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在本文的开始，首先将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其中一段笔者认为经典的话作一引述：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刘晓波获得诺和奖，中国国内和国际上在人权日这一天形成很大的反差。中国人推动民主事业三十多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推动民主事业方面，中国人如此艰难呢？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三十多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起来了呢？那我们试着从极端左的机会主义的大分裂来分析。
“我没有敌人”在反对派内引起不小的热议，热议的中心基本上都是围绕刘晓波那篇在法庭上所作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展开的。笔者几个月来也进行对这一“我没有敌人”进行了思考，总没有找到解读这一问题出处。有时和朋友聊天，开玩笑地说：“我没有敌人”。后来想想，这句话很有哲理，不仅仅是有哲理性，它对现在及未来推进民主和建设民主都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要其思想及行为进入这一境界也并非一句就能做到的。“我没有敌人”记得郭飞雄与我在邮件来往中他也提到过，那还是在他入狱之前有关如何营救高智晟的商讨中，他是这样提到“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面对强权暴力，他仍然以“无敌人”胸怀对待来自强权的敌意。
要追究“我没有敌人”的生成，必须去了解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那阶级斗争残酷的经历，改革开放后阶级斗争虽然不被强权所提起了，但阶级斗争的仇恨、敌对意识还被强权所使用，并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左倾机会主义仍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生存着，并仍然危害着人们的自由和人权。中国社会的敌对和仇恨意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成为障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左祸”依然祸害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政治体制依然如故呢？
如果我们对极端左的机会主义的大分裂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对问题有建设性的思考。有了这一建设性的思考，就会帮助我们分析一些问题的原因所在。改革开放前那个“左祸”的三十年，对每个经历者来说无不打上左的烙印，极端左的意识讲究的就是仇恨、敌对、拉一派打一派，用假话和谎言打造自己的形象。文革结束后，在加着尾巴的改革下，极端左的机会主义本身发生了大分裂，那些“反右”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红卫兵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出现了四大分流，哪四大分流呢？
第一支分流：文革后，极端的左倾机会主义投靠党内的改革派，这部分人主要来自上层权力机构，掌握权力的人。他们控制着机关和地方上权力，这部分人由于在前三十年，使得这部分人学会了“把握斗争的大方向”，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悲剧所在。那是因为正是这一左的机会主义者和改革派或极端的左的意识形态与改革开放嫁接在一起了，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动弹不得，在加上左倾机会主义进一步登上权力的顶峰，社会上一旦刮起政治体制改革之风，他们就玩起左的意识形态那一套，他们不喜欢法律对他们的约束，但他们需要面子，于是在所谓的法制下玩起前三十年的为所欲为，因此中国的政治环境后三十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随着中国的经济进一步的市场化，由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配套跟上，官员们手中的公权力显得“值钱”了，公权力出现了比股市上的“牛势”还“牛”，比楼价还“牛”，于是有了牟取私利的机会，开始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对市场的干预和垄断。行政权力越做越大，垄断越做越大，利益集团也越做越大。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动不得搁置起来的原因所在。
第二支分流：文革后，极端左倾机会主义投靠权贵利益集团，这部分人主要来自中、下层或基层部门、企业、金融业等。正是这部分人在改革开放中，经济走上市场中与权贵利益集团达成了权钱交易，这部分人并在后来的“改革”中变得尤为猖狂，在协助权贵利益集团大肆对国家资产和土地资源进行强盗式的掠夺并参与瓜分，在瓜分中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生存权和财产权。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在近十年出现了恶化，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正如人们所说的，前三十年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掠夺，后三十年是以“改革”的名义进行掠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人们发现广大人民群众处在低人权、低工资、低福利、低地价的状态中。
第三支分流：文革后，这部分极端左倾机会主义，主要来自媒体、学校和民间。这部分仍然对毛泽东崇拜，也称为“毛派”，他们自称是正统的共产党，不承认现执政的共产党，指现执政的共产党是修正主义，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部分人每天坚持读“毛主席语录”，指责当局对人民剥削和压迫，他们每年要搞纪念毛泽东的活动。“毛派”的势力近十年大增，这与左倾机会主义登上权力顶峰，怂恿了“毛派”势力的发展，而且遍布存在于社会各个城乡。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乌有之乡”，他们常在“乌有之乡”攻击改革派和民间反对派。这一共产“左祸”的基因在社会上普遍存在。
第四支分流：文革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有极少数极端左倾机会主义转向民间反对派，这部分人在反对派中不断打造自己，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也许是一种遮羞布。但这部分人骨子里左的基因是无法消除的，在一定程度上在推动中国民主事业方面变的更为复杂。这类人做出种种姿态，瞧不起右派和改革派，一旦时机有利就会向右派和改革派发难。正如近十年来，在左倾机会主义“左祸”的主导下的“改革”，所出现的事实不言而喻，就不难理解在推动中国民主事业为什么之艰难了。历史总是与中国人过意不去，这种嫁接给中国人开了个玩笑。
大多数人总以为前三十的“左祸”只是影响了两、三代人，但“左祸”大大超出了人们的这一估计，它甚至会影响到八、九代人，甚至更多。正如刘晓波绝不收回的那句话“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笔者在这里并非断章取义，他是在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作出批判后，提出怀疑，也就是说刘晓波指中国在接受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方面还不够，大大落后于主流文明社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走向民主、自由，阻碍了对社会的宽容与和解。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左祸”依然根深蒂固，这一社会普遍现象依然很突出，刘晓波的怀疑正是这个社会所缺乏的危机意识。
中国人很爱面子，即使中国将来民主转型出台了“除垢法”，很难退出行政机构，波兰人爱面子，换来十年的教训，“除垢法”推迟了十年。捷克人不爱面子，推出“除垢法”后，自由媒体的揭秘，一些人在行政机构的职位上自动退出。中国人的共产“左祸”基因隐患更是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一点它比东欧要严重的多。所以，要在整个社会上消除“左祸”仇恨、敌意、暴力的隐患，对于千年封建的专制的从未有过民主土壤的中国来讲，三百年不够，中国人在普世价值的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