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之死结
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误解，是不少中国人（其中，多数人是陷于理论迷雾，“左派”是因幼稚而与之不共戴天）认识中的一个死结，构成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一大障碍。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和延续，已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6年毛泽东统治时期；第二阶段是1978年直到现在的后毛时期。
毛泽东统治时期，其治国理念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个人专制 + 以阶级斗争为纲”。斗争对象很“集中”，就是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发生过变幻莫测的变化。开始是一个实在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这个阶级在生产关系领域中已不存在了。此后毛“继续革命”，不断寻找新的对象。一旦有了新的目标，就冠名为“资产阶级”，加以全歼。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把55万（官方1979年公布的数字）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事实上，1956年之后，所谓“资产阶级”这个斗争对象虚拟化了，它是从毛的主观需要出发加以钦定的，其实质是，凡是与毛的路线、政策（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与势力就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被纳入毛的斗争对象。因此，毛在此期间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打人、整人的棍子，也是运动群众时挥舞的一面旗帜；与科学的阶级概念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也因此，毛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决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与实在的（1953——1956）与虚拟的（1957——1976）资产阶级斗争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消极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使国人对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陷入了深深的误解，使国人在心理上患有严重的“恐资”病与“恐私”病。
第二阶段自邓小平执舵开始。邓复出主政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然对立的僵化关系有所松懈。邓的思想主导依然是个人专制。他直言不讳地说，毛在的时候毛说了算，我在的时候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指江泽民）说了算，我就放心了。他晚年执政获得成就之所在，是他对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宽容。如允许实行农户承包制，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出土问世，开放外资入境，创建经济特区，特别是92年南巡谈话倡导市场经济。也因此，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受到来自“左派”的责难，认为改革姓“资”，不姓“社”。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与治国，在政治上严守传统的社会主义防线不动摇：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力拒借鉴西方政治体制，罢黜胡耀邦、赵紫阳两位具有自由民主改革思想的总书记，对89民运果断地实施镇压。总的来说，从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邓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设计的改革蓝图是有限的“跛足改革”。他的治国理念也可以归结成为一个公式：“政治严控 + 经济放松”。
邓的改革指向与治国模式为他的接班人所秉持。江泽民的名言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消灭在萌芽状态”。胡锦涛登基（以2004年获得军委主席权力为标志）的诏令是“向古巴、朝鲜学习”。耐人寻味的是，自改革以来，尽管在经济上对内资与外资均有所开放，但在官方的话语中决不言“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称“非公有制经济”。真是“中国特色”了。
中国的改革已走过了30年的岁月。即使改革是一种“跛足改革”，也引起“左派”们的深深不安。30年改革、30年风雨，其间无不充满着激烈的思想交锋。2006年原定是“改革年”，结果出现了改革的第三次争论（第一次是1984年前后，第二次是1990年前后）。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如贫富的两极化，民生状况的恶化，党政官吏贪腐的普遍化等），“左派”怪罪于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是资本主义复辟；主张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向“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夺权，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社会主义的正道。
面对“左派”的责难，中共改革派如何为之辩护呢？邓小平为此发明的招数大致有三。招数一，不争论；招数二，有些东西，不姓“资”，也不姓“社”，市场经济就是；招数三，我们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招数都回避了一个字：“资”，都是“避资”术。这就叫，资本主义可以做，但不能说。
其实，姓“资”又如何？为什么老躲躲闪闪呢？
难道，这个“资”真的像瘟疫那么可怕吗？是罪恶的渊薮、万恶之源吗？真的那么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请你讲讲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遭受过怎样的苦难？或者，那诸多的西方国家如何长期地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地狱之中？
对“资”的误解与恐惧，是毛“极左”统治下对资本主义进行长期错误批判所留下的一份消极遗产，乃至成为民族的一块心病。不管是毛的错误批判或今天的“左派”为之招魂，其认识源头都来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非科学论断。因此，要消除对资本主义的误解，根治心理上的“恐资”病，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对资本、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所作出的理论分析，必须清理他的经济学说中一些明显的偏误，特别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对于后人的误导（须知，“左派”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某些非科学的理论结论的卫道士），以对资本主义（指自然资本主义，而不是权力孵化出来的权贵资本主义，后者应另当别论）求得客观、理性的认识，扫除当代中国现代转型中深层次的思想障碍。为此目的，本文通过对劳动价值论与生产力价值论的比较以及对资本家历史价值定位的阐述，对资本家与资本主义的认识提出了新观念、新思维，以拨开长期笼罩于国人心头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迷雾。如果你认同文中的分析，那麽，我们可能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这真是一个深深的历史性误会，何况毛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指向是一个个虚幻的对象，那就更荒诞了！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错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愈来愈多的商品堆积。每种商品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复合体，都是劳动的凝结物。马克思将人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认为每一种劳动既是具体（有一定目的和形式）劳动，又是抽象（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劳动；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这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两种商品可以互相交换，因为它们的价值量相等，即生产它们的劳动量相等。