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5日，胡舒立在北京访问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题为“保尔森答案”的一篇对话里，有段耐人寻味的交谈：
保尔森：……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跟我说，“Hank，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
《新世纪》：中国没老师了。
许多年后，人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2007/2008这个时间刻度上，有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正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刻遭遇逆风和恶浪。在“保尔森答案”一文中，舒立和她的同事评述：
“许多人有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幸亏没改那么快，如果真改了，说不定更像欧美，更容易出问题。金融危机好像不但没有成为改革的推动力，而且简直变成了不必要改革的一个根据。”
就在2010年访谈保尔森的四天前，舒立团队与经济学家吴敬琏、汪丁丁、高尚全座谈。座谈结束时舒立说：“其实，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括言之，无非12个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未来十年，中国何去何从，不但攸关13.3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有直接影响。”
“未来十年，中国何去何从？”舒立的提问，道出无数有识者心头的关切。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未来十年，世界是谁的游戏？》这个书名，看似举重若轻，却无法让人轻松。书中的一篇篇对话，把我的视线引向世界和中国的变局，也引向舒立团队本身。未来十年，中国传媒何去何从？
中国新闻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重要子系统。新闻改革同样有内外两种动力。内在动力，源自传媒人对前苏联“真理报模式”的扬弃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外在动力，源自传媒市场化。告别“真理报模式”与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传媒市场化与经济体制改革有莫大关系。
观察一些转型国家和地区的传媒演变历程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认为中国传媒大致有四种路向：
第一块路标上写着“权力”。这是改革开放前的“真理报模式”：严密管制，以计划经济方式运行。这过去的历史似乎离我们已很遥远，但若改革发生严重逆转，新闻改革的内外动力丧失殆尽，媒体仍有可能倒退回30多年前。这可能性虽微乎其微，但仍应存有警觉——极“左”势力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块路标上写着“金钱”。这是一些转型国家和地区发生过的事实：威权崩塌，市场化到来，利润最大化成为传媒的最高追求，媒体进入恶质化的痛苦期。海峡彼岸的朋友曾告诉我们这种“自由到来后的苦闷”，但饱受钳制之苦的我们对这种前景注意不多，却对凭借市场化力量突破控制怀有浪漫的希冀。
第三块路标上写着“权力+金钱”。这是今天的现实：畸形的传媒市场化。“真理报”那一套改变无几，却大大注入了商业元素。一些媒体被赋予做强做大的特殊地位，依附权力又试图垄断市场。这样的“市场化”没有自由平等的竞争，却处处可见计划体制积弊。
第四块路标上写着“公器”。这条道路上的媒体，独立于权力与资本之间，把“自由”和“责任”视为一对相伴相生的永恒命题；坚守新闻理想，又能驾驭市场风浪，在传媒市场竞争中自立自强。
中国传媒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但只有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好的市场经济”，才能给中国传媒带来希望。而推动民主法治，呼唤“好的市场经济”，正是传媒的迫切使命。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翼，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的一翼。
未来十年，是攸关中国前途、也攸关中国传媒命运的关键十年。改革之路会不会受挫？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间的赛跑谁胜谁负？是否会发生经济冲突？经济冲突是否会引发政治危机？新的大戏充满悬念。
挑战，冲突，前进，挫折……波澜起伏的新故事将一幕幕展开。
(作者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本文为《舒立对话：未来十年，世界是谁的游戏》一书序言，有删节)
—— 原载: 《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50期（2010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