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士：借镜苏联 鑑照中国——导读《泥足巨人——从苏联解体看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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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余杰先生，出生於专制的中共政权之下。在思想钳制、言论禁錮的氛围下，所表现出写实且深刻的笔调，让读者能如同身歷其境般，体验与瞭解共党统治下，国家机器的运作机制及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在章节安排上，作者透过苏联改革者、反对者及旁观者的多方面向重建当时真实的社会背景与情势，来论述苏联解体的原因，试图藉苏联经验中诸多相似之处，作为今日中国的发展反思的借镜。更可贵的是，作者在内文中，蒐集并穿插有关照片；这不但可以提升读者的真实感，同时也为歷史留下了珍贵的见证）。笔者认为，本书丰富而生动的实证描述与透视，如果能够放在该学术领域专业学理的理论模式框架下来观察，应该更能够掌握本书所试图呈现的理念。

西方著名的苏联学专家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与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对极权主义模式（TotalitarianModel）之内涵归结出六大表徵：

(一) 对人民全面性之意识型态灌输。
(二) 唯一合法政党之垄断领导。
(三) 凭藉秘密警察系统对国家之恐怖统治。
(四) 对大眾传媒之严密管控。
(五) 垄断军权并严密管控军队。
(六) 建构由中央统筹规划的计划经济体系。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定义作为座标，来检视苏联与共產中国政治体制的定位，应该不难发现，史达林治下的苏联政治体制与毛泽东治下的中共政权体制，与上述极权主义模式六大特徵的定义几乎完全吻合；而该两个共党政权的其他统治阶段，则可以在此一极权主义模式的座标上不同距离的方位上找到他们适当的位置：威权主义模式（Authoritarian Model）、官僚主义模式（BureaucraticModel）、寡头政治模式（Oligarchic Model）、现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 Model）、帝国统治模式（Imperial Model）。

二十世纪期间，一股转型至民主政体的政治变迁浪潮，迅速席捲全球，衝击所有专制政权：甫自1970年代中叶的南欧、1980年代初期的拉丁美洲与部份亚洲地区，进而延烧至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最后於1980年代末叶，终於衝垮曾经是牢不可破的共產区块，包括苏联与中东欧等国家，此一锐不可当的政治转型浪潮即汉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谓之「第三波民主化」。

1991年底，曾经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争霸全球的超级强权─苏联共產政权─突然崩解。对此，苏联史学暨政论家梅德斐介夫（Roy Medvedev）认为，「苏联走向民主化是必然的趋势」；罗马尼亚裔英国学者幽聂斯古（Ghita Ionescu）评论说，「随著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发展，在苏联出现多元化与民主化，其实并不意外」；另外，捷克学者杜意奇（Karl Deutsch）亦持相同意见，他指出，「多元化的发展与共產体制的崩解乃大势之所趋」。 一言以蔽之，苏联统治的脆弱性及其终归解体的现象，乃是专制制度垄断政权的设计与深植人心追求自由的渴望之间，长期矛盾互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余杰先生在本书「泥足巨人—苏联解体的秘密」中，提供给我们观察此一矛盾的关键指标，并断言人民追求自由的力量终必衝垮专制体制的禁錮。本书共分为八章。首先，在其第一章「苏联灭亡的N种说法」中，作者爬梳各国文献资料而从制度面、文化面及精神面等三个面向，来对苏联由盛转衰的原因，进行探讨与分析。作者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绝非单一驱动力所造成。根据本书的分析框架，盘根错结的民族问题、歷代孕育形成的文化传统、僵固无效的政经制度等，皆为诱发苏联解体的触媒。当然，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动因，应可归结为苏共政权恐怖统治的崩盘与愚民政策的失效；一旦思想禁錮的控制產生缺口，势将导致执政当局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民意反扑。当初1917年革命，就是利用此一民心思变之势推翻帝俄，却未料在列寧建立所谓的「无產阶级专政」74年之后，再度歷史重演，人民不满的力量敲起苏联解体的丧鐘。
第二章「改革者无力回天的悲剧」。作者认为，苏联在史达林确立专制统治后，此一恐怖主义的氛围笼罩整个苏联帝国的大地近30年，直至赫鲁雪夫上台后，在所谓「鞭尸史达林」（de-Stalinization）的激烈行动下，方才开啟苏联改革的契机 (p. 46)。

然而，赫氏此一改革的努力，歷经10年又被布列日涅夫等「新史达林主义者」（neo-Stalinists）所推翻；改革的脚步宣告停滞，改革的方向被扭转过来。布氏於1982年死后，其继承者安德洛波夫虽然致力改革，然而由於安氏执政15个月之后就逝世，其刚起步的改革又被继承者车尔年科搁置。一直要等到13个月后，1985年3月，车氏去世，戈尔巴秋夫上台后，才又重新啟动改革的引擎。

作者称许戈尔巴秋夫能摆脱权力的魔戒 (pp. 66-67)，进行更宽广更多面向的改革措施。改革过程的苦闷与痛楚，在1980年代末期与1990年代初期，俄国国力的快速下滑中，可以见其一斑。其中，许多持不同意见者，譬如雷日柯夫等，皆提出质疑的声浪 (p.82)。然而，此一改革之势沛然莫之能御，或许正如雅柯夫列夫所说的「一杯不能不吞下的苦酒」(p. 68L) 那般苦涩而难以下嚥。