所以，价值量以劳动量计算，而劳动量以劳动时间计算。这并不是说，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愈多，价值量就愈大，该商品就愈值钱。马克思就此指出，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间，不是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而是“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从劳动力能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别的商品在使用过程中消耗其价值，直至殆尽；而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还能为资本家创造新的价值。譬如资本家购买一个劳动力（实际上应当说是“租赁”，因为劳动力的所有权仍属于工人），他支付20元工资要工人劳动一天——12小时，结果工人劳动6小时，就创造了20元的价值，就可抵偿他的工资（马克思称这抵偿工资的6小时劳动为必要劳动时间），接着又劳动了6小时所创造的20元价值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称这6小时的劳动为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家占有，是资本家的剥削收入。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资本积累的秘密。
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建构了《资本论》的恢宏大厦。列宁说，《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1949年以来的中国，根据《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所编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官方命定的统一教材，人们无不当作真理加以接受。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才对劳动价值论的缺陷进行了一番讨论；但这种讨论是在捍卫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只对劳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某些修正。
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错在哪里呢？
劳动价值论的第一个错误：将工人的体力劳动视为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说：“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马克思还说：“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 ⑴
显然，用劳动量、即劳动时间作为测定价值尺度的劳动只适用于简单的体力劳动。马克思无意中排斥了复杂的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而且是更重要的劳动，这种劳动自近代工业社会以来其作用愈来愈显著，亦愈来愈重要。简单的体力劳动其劳动成果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如至今仍沿用的计件工资），而复杂的脑力劳动是绝对不能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聂耳所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价值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吗？辉煌不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何占豪 陈钢作）其价值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吗？鲁迅的《阿Q正传》其价值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吗（吴冠中说，一个鲁迅抵300个齐白石，因为鲁迅是思想家。意思是思想家的劳动与画家的劳动不能同日而语）？还有无数的科学家在创造发明中所贡献的劳动成果，其价值都无法用劳动时间作为尺度去简单地界定其无量的价值。当人类尚处于原始的农业经济时期，纯体力劳动是那个时代劳动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的劳动其劳动量当可作为勘定其劳动物品的价值。马克思所举的1匹布=2只羊的例子大体符合那个时代的情形（说“大体”，因为还有自然条件的因素）。如果说，亚当•斯密（1723—1790）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期）所提出的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还是基本正确的（他尚且还认为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那么，马克思的价值论（《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问世）则远远地脱离了他所处的时代。
即使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也坚持认为，每个人以他的劳动时间核算出他的劳动量，以此向社会领取他所应得的消费资料。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他说：“社会劳动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与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⑵ 这是马克思坚持将简单的体力劳动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又一证据。
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撇开其若干的空想不说（如国家消亡，分工消失，商品和货币不复存在等），他的以每个人的劳动时间获取其生活资料也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事实是，脑力劳动者队伍的不断扩大，他们在物质和精神生产中的作用愈益显赫。他们如果也同体力劳动者一样，只凭其劳动时间去领取生活资料，这合理吗？马克思认为，在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后，大家都成了劳动者。问题是，他所说的劳动者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呢？在《法兰西内战》（1871）中马克思如是说：“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⑶
马克思的意思是，以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直是全由工人来承担的；劳动解放之后，这种劳动就由大家来承担了。可见，他所说的“大家都会变成工人”，是说“大家都会变成体力劳动者”。马克思不但不承认工人所从事的体力劳动以外的那些与物质生产有各种联系的劳动（如经营管理劳动，科学技术劳动，教育工作者与医疗工作者的劳动等）属于他的劳动范畴，而且还要消灭这些形式的劳动哩！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原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马克思看来是“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因而这种“分工”被马克思认定为是一种“对立”。既然是“对立”的，自然必须消灭。怎么消灭呢？就是上面所说的，使大家都成为工人，也就是说，消灭各种形式的脑力劳动。人类文明史表明，只有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才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社会才能获得重大发展。马克思则反其道，认为体脑对立消失之后，劳动（指体力劳动——笔者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个人”全面发展实现了，“生产力也增长起来”了，“集体财富都充分涌现”了，那个时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就实现了。⑷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人类只会退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只承认体力劳动是劳动，否认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在毛泽东那里有了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中还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如知识分子必须进行劳动改造。这个劳动就是体力劳动，内中意含智力劳动不是劳动，而且加以歧视。大跃进年代，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提出知识分子要在劳动改造中向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学习，拜他们为师。就是说，脑力劳动者、有文化的人要接受体力劳动者、接受没有文化或略识几个字的人的教育。毛还认为，知识分子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他早就说过，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文革期间宣传“知识愈多愈反动”；工人阶级（工宣队）占领上层建筑，领导斗、批、改；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如此等等。毛泽东主宰中国的年代，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民间流行“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操作手术刀的不如耍剃头刀的”顺口溜，讥讽体脑（收入）倒挂。歧视和迫害脑力劳动者，导致中国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陷入低谷，社会遭受深度创伤！
