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在中国，从源头上，就有与帝王文化相对立的“士民文化”，我这里说的是“士”民文化，不是“市民文化”，“士”是指知识分子，“民”则是民众的意思。
士民文化包括四个层次：隐士文化、不合作文化、蔑视帝王文化和对抗文化。
最早的隐士是巢父和许由，相传，在帝尧的时代，就有两位隐士，一个是巢父，一个叫许由，隐于山林，帝尧闻其贤，欲传让帝位给许由，许由听说之后，觉得这话很脏，就到河边洗耳朵，被他的好友巢父看见了，知道原委之后，巢父就很不满意，说：你如果不沽名钓誉，四处张扬，尧怎么会知道你？他觉得河水被他洗耳朵弄脏了，就到上游去饮牛。说明他们蔑视权力，追求自由的生活。巢父和许由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和最著名的隐士。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远在夏代之前，比帝王文化出现要早。
笔者认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一定不知名，因为他已经“隐”了起来，谁其知之？一定是“山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的。真正的隐士我想也许“水镜先生”才是，如果不是刘备偶然碰到了，世界上应当没有人知道有水镜其人的。诸葛亮的“隐”实在是作秀，满世界都传开了“卧龙雏凤二者得一而安天下”，还“隐”什么？
不过，如果所有贤者、有才能的人，都隐居起来，天下不是全要由追蝇逐臭的苟且鼠辈来治理了吗？蔑视权贵是隐者的积极方面；逃避责任则是隐者的消极方面。但是，他们都是帝王文化的反面。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需要公民的社会，现在的社会没有“隐者”，只有一群对民族、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懦夫。
士民文化的第二种表现就是不合作，我以为介子推就是不合作的典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重耳周游列国，吃够苦头，还“割股啖君”，把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重耳做肉汤享用，回到晋国之后，却“有功不受禄”，逃进了绵山，晋文公为了逼他出来，放了一把火，他还是不出来，最后被这一把大火烧死了，是不合作的典型。后来就有了“寒食节”，纪念介子推。
到了战国时代，有一个名叫颜斶（CHU）的人，他去见齐宣王，宣王说：“斶你过来”， 斶亦说：“王你过来”， 颜斶说“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柳下季就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颜斶不受爵禄。说愿“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富贵”，不肯合作。（事见《国策》）
柳下惠一介布衣之士，死后坟墓边上的树，如果被砍伐了，砍树的人要掉脑袋，士之贵，贵之极矣！哪一个“王”能有这样的待遇？“生王之头”，也只值一个“万户侯，金千镒”，生王之头有价钱，“死士”坟上的树木则没有价钱，要人命的。士比“王”贵多了！“趋势”与“趋士”，骂尽多少趋炎附势之辈。“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比如徐庶、陶渊明。
通观中国的历史，还是有一点公道的，从夏启建立夏朝起，到满清皇帝宣统逊位为止，称王称帝者何止千百，但是，我们记得的能有几个帝王？我们对之崇敬的又有几人？可是提到历史，我们首先想到的却是“士”，是诗人、是学者，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一长串名单。
蔑视帝王的文化。
最早可能是春秋时曹刿论战：“肉食者鄙，弗能远谋”，蔑视权贵。稍后就有战国时的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差不多同时，有“赵威后问齐使”（见《国策》），当时齐王派使臣给赵太后送信，信还没有打开，赵太后就问齐使：“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先问农业收成，再问民众，最后才是齐王，齐使以为颠倒了“君贵民轻”的次序，赵太后说：无岁何以有民，无民何以有君？是民贵而君轻。这与孟子的见解是相同的，而这个观点出自一个“太后”之口，就更难能可贵。
最早对帝王暴政的反抗，发生在西周厉王时期。初周厉王行暴政，国人议论，周厉王怒，召募了一批特务，监视“谤者”，得“谤者”“则杀之”， 恐怖之极，“国人莫敢言”，而“道路以目”，厉王自鸣得意，说：“吾能弭谤矣”，大臣召公说；“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厉王不听，人民是不说话了，但是只过了三年，人民起义，把厉王流放了，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民起义，好像是非暴力革命，但是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
这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特务统治，厉王施行暴政，而“民不堪命”，活不下去了，还不许人民表示不满，有不满的言论，“得则杀之”，“道路以目”，人民只能以目光、以表情互相传递思想，这是何等专制暴虐的统治。
都说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发明，我看还有第五大发明，那就是特务统治，雇佣特务监视人民的言论。
越到近代，这个特务的手段越流行，在历史上，武则天曾用过告密这些手段防止李唐王朝的复辟；到明代就“发扬光大”到公开设立“东厂、西厂”监视人民；清代则同样大兴告密之风。到了1949年党文化之后，则“更上一层楼”。
为了控制“反革命”，控制对党不利的言行，实行了广泛地告密制度，“汇报”、打小报告成了“向组织靠拢”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以至于如胡风所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咳一声也有人录音”，毛泽东说：“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58—159页）从周厉五止谤到1955年，也就是那么“几千年”。告密、特务统治，是帝王文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厉王被流放以后，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共和”政治，就是由周公、召王（爵位或者称号，非最早的“周公旦”和召公）共同执掌政权，但是这个“共和”同现在我们所说的共和没有相通之处。
接下来就是陈胜吴广起义，陈胜蔑视权贵，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起了反秦的大旗。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黄巢自称“冲天均平大将军”，作“菊花”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都是对帝王文化的冲击。
士民文化的传承主要都是在民间，主要是绅士阶层，包括城里的士绅和农村中的乡绅，整个中国文化的根本也就在于绅士阶层，不是在国学里，当然更不是在图书馆里。但是，共产党掌权之后，先在农村中通过“土改”，消灭了乡绅；又通过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不断地“运动”和国有化，没有一个人不在统治的密网的笼罩之下，也基本上消灭了城里的绅士阶层，士民文化的根，也就连根拔起，士民文化也就荡然无存，在中国这块号称有五千年文化的土地上，除了党文化，就再也没有别的了，全国到处一片“万岁”声。
