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秦城监狱的时候，号里的人说当时王丹还在秦城，这让我感到很兴奋。我觉得能够与王丹一起在秦城监狱服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不过后来陈子明和我谈到此事时说，他和王军涛、王丹、包遵信、刘刚等人是“八九”政治犯中最后离开秦城监狱的几个人，他们在1991年4月初就离开了秦城监狱而转到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而我是在4月16日到的秦城，所以我与他们是失之交臂。
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都比较孤独，周围都是刑事犯，几乎没有可以交谈的朋友。只是有时候，号里的一些老犯会说到他们以前与“八九”民运领袖关押在一起的一些情况，例如我碰到的第一个“学习号”就说到他曾经与翟伟民、郭海峰等人关押在一起，对此我就会饶有兴趣地仔细听他讲。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会想到自己是一个与周围人们不一样的政治犯，我才会勉励自己要坚定信念，要有尊严地在秦城监狱生活下去。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1992年我才听说又进来了几个与我一样的政治犯。在秦城监狱里，有些牢头主要是“学习号”会经常被管教干部安排出去干活，他们甚至有时候还可以在许多号之间窜来窜去，因此他们就可以带进来许多新鲜的信息。有一天我们号的“学习号”干活回来，兴高采烈地向我宣布，说13号进来了一个政治犯，他叫王胜利，好像也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听说他们搞了个叫“人民党”的组织，每个人都分配了诸如农业部长、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还说王胜利他们早已被当局盯上了，因此当他们最后一次在北大未名湖边开会讨论党章的时候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一网打尽了。我听了之后深感遗憾，我知道在“八九”民运之后的高压恐怖统治下，许多有良心和有勇气的人为了反抗专制统治，总会设法建立秘密组织，这样的组织只要经常开展活动，最后都难免会被当局侦破。因此看见王胜利他们因为搞组织而被关进监狱，我不由得为胡石根、李海、康玉春他们担心起来，我生怕他们因为行事不够谨慎而受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我的这种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在王胜利进来之后不久，胡石根、康玉春他们果然就出事了。
大概在1992年“六四”前后，有一天我们的“学习号”又在外面干活回来，他又向我透露说进来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关进9号的那个人姓康，满脸络腮胡子，并且与我认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迅速地沉了下去，我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安定医院的康玉春，他当时与胡石根、李海、陈清林、刘京生等人是“八九”之后北京敢于继续从事民主运动的少数勇士，他们是“八九”之后国内民运最重要的一股抗争力量。
没几天我又听说胡石根也与康玉春一起进来了，胡石根被关在6号，与我们7号相邻，而且都在拐角位置，于是我就在窗户上朝6号大声地喊胡石根的名字，胡石根很快就做出了回应，我们互相问好并互相鼓励。但胡石根刚进来，他的喊话就受到了号里人的制止，我不可能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在秦城监狱里，由于夏天监舍里面非常潮湿，因此每个星期管教干部就要安排每个号的牢头出去晾晒衣服，为了省事，通常都是几个号的人同时出去，这也成了各个号交流信息的一个机会。有一天，他们晾晒衣服回来，我看见了康玉春从我们号的门口走过，我们虽然没有来得及打招呼，但我们的眼神已经表达了一切。后来有一次我也出去晾晒衣服，终于碰见了康玉春，他才告诉我说他们这次进来了十几个人，包括我认识的刘京生、陈青林、陈卫、王国齐、高玉祥等人。他还告诉我说，在“六四”之前他们从境外弄进来一架遥控小飞机，准备在“六四”那天用这架遥控小飞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撒传单。但是在5月底他们的行动就被当局侦破，抓他的那天他正在前往语言学院去学日语，结果在半路上就被警察用一只口袋蒙了起来塞进车里。
胡石根等的被抓使我非常难过，国内当时最大的地下民间政治势力被打压对中国民主运动带来的损失简直难以估量。虽然中国从不缺乏有有志者，但是何时才能又培育出一批力量出来我简直无法预测。