有人会说，马克思没有否认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呀！是的，马克思对当时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在生产中的运用没有视而不见。譬如他说：“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甚至还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从事劳动的时间，……一旦直接形成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⑸ 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已经使他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自圆其说，从而动摇了劳动价值论。但他仍没有去修正他的价值理论，以体力劳动为依据的劳动价值论依然是他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因而是价值创造的重要因素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中仍无立足之处，因为这样一来，将完全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面貌，也不符合他研究经济学的初衷。
劳动价值论的第二个错误：物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创造价值。常识告诉我们，劳动力只是生产中一个必要的要素，要进行生产还必须有生产设备（工具，如机器）和生产加工物（如棉花、钢材、矿产物等）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为人力资本，那么生产资料可称为物力资本。
物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和改变了自身的价值，它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到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新产品的价值之中；问题是，除了转移价值之外，是否还产生了新的价值？马克思对此是否定的。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它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为活劳动提供条件。新价值只能由活劳动创造，过去劳动的产物——死劳动，只是转移其固有价值。他说：“生产资料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丧失掉存在于旧的使用价值形态中的价值，才把价值转移到新形态的产品上。”还说：“生产资料加到产品上的价值绝不可能大于同他们所参加的劳动过程无关而具有的价值。”⑹ 比如，资本家投入资本，盖了厂房，添置了机器设备，购买了原材料，这些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其相应价值而不形成新价值。所以，马克思将生产资料这一物力资本称为“不变资本”。“转变为生产资料及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而将人力资本即支付工人工资的资本称为“可变资本”。“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⑺
马克思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在理论上是一个悖论。因为，所谓资本，就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见《辞海》）所以，凡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其价值都会发生变化，不存在“不变资本”。
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自动化生产设备的那些企业，使工人的劳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显得愈益微不足道。那么，这些企业所创造的巨大商品价值，如果仍都归结为工人的劳动，这符合事实吗？按照马克思只有可变资本才创造价值的理论，这些企业的利润应该减少（因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人及其劳动将不断减少）。可事实恰好相反，这些部门的利润率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反而往往上升。可见，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生产力愈来愈依赖于科学技术，由智力成果转化的物力资本愈来愈成为生产中创造新价值的主体。如果还硬要说一切新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那么，在无人车间乃至有些无人工厂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又作何解释呢？以物力资本形式存在的一切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出新的价值，这在古典资本主义时期是如此，在现代的资本主义时期更是如此。物力资本投入者获得利润所得理应，绝不是工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劳动价值论的第三个错误：否认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力是价值的重要源泉。为了维护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也否认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力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他说：“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的补偿，只是表现为一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补偿。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不需要代价的自然要素，不论在生产中起什么作用，都不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加入生产，而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产的。”⑻ 如果承认利用自然生产力是需要有代价的，那么，商品价值的源泉就立即多出了一个，而且一旦承认自然生产力的利用是有代价的，那么，生产资料即物力资本也理所当然是价值的源泉了。这岂非动摇了劳动价值论，也动摇了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大厦。
但是，否认自然生产力是价值的一个源泉，在事实面前立即陷入困境。因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所带来的成果往往会有差别。比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⑼ 再如，一农夫同时在甲、乙两块地上种植，甲地土地肥沃，乙地土地相对贫瘠，假定农夫在甲、乙两块地上花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比如都是500小时的劳动量，结果甲地收获500公斤谷物，乙地收获250公斤谷物，这样甲地每公斤谷物包含了1小时劳动量，乙地每公斤谷物包含了2小时劳动量。这就意味着，甲地每公斤谷物价值要小于乙地每公斤谷物价值量。但在现实生活中，只要这个农夫种植的谷物品种一样，他所收获的单位谷物的价值就是一样的。那么，在花费同等劳动量的情况下，甲地多出250公斤的谷物其价值从何而来的呢？
为了化解这一矛盾，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生产力”这一概念。马克思说：“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量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⑽ 笔者认为，“劳动生产力”这一概念非但没有解决相同的劳动量带来不同的价值这一矛盾，反而引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即为了增加商品的价值量不应当提高劳动生产力。或者说，维持低水平的劳动生产力，反能保持较高的商品价值量。
