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真朋友谈刘晓波
（加拿大）约翰・拉尔森顿・索罗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中国政府出于自愿，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加入了该国宪法，那是在2004年。1998年，它就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在2008年提出了一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外国政府不能为这些承诺受责备，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也不能，刘晓波更不能因此受责备。他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但他如今却因为相信中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的承诺而在监狱里。
在通向12月10日和平奖典礼的日子里，一声简短合唱“让刘晓波自由”的声音将不断放大。它来自各大洲。这句话应该加上：“释放他被软禁的妻子刘霞！”就此而言，还要释放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名单上的其他40多位被监禁的作家，停止骚扰忠诚的公民，其中有独立中文笔会许多会员，他们不过是在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
刘晓波可能会把这些逮捕和骚扰描述为一种深刻危机的表面紧张。不知何故，北京看不到它的行动正在破坏它自己在国内的信誉。过去常说中国历朝历代的“天授君权”，其实是拥有者自己失去的。当他们停止确保正义得以伸张时，就失去了它。至于中国当局在世界上所寻求的影响力，也正在遭到削弱。所有这一切都是自食其果。
领导权和影响力，可能需要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它们也取决于信任这个重要因素。北京未能树立一种随着言论自由和人权而来的透明度，不断成为它在世界其它地方建立信任的障碍。
刘晓波一直在呼吁的，明确地体现在《零八宪章》中，现在已经得到生活在中国的成千上万中国公民联署。北京试图通过声称宪章代表西方影响来诋毁它，揭示了一种惊人的“天真”。言论自由、人权和平等这些原则，在亚洲和在欧洲或美洲或非洲一样，都是受人欢迎的准则。当然，各自在不同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多少有所不同，但明确规定于中国宪法，深深根植于中国历史。
毛泽东在他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曾清楚说明了这点。毛泽东的最喜欢的作家鲁迅，曾取笑专制统治者们企图控制民众，是通过阻止他们聚集，不许他们说话。“主要问题是，我们无法让人们停止思考。”刘晓波尖锐透彻的文风有一种鲁迅的回声。孔子如在世，很有可能已经签署《零八宪章》：“对于身居高位而不宽容的人，我能找到什么值得在意的呢？”（居上不宽，为礼不敬）
现实就是如此。中国国内在改革者和专制者之间有一种经典分裂。许多的改革者如刘晓波，在权力结构之外，而还有许多人在里面。他们可能想要不同种类和程度的改革，可能互不了解或互不喜欢，但多少共同期望一个更平等和开放的社会。在另一方是些害怕变化的当权者，他们似乎被安全机构和某部分法律制度所保护。
无论是在权力体系内外，改革者代表一支重要力量。刘晓波的和平奖可能初看起来已经激发了镇压。但是10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年会，正是此奖打破了专制者的幻想——中国可以没有政治和社会改革就赢得国际尊重。
中国当局继续坚持西方人正在刁难他们，和平奖只不过是另一个例子。其实正好相反，世界各地人民都希望能与中国交朋友，而且并非只是出于经济原因。以属于笔会的一百多国家的数万作家而言，我们为什么不希望与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有更积极友好的关系呢？中国在环保、军事、发展援助等各个领域的作用至关重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大家对友好的定义。在旧的冷战术语中，你要么亲华，要么反华，友好的意思无非是盲目忠诚，彼此没有批评。对于我们这些钦佩中国并在中国度过时光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深为缺憾的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像澳大利亚的陆克文现在指出，友好的完整概念，在中国作为一个真朋友，就是“诤友”：坦率、真诚、不怕批评的人，你会期望具有长期私交的人。事实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国友好的表示。
让我以作家的话语来归纳这一切。那些被当局监禁的人通常是它最好的朋友：多刺，不爽，像好作家和真朋友。政府中许多人希望减少腐败，更好对待劳工，减少煤矿事故，适当的公共教育体系，完善的公共医疗体系。他们要有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所有这一切的核心，正是他们所逮捕的作家们的信息。
有一个公认的真理与这些信息紧密相连。言论自由，虽然什么也不能担保，但仍然是要使改革成为可能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像刘晓波那样的勇敢声音需要表彰。简便易行的第一步就是让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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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尔森顿・索罗是国际笔会会长。国际笔会是1921年成立的全球作家团体，如今分布在100多个国家。索罗参与国际笔会近三十年，加拿大公民，获奖散文家和五本小说的作者，他的作品在30个国家已被翻译成22种语言。
本文以英语首发于2010年12月6日《多伦多环球邮报》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