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信息员余林根据众访民口述整理）我们是成都市的几名老访民，因住房被强拆后得不到公正解决，曾多次进京上访，最近一次进京上访是11月中下旬的时候。这次上访过程中的遭遇并非最惨痛的一次，但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这些事例，可以略知访民在上访过程遭到的一些非人对待。
我们几个分别在11月20日和22日，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立案通知和预约洽谈才进京的。进京后，我们分别到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上访材料，然后相约到天安门邮局投递信访材料。11月25日下午4点，路经天安门广场，看到几个警察正拦住一个中年妇女，要强行检查她随身携带的包。那个妇女不让检查，于是双方发生了肢体推搡。那个妇女显然不是警察们的对手，虽然拼命抗拒，却不过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而已。几个警察连拉带扯之下，那个妇女就被扔进警车了。北京的警察发现我们的穿着陈旧以及他们对付那个妇女时我们表现出的同情，将我们拦下强行检查行李，由于我们也携带了上访材料，我们也被扔上警车了。
警车将我们带到府佑街派出所，关进一间大屋子。我们进去时，里面已经关了一百多人。后来又不断有人被送进来，这些人都是访民，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在我们去派出所的路上，负责押送我们的保安说：“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他们北京人都不到这里来。看见没有，门口狮子背后的铁棒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到了派出所后，我们象罪犯一样被强迫照相、登记，稍微不从或表示不满，就会遭到警察的大声呵斥或打骂。我们哪里是什么公民，在警察眼中我们就是贱民，是捣乱分子。随后他们扔给我们一张打印好的训诫书，要我们在上面签字。训诫书的主要内容是，天安门、中南海等地是党和国家重要的办公场所，访民一律不能去。我们抗议说：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不能去这些地方？但是我们的抗议立即遭到训斥和威胁，我们只能违心在训诫书上签名。签完名后，我们先被送到派出所的一间大屋子临时羁押。大约6点左右，来了一辆公交车，将我们及其他一百多名访民拉到久敬庄关押。这里是访民集中转运地，所有访民将在这里等待各地驻京办来人接走，然后被押送回老家。
晚上8点左右，几个自称成都驻京工作组的人把我们4人带到托月宾馆。他们本来告诉我们第二天早晨回成都，但是当晚凌晨1点左右，工作组的人带着一伙不明身份的人，闯进我们休息的房间，不由分说将我们从床上拖起来，然后塞进宾馆门前的一辆白色依维柯车上。押送我们的共有十多个人，这些人身着统一的黑色保安制服，神情冷漠，同以前押送我们的安元鼎黑保安完全一样。访民中传说，虽然安元鼎经媒体曝光后，董事长和总经理都被抓了，但是躲在幕后真正的大老板根本无人敢动，抓两个小虾米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事实上他们的“业务”一天都没有停过，只不过现在做得更加隐密了一点，不会公开将安元鼎的牌子打出来来罢了。是呀，安元鼎虽然倒下了，但是截访还必须进行，这中间的利益依然会吸引一些人的。如果没有黑监狱、黑保安来充当打手和中转站，截访的事情就难办了许多。所以这种对政府和“安元鼎”们都有利的事情当然就“野火烧不尽”了。
从黑监狱和警方密切合作的程度来看，黑监狱、黑保安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他们相当于警方的助手或者说走狗。只不过他们名义上不是警察，而是企业，那是为了在事情败露时便于成为替罪羊而已。比较凑巧的是其中的几个保安我们以前都见过，他们就是安元鼎的人，我们问他们是否还在安元鼎做，他们吱唔说换了一家公司。不管这次押送我们的是不是安元鼎，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安元鼎“倒下”了，但是当局仍然在继续使用黑保安押送访民。尤为可恶的是，一路上这些黑保安不仅不准我们吃喝，甚至连大小便都不准我们撒。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还能忍受，但是不拉不撒却无法忍受，我们最后实在憋不住了，只能将屎尿都拉在车上。
11月27日早晨6：30，经过30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又冷又饿的我们终于抵达成都了。黑保安收了钱后，将我们交给成都地方官员。我们三人经过简单的问讯后，被直接放回家。李仁玉则被带到派出所，理由是她非法上访，还要到派出所做笔录。
北京安元鼎事件曝光后，著名评论人何三畏曾在《南方周末》发表评论：安元鼎事件警示，中国的维稳已经撞上了南墙，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连掩盖表面的社会矛盾的作用都没有，而只是暴露了更深刻的政治矛盾。无论如何，“上访”只是公民关于自身权益的表达，而大面积的公权力机关向社会购买非法力量来拘禁和押送他们，无疑是对现存政治秩序和社会正义的挑战，甚至也是对国家政权的反叛。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然而时至今日，当局却仍在使用黑保安押送访民，不管国家能不能容忍，反正我们老百姓已经无法容忍了。
以上文字，根据成都访民李仁玉、彭天惠、阚恩芸、陈茜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