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在他的书籍和文章中阐述他对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看法时认为，经济改革不会自动地引起政治改革，所以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否则流弊无穷。
就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刘晓波分析认为，在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推行产权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权贵私有化，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他指出，时至今日，权贵们已经把属于全民的国家资产和集体资产瓜分殆尽。中国的贫富悬殊并非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因此，在中国，要实现社会公正，就不能只靠强化税收，增加社会保障，而是必须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
刘晓波在他的书中认为：在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的实质区别，在于如何面对权贵私有化的既成现实。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清算，主张对不义之财实行既往不咎的一刀切式的无条件赦免。而刘晓波强调，实行清算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途径之一。清算应该主要针对国家公职人员，要以法治的手段进行清算，不要搞运动式的清算。刘晓波认为，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们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们顺从民意——只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为底线。尽管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实行清算的现实可行性相当渺茫，但是自由主义者也决不能放弃批判，向不义现实投降。
学者胡平认为，刘晓波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认清今日中国的问题以及应对未来的转型，都是很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
1993年初，刘晓波第二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这时的刘晓波，已经坐过一年多的监狱，又被剥夺了教职。他完全可以留在自由的西方，但是他仍然选择了回国。
为什么要回国？刘晓波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我没有说我回国起了什么作用。我只是出于自己处境的考虑，做哪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愿，我更舒服，我就回哪里去，没有一个为中国民主的起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回国做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比在国外成立那些民运组织有意义。”
胡平认为，这里的“舒服”不是指物质丰盛，春风得意，而是指自在。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成长在一定的地域和群体之中，由此我们获得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和群体中其他人的共同记忆，并由此而产生出家园感、归属感。一个从未离开过家园的人或许意识不到这一点。刘晓波是出过国的，加上他又很敏感，能体会到一个用中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孤独寂寞。这里的所谓孤独寂寞，不是说没有人和你相处，而是说你周围的人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对你的感受缺少共鸣。刘晓波清楚地知道他是属于中国的。换言之，晓波首先是从归属感的意义上解释自己回国动机的。其实，这正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即那种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对斯土斯民的那种天然的情感和难以割舍的依恋。
由此令人联想到刘晓波一向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他曾写过一本批判中国民族主义的书，把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之为“单刃毒剑”。在这本书中刘晓波指出：“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然而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上来说，胡平认为，刘晓波无疑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
正如他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以及“三百年殖民地”的惊人之语，其目的却还是为了中国好，为了自己所属的民族进步。正像德国一位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所说：即便人会反对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个变样，他还是属于一个源源不断的传统，他还是从自己的那条河而来。
胡平在《刘晓波文集》的导读部分指出：刘晓波身上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对自我有极高的追求，也有极强的反省能力。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二天，刘霞到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刘晓波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联想到早年刘晓波的狂傲张扬，自我中心，我们不能不感叹今日的刘晓波，已经完成了怎样惊人的自我超越。而作为六四幸存者，刘晓波时时为负罪感所困扰。对于自己曾经在压力下违心地写悔过书，他总是觉得无法原谅自己，因此他认定，只有重新投入抗争，重新面对压力，重新承受苦难，才能赎回先前的罪过，才能换回良心的安宁。无论现状多么令人灰心，也无论自己的处境多么险恶，他都要求自己必须坚守，即使再度坐牢也在所不惜。在一封信里，他表示，“坐牢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良知”。他的反省有时也失之偏颇，但他能通过进一步的反省纠正自己，从而达到更深刻的领悟。刘晓波不只是一名异议者或民主斗士，他对社会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他不只追求事业的成功，他更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
《刘晓波文集》是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