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过去在一些文章中表达过样的意思，就是好大学里要有教授的故事和趣闻流传，它构成现代大学文化的一部分。后来章诒和在演讲中也说过，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没有故事，没有趣闻。何以如此？原因可以找出许多，但关键是如今的大学太缺少自由。没有自由，教授的个性和怪癖就表现不出来，就是表现出来，现在的校园文化也不能容忍，所以现在的大学里我们极少听到关于教授有趣的故事和传说。我们要懂得，美好的传说一定是与常态社会生活有冲突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中总是保持了一种人们普遍期待的理想追求。这些故事的代代流传，也表达了大学里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中国大学里现在没有故事，或者说只有丑闻，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大学的生态。没有故事的大学不是好大学，没有传说的大学太无趣，太不好玩。
西南联大时期，赶上陈立夫长教育部，为了控制教授的思想，要求所有院长以上的教授都必须入国民党。当时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是陈序经，他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说，如果非要我入党，我就不做个院长。这个故事在西南联大流传了很久，从中说明教授的一种情绪和精神。
上世纪三十年代，张东荪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当教授。当时的习惯是每次学校开会，大家都要起立朗读总理遗嘱，张东荪有一次就说，下次开会如果还要朗读，我以后就不来了，说完拂袖而去。
西南联大时期，教育部规定大学里都要开党义课。教授们都非常不愿意讲这门课，但也没有办法。有一个教授，每次去上这门课，总是先给学生鞠一个躬，然后说：兄弟的这门课是奉送的。教授敢于以这种方式来开玩笑，反映了大学里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是大学教授的一种特殊幽默。
培养学生的趣味，是大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趣味如何培养，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大学教员应当有这个意识，比如自己学术的上偏好可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要强化自己的偏好，而不是一定要迁就教科书，中国的文科教科书是最无趣味的，如果教员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教学偏好，那学生的趣味就会出问题。教员能影响学生的趣味，是教员的最高境界。如果一个教员讲鲁迅能让他的学生都喜欢上鲁迅，或者讲胡适都喜欢上胡适，那是最大的成功。趣味可以共存，但趣味也有排斥性，没有排斥性就没有趣味，喜欢鲁迅的人看不起胡适是正常的，反过来也一样。学术不重视趣味，很难有高境界。中国史学界很多人喜欢陈寅恪的学术，除了学术本身外，主要是喜欢他的趣味，他研究的那些问题除了社会意义，有很强的个人趣味在其中。学术是智力活动，有趣味和复杂性才有意义。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考证“狐臭”、“梅毒”的中国传播、考证“宁夏、榆林、灵州”地名的来源、考证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的演变等等，有些也曾被认为是很无聊的问题，但这体现了研究者的趣味，其实背后有大问题在，这已是学术史上的常识。研究小问题最能见出学者的趣味。
教员的趣味一旦影响了学生，一般来说就成功了一半。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回忆他的大学生活，经常提到一些有趣的事。有一则是关于黄侃和陆宗达的。他说：“研究训诂学的陆宗达先生，在北大读书，上到二年级，黄先生离开北大到武昌，陆先生就不要北大的文凭，跟着黄先生到了武昌。后来陆先生很有地位，北大又补发了一张毕业证书给他。”学生跟着老师走，其实主要是跟着趣味走，老师在哪里，趣味就在哪里。现在的学生是跟着学校走，跟着利益跑，什么学校好找工作、什么专业来钱快就选择什么专业，趣味下降事关学风，其实是高等教育中的大问题。
学生没有趣味，就不会判断讲课和学问的关系。教员讲课好固然应当肯定，但讲课本身不是学问。周作人、沈从文讲课难称一流，但学问好，总为后人称道。讲课好的教员，如果有学问更好，但二者兼得是最难的，所以大学里一般还当以学问为上。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容易喜欢讲课，但教员应当提高他们的趣味，让他们明白学问才是大学里的重要内容，到大学里来是提高对学问的兴趣，懂得学问的门径，不是来听故事和朗诵的。程千帆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敬重的是老师的学问，至于老师们课上得怎么样倒不讲究。老师们当中，胡小石先生最会讲课，很有条理，季刚先生上课喜欢漫谈，汪辟疆先生不大会上课，有的学生讲他上课几乎是语无伦次。可是如果上汪老师家请教他什么问题，他能把有关的书一本本指示给你，然后一一讲析，令人佩服。”
旧大学和新大学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这些细微处。大学里的学术趣味通常会保存在那些奇人、怪人身上，所以现在大学文科教育要提倡个性，主张趣味，要把学术做得好玩，不要把学术搞得一本正经。
自由时代才能有故事流传，自由的校园才能有趣闻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