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顾炎武的原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是错的；在梁启超和他的后人，把这个“天下”偷换成“国家”之后，它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意出于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他的原文是：“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到今天有300余年了，本身就错的；后来经过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引为成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今也有近100年了，这100年间，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被引伸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更错了，每当国难当头，就成为当权者和社会舆论动员民众效力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无知民众，也往往以此自诩，以此自励，对于动员群众，化解统治集团面临的危机，很有效果。
问题的关键是：梁启超和后来的使用者，不管是否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天下”与“国家”两个不同的概念，它都是错的。
按顾炎武的意思，“天下”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它的意思是说政权变了，就是亡国；道德沦丧，就是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是有原则区别的。（朱明王朝变成大清王朝，就是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是彻底的道德沦丧，就是亡天下。“率兽食人”的意思可以解释为：人可以没有饭吃，但是，宠物狗却一定要“锦衣玉食”）。
到了后来，清末民初，梁启超把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化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危难日益加深，不再有人区分“亡国家”与“亡天下”之别，以此谬种流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际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另一种说法，于是就成了“匹夫”也要对国家的兴亡负起责任来了。
首先，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质上变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后，自然就成了反历史的了。匹夫是不能对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的。顾炎武直接就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权贵与豪门才有保国的责任，匹夫何与焉？所以，匹夫对亡国没有责任。
（顾炎武的原文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匹夫一词，一意指为平常人，一意指贱人。但是，《现代汉语词典》说匹夫是指平常人，它举出的例子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同顾炎武的原意大相径庭。顾炎武说的是“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匹夫之贱”，因而是“贱人”、“贱民”，怎么会成了普通人？
与“匹夫之贱”相对立的说法就是“九五之尊”，“陶朱之富”了，皇帝之尊，尊之已极，陶朱之富，富可敌国；那么匹夫之贱呢？自是贱之已极，既不是普通人，就更不是公民。
因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匹夫”一词解释为普通人是反历史的，在这里匹夫一词，就是在贬义上使用的，民间口语，也多为贬意，过去骂人，就骂对方是“老匹夫”，而成语“逞匹夫之勇”，也是对“匹夫”的贬斥。
就是把“匹夫”解释为普通人，在中国这样一个皇权专制社会中，要“普通人”这个没有丝毫政治权利的社会群体为历史的发展、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也是毫无根据的，它同样也是反历史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常都用在国家、社会碰到危急存亡的关头，统治者要普通民众出钱、出力去卖命，保住他们统治人民的位置；在国家兴旺的时候就用不着了：历史书籍从来都只对统治者大唱赞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统治者的功劳，与匹夫何与焉？
其次，就按顾炎武原意说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是反历史的。一介匹夫，怎么可能对“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承担责任呢？在什么条件下才会有上述的情况发生呢？只有在统治者穷奢极欲、道德败坏、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恶劣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情况，难道要“匹夫”们承担责任吗？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是由于统治者的残暴引起的，我们没有切身体会，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我们中的很多人是“亲历”的：一种情形是，庄稼成熟了，却不收割，要去“大炼钢铁”；另一种情形是，虚报产量，把收获的粮食全部收走，“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明知饿死人了，还不开仓赈灾，最后是“人相食”。饿死的都是些什么人？自然都是匹夫！“食人”的又是些什么人？自然也是匹夫，权贵当然是不会饿死的，他们有人参，还有游泳池，也用不着直接去吃人。这些饿死和还没有饿死的匹夫们，绝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当中，既有被人吃的人，也有吃人的人，却要他们对“天下兴亡”负起责任，天下之大，宁有是理？
饿死4000万人，要他们负责任吗？文化大革命的惨烈，也要他们负责任吗？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年青的时候，热血沸腾，也很受过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欺骗，还“以天下为己任”，这可实实在在是匹夫之勇，不论是右派，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先知先觉者，结果是“全军覆没”，无一幸免，要他们负什么责任呢？
不过，如果向前看，情形又不同了，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很不同于从前的皇权专制社会了，自从西风东渐，民主的潮流已经磅礴于全世界，任何人都知道，不论是何种形式的专制，都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任何专制，都要加上民主的装饰，才可以招摇过市，经过60年党国的“教育”，中国人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所谓“党国”的民主是不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海市蜃楼，它还更是一块遮羞布，用来遮饰实质上的一党专制的，中国应该和必须进入“公民社会”。
在一个公民社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不再是反历史的了，因为在一个公民社会中，统治者是被公民选举出来的，公民在进行投票的时候，表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国家的政策，也是通过选举，由公民们决定的，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现在还远远不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要民众斗争才能得到的，一方面依靠私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还要靠“匹夫”们的努力奋斗，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权贵统治集团照例不会自己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
自从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只要没有“国难当头”，需要动员民众“同仇敌忾”，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口号就不大提了。政治局决定一切，要你民众做什么？现在为什么又要提了，是因为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后，又需要民众出来表达民意了，要不然怎么说“中国人民不答应”？
但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政策不是“匹夫”们制定的，匹夫们完全没有权力过问此等国家大事，这种事情向来是中共领袖们“一言九鼎”，谁在什么时候争求过民意？
2010-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