第三章「警察国家的穷途末路」。诚如作者所说的，「动刀之人必死於刀下」 (p. 90)。苏联自史达林以降，对政权的巩固所赖以维繫的，乃是严密且繁复的警调特务网络，对政敌、异己份子予以剷除。许多曾为史达林巩固权力过程中的刽子手，其中不乏权倾一时的元帅，亦纷纷丧生於那把至高无上的刀下。苏联特务系统的恶名昭著，举世皆知，然仍有若干侥倖餘生、缅怀过往的特务人员拒绝懺悔，继续为该一血腥制度进行辩驳 (pp. 137-45)。

第四章「那些不屈服的灵魂」。愈是在不堪的、苦难的环境下，愈能显出格调与精神；人人皆然，知识份子更是如此。俄国文哲托尔斯泰终身奉行此道；虽每受斥责谩骂，仍屡次上书沙皇，希望能对俄国的政体进行改革。惜乎篤信权力的俄国沙皇总是嗤之以鼻、依然故我，而终至灭亡 (pp. 148-54)。沙皇时期为求有效统治，对书籍文献採取严格的管制。在此一时期，不少智识份子仍坚持真理，甘冒遭受特务机关斲杀之风险，积极出版刊物以让人民了解真相，实属不易。杜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那苦难的年代中，少数能勇於撰文发声，不屈服於沙皇爪牙迫害的先知(pp. 167-74)。而俄罗斯传统智识份子此一嶙峋的风骨，也在苏联时期高压统治下屹立不摇，时穷现节。

第五章「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作者藉由探访普希金故居、托尔斯泰庄园、契訶夫故居、杜思妥耶夫斯基故居与高尔基故居，及参观相关手稿文卷，以更深入体会在那艰困的年代，先哲坚持真理的情操。其中，作者特别探索苏联时期的高尔基，可谓史达林的御用作家，在当时获得其他学者所未有之礼遇与对待，之后却又因受史达林所猜忌而被软禁，成为「被囚禁的海燕」(pp. 224-33)。

第六章「旁观者清」。苏联时期，国家为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与国际的支持，经常会邀请国际间享誉盛名的人士访问俄国，并藉此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当然，受邀人在俄国境内所参观见识到的景象往往失真，常为苏联所精心营造下的场景。可惜的是，也许受到当时国际间左派思想高张氛围的感染，许多归国后的参访者纷纷违心指陈在俄国所见识的美好与和谐。然其中，仍有具道德勇气且能细心观察的受访者吐露出事实的真相。例如，印度文哲泰戈尔即对苏联受限制的言论思想，以及国家对人民的专制统治提出质疑，并指陈苏联的行径与法西斯可谓殊途同归 (pp.243-49)。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虽未直接在极权国家生活过，然对蒋家政权在台湾的威权统治，亦感受深刻；殷氏曾翻译美国学者热希达所著的「怎样研究苏俄」，并对该专制政体一针见血批判：「苏俄不是铁桶的江山，而是纸扎的房子」(pp. 257-8)。

第七章「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顏改」。在今日俄罗斯的大都会中，相对於莫斯科的官僚匠气，圣彼得堡可谓多了份浪漫的人文气息。圣彼得堡为彼得大帝在其推动西化政策时所建造，因此，圣彼得堡自始即瀰漫浓厚的欧洲风格。在知识的传递上更为俄国摄取西方思想的窗口，为啟蒙浪潮在俄国的发祥地。千禧之交，普钦上任后，藉著能源价格高涨之势，迅速復甦俄罗斯的国力；因此，普钦终其任内在俄国境内一直享有极高的支持度 (p.296)。然而，身为叶里钦的接班人，特务系统出生的普钦似乎未能延续叶里钦的民主化进程，并逐步开俄罗斯的民主倒车。作者讥之为「缺乏转型正义的偽民主国家」(p. 291)。

第八章「中国与苏俄的恩怨纠葛」。中国与苏俄的关係可回溯至民国初年。当时无论为俄国军事顾问团，或是技术顾问团皆帮助国民政府建构国家机制的雏型。而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俄国特务系统则藉机大肆渗透中国。当然，推动共產国际始终为俄国的初衷 (pp. 300-6)。而与台湾渊源最深的莫过於做为人质留置俄国的蒋经国。蒋经国平安归返后，为蒋介石的当然继任人选，殆无疑义。蒋经国在台湾妥善运用在俄国所学习的特务情报系统，严密监控台湾人民的政治生活与思想模式，从而巩固蒋氏政权(322-6)。於其晚年，在国内外强大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压力下，逐渐放鬆对台湾的政治压制，尔后方有台湾寧静革命民主化的发生(326-7)。

综观而言，作者藉由回溯苏联歷史的发展轨跡，并尝试从体制面、文化面及精神面等多重面向，以分析驱动苏联解体的因素。同时，透过对当时各阶层主要人物手稿文卷的检视，以瞭解当时俄国的社会情形与发展；并藉苏联的经验返视现今中国政经发展的优劣良窳，从而据此提出相关论点与评述。读者如果能够循著此一脉络研读本书，就更能够掌握本书的精义。


本文作者王定士为国立政治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教授

《泥足巨人》一书11月由台湾允晨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