔者最景仰的法学家之一。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笔者曾就法律与社会问题采访蔡先生多次。蔡先生于我，不仅是学识上的启迪，更给予我精神上的熏陶与鼓舞。
犹记三年前的夏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突发事件应对（草案）》进行二审。该草案第57条规定，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消息。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迫于法学界、新闻界许多人士的反对，该草案后来被退回修改，并最终删除。
当时笔者作为\”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蔡定剑时，他表示，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媒体应拥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们为公民社会提供一个客观的反映意见的平台，也成为公众参与的一个渠道；政府应该尊重媒体，因为媒体是民意表达的方式，不应像一些地方官员那样，视之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正因蔡先生这样的开明之士的奋力狙击，这项可能损害民权民益的不良法令，才被制止于萌芽状态。近年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当民权受到威胁之际，每每有蔡先生这样的学者奋力相救，虽然并非每次成功，但毕竟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当今中国虽物欲横流、毕竟还有蔡先生这样的正直之士，代表未来的希望。
蔡先生对于中国法治的贡献，不仅在于学理研究与价值理念的阐发。也许与很多同属自由派阵营的学者不同，蔡先生不仅坚持自由理念的传播，而且能俯身参与具体入微的工作，为伤残人士，为那些社会上遭损害的群体奔走呼号，一点一滴地推动现实的改变，这也是大家更为敬重他的原因。
近日展读中国自由主义宗师胡适先生的著作，研究胡适的为人，感觉蔡先生身上有某些与胡适相同的特质，二人虽成就、声名有异，但都低调、温和、宽厚而勇毅、坚定，不仅关注主义之真伪，更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蔡先生与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蔡先生秉笔书正直之文，行事光明磊落，温和可风，待人无架子，也无心机，有光耀周边的感染力。
记得去年一个秋日，曾参加一场蔡先生召集的反就业歧视记者培训会，当时已知悉他患了癌症，我心中忐忑，欲问病情，又恐不妥，但蔡先生的爽豁态度打消了我的疑虑。当晚蔡先生忽生游兴，建议大家同往香山登高抒怀。登到半山，很多年轻人感觉体乏路黑，不能再登，蔡先生虽仍有意登顶，但也随大家拾级而下。在山麓一处休息时，蔡先生提议大家一起唱歌。秋雾之中众人齐声欢唱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感觉这位身患绝症的迟暮之人，倒要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有更多的乐观主义精神。
蔡定剑先生个子不高，身材瘦削，看起来也不像一个健谈的人。但在写作时，他激情四溢、才思敏捷。他的很多文章深刻尖锐，文笔犀利，一点也不“温柔敦厚”。他曾对我感叹，他写的文章一点也不好发表，常因太尖锐而被“枪毙”。
蔡定剑特立独行，在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于“学而优则仕”，热衷于攀援仕途的今天，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的蔡定剑，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身而出。“职务越高，越不应该更多发表个人的看法，” 他说。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和民权维护，才是更能自由呼吸、自由驰骋，也对社会更有益的领域。
“近代以来，对民主的价值大家都认同了，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都是在为了民主事业奋斗，”蔡定剑接受我采访时曾说。那次采访后不久，有朋友通过邮件向我推荐了一篇“值得一看的好文章”，正是蔡先生的《为民主辩护！》。蔡先生之所以要写此文，正是因为近年来在社会上，甚至在知识界中，对于民主自由曾经有的共识，正在遭到否定或动摇, 也许又走到一个历史的节点。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意识形态风潮转变不知不觉间侵染中国，所谓的“中国模式”得到更多人的鼓吹。当民主宪政理念遭遇挑战，自由派阵营中一员大将倏然辞世，令人扼腕。
近年来，在蔡先生所属的法学界内部，也出现了利益与理念的分化。现代法治曾被视为帮助中国冲破专制束缚、走向现代社会的利器。但现在，一些法律与法学家正为体制内的滥权提供话语支持。原本作为民权保障的法律，成为一些人取悦权贵集团的工具。一段时间以来，对律师群体的矮化与压制、借“打黑”之名而行的法治倒退，都是这种危险趋势的表现。不少法学界人士虽知事明理，但为现实利益驱使，走上投靠权贵之途。
在当今法学界乃至学界，不关心大众疾苦、徒知玩弄学术概念文字游戏者有之，奔走于名利场忙于将学院地位换为金钱利益者有之。似此之辈，与淡泊名利、正道直行的蔡先生相比，差距何止以道里计哉。吾辈今日纪念蔡先生，实因这样的人格品性为当今社会所稀缺，需要发扬光大。今日重读其遗作，以他的清新正直之气，驱赶弥漫于当下中国社会的物欲气、乖戾气、腐朽气，提醒知识分子真正承担起自身的道德使命。
坚信“民主宪政才是社会平稳转型的基础”的蔡先生英年早逝。他留下遗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让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