应该说我在里面待遇还是可以的。因为我的案子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同学孔杰、杨幺、欧阳懿、马烈等虽然受到牵连，但是由于之前的串通，大家都不承认所做的事情是经过商量和合作做出的，他们在被当地关押数量不等的时间后就都被释放了，而且还分配了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分配明显的受到歧视，在以后的多年时间里遭受了比别人更多的苦难，但毕竟没有被宣布为罪犯。我也从不欺凌别人，在我看来人人平等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所以我在号子里还是有一些人缘的。我们的管教甚至在一段时间让我当“学习号”，协助他管理该号。在物资特别匮乏的时候，“学习号”具有很大的权力，因为他和其他牢头可以享用从菜桶表面舀出的浮油，而其他犯人则只能吃一点油珠都没有的水煮菜。为此，在看守所里每个房间都分成几板吃饭，也就是说等级森严。
我当上了“学习号”后，就要改变这种克扣的潜规则，每个人的饭菜都一样。结果实行下去问题颇多，先不说这点油分摊下去基本每个人都像没有油腥，而这一潜规则被打破也让号内秩序无法维系。所以我最后只有停止了这一短暂的革新。将重点放在不要让老犯随意打骂和欺负新进来的人上面。看来条件太差才是滋生牢头狱霸的根本因素呀。
91年的中秋节这天，我们被从秦城监狱转到已经修好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们之所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是因为“北看”在重修。这个呈K字型的看守所大名鼎鼎，关押过许多著名的犯人，也在许多回忆文章里以“K字楼”出现过。这一天是传统节日，街上人比较少，也便于实施这场大转移。我们没有吃晚饭，因为厨房等都撤掉了。每个人背着自己的东西。一路上都有警察戒严，我们每辆车内也有荷枪实弹的武警。我们被要求不得交谈，不得将头抬起来。气氛相当紧张。近12点我们才来到新修的看守所，对于许多犯人来说这场转移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得到两个劣质月饼以及两包方便面，既作为晚饭也是过节的礼物。
91年底，看守所进行了一场革命，允许我们花钱买东西了。日用品和方便面、奶粉，大致就是这些，还有对于我这个四川人非常重要的郫县豆瓣。看守所卖的东西并不都比市面上的价格高，不过日用品等都是价格昂贵者，香皂都是舒肤佳，方便面都是最贵的品牌，好像是一品方便面。每个人每月只许家里寄50元。不过跟管教关系好的、家里有钱者例外。
有了方便面和奶粉，许多人可以吃饱了，牢头狱霸也失去了动力。转眼就是春节了，这期间发生了一起我唯一经历的越狱事件。由于春节期间按以前的惯例，警察将会放假，所以一些死刑犯就打起了越狱的主意。我们号旁边一个号里有一个外号叫“东北虎”的犯人，身上背有几条人命，肯定会判死刑。于是他就在号子里称王称霸，联合了几个同样会被判死刑的人，进行准备。他们将金属窗条取下，磨成锋利的刀子，将牙刷也磨尖，成为他们的武器。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他们的行动不可能完全隐瞒得了其他人。但是其他人不可能出门报告，如有人表现出要告密，马上就会有被灭口的危险。
因此“东北虎”等六人就准备在大年初一时杀死看守，挟持警察，打开牢门进行越狱。但是这次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他们号子里有一个我曾经提到的王胜利，他非常机智，不想让这些杀人犯逃脱法律的严惩，出去危害社会。在下午每个号领开水时，他猛地趁开门提水时冲出牢门，马上将门从身后撞上，并大喊“有人要越狱”。王胜利马上被警察保护起来，“东北虎”的越狱计划就此暴露，警察进行了严密的准备。不过“东北虎”并不想就此放弃。当天晚上他依然准备动手，然而在“马道”（就是号子上方警察巡逻走的通道）上窜出许多持枪的武警。“东北虎”见败局已定，垂死挣扎，对着武警咆哮，结果武警开枪将其当场击毙，其他人也被要求趴着出去。我所在号子跟他们紧挨着，三声枪响非常清晰。随后这个春节过得非常紧张，每天上午下午都要求那些重刑犯出去检查戒具。房间也被反复搜查，金属物品全部取走。王胜利因此也立了功，被释放了。本来他的案情也不重，不过这显然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我的案子随后有较大的进展，警察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认罪，并保证以后不参与类似活动。他们说只要我做出这些表态，他们就可以放我出去，还可以得到毕业证参加工作分配。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或者这只是一个陷阱。但是我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我不希望违背自己的良知，虽然这可能给我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不出所料，后来我被判了两年半。不过这时剩下的刑期只有不到一年了。我经常出去参加像擦玻璃、打扫卫生这些活动。
93年10月14日是我出狱的日子，我最后打扫卫生，来到胡石根所在号子向他打招呼，他从窗子上爬上来，跟我握手，虽然我们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祝贺和嘱托。
走出监狱大门时，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结束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我又要去开展新的征程了。
（注：刘贤斌此文未能完成就重新入狱。为了让读者能了解刘贤斌这段经历的全貌，由对他的经历了解较多的亲友做了一些简要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