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党就是天”，这个“天”是笼罩一切的，除了宣示其至高无上之外，还有就是“政教合一”，不论是世俗行政的还是思想意识的，都要由党来管。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孔孟”，可是他并没有用自己的思想来代替孔孟之道，并没有提出一个“刘彻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独一无二思想体系，（没有“汉武帝思想”和没有“唐太宗理论”已经有人在网上提出来了，只是我没有记住作者和篇名），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还由社会的文人自己来做，而且，在汉武帝之后，中国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儒家一枝独秀，佛教、道教、法家等等也在发展。
党文化则不许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文化存在，这里对“不一致”加了重号和引号，是说，不仅反对它的思想不允许存在，就是不同的思想意识也不允许存在，极端专制。所以中国就成了真正的一片文化荒原。
在中国真正成为一片文化荒原之前，也有过真正的反抗意识，有过暂短“士民文化”的猛烈冲击，我指的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
1957年5月1日，中共为了更彻底地摧毁中国知识分子对党文化的抵制，决定“引蛇出洞”，假借“整风”之名，要知识分子对党“提意见”，以此为契机，5月19日，北京大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一九民主运动”，首先对帝王意志发难的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刘奇弟，胡风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御批的“反革命”，但是，刘奇弟在他的大字报中说：“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他说：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候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用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和推演成反革命的。”矛头直指无冕帝王。
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最着力宣传的要点就是：共产党毛泽东“解放”了全国人民，一切新生活都是共产党毛泽东恩赐的，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王国乡对此断然否认，他说“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他说：“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谁（有的文件误为‘想’，今改正）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掺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他还说：“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标。我们要做国家的自己的主人！”
关于共产党的领导问题，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王存心在“谈‘党的领导’”一文中说：
“1、有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导，一种是‘行政性’的不仅进行实际的领导，而且确有领导权，如高教部领导各大学；另一种是教育性的，如宣传鼓动，发号召，拟草案……，后一种领导没有强制性，这种领导是靠‘领导的正确’来保证的。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把第一种领导给予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不论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的权利，……共产党只能争取人民群众接受他们的领导，但不能要求人民群众对他的领导一定要服从，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的问题，谁正确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是领导者。”
另一个物理系二年级学生王书瑶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他说：
“斯大林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的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的对立以后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没有归于是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却归之于“人们的思想情况”，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他还说：
“6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苏联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自己最优秀儿子的鲜血的代价（胜利者代表大会70％的中央委员啊！1100多名代表啊！）人民！我所爱的6亿人民，如果不愿历史重演，无数先烈的血不致白流，世界共产主义不受毁灭的威胁，就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更快更好的到来！”
当时对全国上下都产生极大影响的是储安平炮轰毛泽东“党天下”的言论，储安平是民主党派人士，时任《光明日报》社主编，他在中共召开的统战座谈会最后一天的发言就是给“老和尚”（注：就是毛泽东）提意见，他说：
“解放以前，我们听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按：为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朱德－－王注）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接着，他直斥“党天下”的现象：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取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 ，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黑体字均为引者所排，多么精彩！－－王注）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影响，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这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排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以上引文见《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和《（北京大学）校内外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所有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成了右派甚或极右派，打翻在地。
1957年的右派言论当然很多，这里所引只是挂一漏万。因此我想，应该有一个“士民文化学”，这个“学”应该包括从清末到现在的所有士民文化在内。
尽管经过六十年的打杀，21世纪之后，中国的士民文化还是重新发展了起来，这个文化主要是在网络上，在允许社会上正式发行的媒体上是很难找到的，但是，它也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直接搜索到。
我愿同有兴趣的网友一道，收集、整理清末以来的士民文化，建立起士民文化学，以弘扬民族的正气，把我国的民主运动推向前进。
2010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