如果说劳动力是蕴藏于人体中的自然生产力，那么，大自然中的每一种自然生产力就是蕴藏于某种自然物中能被人类开发利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的力量。土地是一种自然生产力，这种自然生产力蕴藏于土地之中，它被人类开垦之后可以种植粮食、棉花等庄稼，贡献价值。水，称为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自然生产力，这种自然生产力储藏于江河、湖泊之中，它被人们开发之后可以用来饮用、灌溉、航运、养殖、筑坝发电等。不过，有的自然力不但不能成为对人类有利的生产力，反而对人类带来种种危害，如飓风、地震、洪水等，对于这种破坏性的自然力，人们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减少它们对人类的损害。土地作为创造价值的力量，它的价值贡献额就是地租。地租应分作两块。一块是成本地租，它用于补偿土地生产力，维护生态平衡，是土地资本或地力资本折旧。土地这种自然生产要素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无偿的”，“不需要代价的”。将荒地开垦成可以种植的土地就要付出代价。土地，也如同人的劳动力一样，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补偿，如地力的恢复，水土的保养等。因此使用土地等自然生产力也是必须支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成本地租。成本地租的用途就是用以补偿土地的生产力，保障自然生产力系统的再生，使整个生产力系统能正常运行。人们对自然生产力如果只利用、不补偿，就会造成自然生产力的透支、亏损，致使生态平衡的破坏。所以必须纠正自然生产力是大自然无偿地赐予人类的错误思想。地租的另一块是剩余地租，即地力资本所创造的利润（剩余地租又可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两部分，这里不再细述）。传统的地租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将地租笼统地算作剩余价值，未能分割出实际上存在的成本地租，这是传统经济学的重大缺陷。⑾
马克思的预言在实践中烟消云散
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工人的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来源，它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用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等方法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道德堕落的积累” ⑿，造成社会贫富对立的两极，“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⒀ 两极化的积累所导致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将被剥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制度的革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马克思没有盼来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在马克思之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爆发这样的革命。同马克思的一系列论断相反，比如资本家为了多获利润，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采取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的方法，而是相反：不断地缩短劳动时间，而工资却有所提高，还获得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障等社会福利。原因是什么呢？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愈来愈依靠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而不是依靠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相反，工人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对于价值创造的分量显得愈来愈小。第二，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工人阶级权利的保障机制。工人们享有结社、游行、请愿等权利，整个社会言论和舆论是开放的。当他们的权益受到来自资本家乃至官方侵犯时，他们可以运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进行抗争。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因为有悖于劳动价值论，因而被马克思所忽略。
再比如，根据马克思资本积累的绝对规律，预言有产者人数愈来愈少，无产者人数愈来愈多，而且愈来愈贫困。可事实是，无产者人数愈来愈少，有产者人数愈来愈多。大富者虽是少数，但中产者却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阶层。工人是劳动者，又是拥有一定股份的资产者。原因是什么呢？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国家干预实行财富共享。从宏观层面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特别是普选制和议会制）的积极成果。资本主义民主制愈来愈成为大众的护身符，而马克思寄予厚望的无产阶级专政却被社会主义政党们束之高阁。从中观与微观层面看，是实行现代股份制的积极成果。马克思在世时已看到股份制的端倪，但尚是资本家的“资本集合体”。所以被马克思预言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⒁。马克思的意思，它是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但是，股份制在以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由“资本集合体”发展到“资本集合体”与“劳动集合体”相交叉至相融合的阶段。就是说，股份制的资本除了物力资本，人力资本也成为股份制中的新伙伴。于是，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创利润，分享企业的剩余。如此，人力资本所有者（包括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一般劳动者）不但可以获得工资报酬，还可以索取相应的剩余。这表明，股份制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它与企业生产、市场经济共存共荣。马克思所设定的劳资之间对立的关系在这里显得愈来愈淡化了。
有人认为，马克思创立他的理论所产生的偏误，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尚处于早期，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在往后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情况。这种说法并不确切。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经结束。就在他撰写《资本论》的英国，工业革命已告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已被马克思看得一清二楚。为了从经济学证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他把自己封闭于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从以往的图书资料中去搜集他所需要的论据，创立与时代相脱节的劳动价值论。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假说，而不是科学学说。前者是未经实践证明的学说，后者是被实践证明的学说。在科学史上，许多学说开始往往是一种假说（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以后被实践所证明，才成为科学。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却成了一个例外：由假说而被证明为是伪说，或者基本上是伪说。劳动价值论之所以遭此命运，在于马克思方法论的先验性。他首先设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必定要剥夺资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然后，他以劳动价值论作立论论证这个先验设定的正确性。尽管马克思建立了一个经济学体系，著述了三大本《资本论》学术巨著，他的论证的严谨与充分，似乎无以复加，但立论的片面性使他的论证系统在实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资本论》问世以来，只是少数专业学者的研究对象或高等学府的选修课程，在大众中问津者极寥。它作为图书馆的一部重要藏书，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本为工人所撰写的书，工人们却不予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