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在美国没有「敌人」
2010年10月底，我终于得到了美国移民局寄来的难民旅行证。此前两年半，打从自纽约「中国人权」辞职后，我在美国的身份就「黑」下来，没有正式的居留权，有段时间开车都是非法的，随时可被驱逐回中国或法国。美国政府专门雇佣的律师很厉害，在移民局法庭第一次庭审时给我一个下马威，他说：你在法国已经「妥善安置」(firmlyresettled)，按难民法，不可以在美国得到庇护——你在法国已经生活了15年，而且在巴黎取得博士学位，怎么可能还没有firmlyresettled呢？结果我被判决随时可以驱逐出美国。后来，我上诉美国移民法庭，拿出种种证据，证明实情远较复杂，结果，在我的律师的有力辩护下，美国移民法庭判决美国政府应该给我政治庇护，今年八月正式通过，十月底拿到旅行证，终于可以出美国转一圈了。
美国移民法庭的判决证明：1/美国司法的独立与尊严，美国政府也得听话；2/我在美国没有「敌人」（套用时下的名言）。
其实，05年8月到纽约「中国人权」工作后，我就没有办法随意离开美国，因为那时用的是工作签证，如果离开美国，回来还得再申请工作签证，「中国人权」的几位律师都劝我不要这样做，很复杂也比较冒险。所以，有一次已经办好了去新西兰的签证和机票，最后只得放弃，我自己还白白搭上了几百元没法退还的便宜机票。“六四”19、20、21周年，好多地方请我去，都不能成行。
这就是流亡生活，外界很难想象的困顿之处。这次去奥斯陆，方政本来与我同一班飞机(12月7日)，结果也是因为旅行证和签证问题而耽误，好在杨建利、周锋锁赶紧找了美国议员史密斯和已故的兰托斯的女儿，据说直接找到挪威大使，才赶上第二天的飞机，还在德国困了几个小时，没赶上9日晚的鸡尾酒会，实在是可惜，那是主办方为方政安排的唯一一次上台讲话的机会（后来改到11日民运会议上补上几分钟）。同样因为旅行证和签证问题受阻的，还有徐文立、王军涛和王丹等人。
当然，这样的困顿，其实是自找的，这是自由的代价的一部分。本来我可以在美国大学读书，奖学金早就有，但我想改习人文科学研究宗教，径自跑回巴黎，一待15年，除了学法文那十个月，从来没有奖学金；念完书又想回美国做与中国人权民主相关的工作，到了纽约住的地方还没有我巴黎住所一半大，从「中国人权」辞职后更是仓仓皇皇两年多，某姑奶奶还造谣我多么滋润云云。
这就是自由，有时虽需沉重的代价，但终究是值得的。我在飞机上这样想。
二、我们是中共的「敌人」
这次在奥斯陆，我们感受到强大的敌意，中共敌意的手，伸到了挪威的心脏。（请点击下面的视频）
方政终于在颁奖前一天的深夜赶到奥斯陆。第二天，10日上午10时，是颁奖的时间。地点在奥斯陆市政厅，我们提前半小时出旅馆，在途中的一个公园处，正好遇上中共利用一些挪威华人组织的「反对诺奖」示威集会。
头天晚上，我已从推特上得知，中共大使馆准备在背后利用「挪威华人联谊会会长」袁亚明，在奥斯陆市政厅前组织对台戏，抗议他们所说的诺委会把和平奖变成政治奖并发奖给一个中国“罪犯”。他们要和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以及从各国云集奥斯陆的人权活动人士唱对台戏。
这下，真是狭路相逢。
公园内，几十个袁亚明招集的大陆人，打着横幅，喊着口号。与我和方政同行的，还有穿着蒙古袍的王蒙龙。他和十来位朋友坐大巴38个小时，刚风尘仆仆地从巴黎赶来。我手上正好带着旧金山湾区「辛亥建国百年庆典组委会」制作的「释放刘晓波百万人签名」的横幅，及一副“六四”王维林挡坦克的大幅照片。迎着中共组织的那群人，我让坐着轮椅的方政拿着王维林挡坦克在照片，我和王蒙龙打开签名横幅，喊起口号，对峙起来。
这时，几个人冲上来，抢走我们手中的横幅，还威胁要对方政动粗。虽然努力试图夺回横幅，王蒙龙和我还是比较克制。考虑到离颁奖仪式只剩十多分钟时间，我只能选择克制，否则这次陪同方政参加诺奖仪式就可能泡汤。这时围上来一些挪威记者，几个警察也朝我们这边走来。我乘势夺回了横幅，又打开一会儿，警察将我们隔离，并说那边是申请好的示威，希望我们离开，不要发生冲突。警察的态度很友好、理解，但很坚定。离颁奖仪式的时间只剩十分钟了，我们也不能多待，就往市政厅走去。
挪威华人联谊会会长袁亚明
后来我看到袁亚明的照片，就是那个气势汹汹要对方政动粗抢走我们手中的横幅的家伙。
我很为袁亚明组织的那些人捏把汗，他们在挪威明显是外国(中共)组织的代理人。既然西方尤其是挪威那么「邪恶」，既然那么热爱中共党国「模式」，怎么还赖在又冷又贵的挪威干什么？袁亚明可以回国评功领赏，这些被利用的「爱国华侨」们在挪威的下场却会怎样呢？
方政、王蒙龙和我，都是天安门出来的学生。我们，是被中共称作「暴徒」和「罪犯」的「敌人」。远在万里外的挪威奥斯陆，我们还是「被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