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力者的权力”这是哈维尔文集的书名，哈维尔在谈到捷克“七七宪章”的意义时说：“七七宪章”是近年来除当局以外的第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它一走上社会，社会关系便揭开了新的序幕。各种社会关系，国家与宪章，社会与宪章，国家与社会便活跃起来。看上去已死的躯体转眼间又出现了复活的现象”。
中国“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们毫无疑问在起草这个文件时想到了“七七宪章”，因为捷克的“七七宪章”在中国的异见知识份子和民运人士中，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们的思想和勇气均和这部宪章有着深厚的联系。中国“八九民运”在如泣如歌的悲情中失败，但却导致苏联和东欧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在这以后的二十年，中共政权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政权，从一个革命党在极短的时间内转而为一个，对社会全民财产巧取豪夺而自肥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五百多个家族占据了整个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在发展是硬道理之下，牺牲社会公义，牺牲自然环境资源，经济高速地发展起来，这个昔日已气息奄奄的政权竟然复活了，看起来还显得生气勃勃，他们持着掠夺的财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和政府。他们不但捏着抢来的财富，也捏着抢来的权力高唱“我们走进了新时代”，低吟“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他们在国际社会发飚发威，号称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价值的路线，这条路线之优已经超过了西方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这个特点确实异常地鲜明。政治上把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力，全部束之高阁，签订的国际公约全部成为橱窗的阵列品。经济上党政干部，可以明火执仗地贪脏枉法，包二奶，玩小姐生活胡天胡地。他们的子女可以胡作非为，一个“我爸爸叫李刚”的事件，成了官二代无法无天的象征。全国自上而下的党政系统干部，结为一个官官相护的利益集团，任何对这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反抗都成为这个集团的敌人，而敌人的意义和过去是不同的，过去把不满他们，反抗他们的人作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这种敌人是不带有私人敌对性质的，任何的不满和反抗与干部的个人利益没有太多的冲突，而现在则是任何的不满和反抗都把它看作是对他们私人利益的侵犯。即使纯思想意识的不满和反抗，也是同样地把它当作是冲着他们利益来的。对于这些“敌人”，他们不再把他们当作政治问题处理，而是把他们当作刑事问题对待，判以刑事犯罪。这是一个罪恶堂而皇之，冤屈遭受虐杀，良知被囚禁的年代。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二十年，国际社会得了中国经济上的好处，也基本默认了这样的状况，国内的异见反抗者承受着这样的耻辱，海外的民运人士的呼吁，受力量制约，影响也非常有限，整个社会处在一种低迷，涣散、丧气、悲愤而至于绝望的状态，找不到一个集合点，找不到一条出路。但是社会的道义和历史的责任感终于让海内外异见人士拨云见天，找到了集合点和出路，这就是“零八宪章”。通过这个宪章向中共当局表达他们的意志，表达我们虽然是处在一个极为无力的状态，处在一个由你们任意凌辱的境地，但是我们依然要把我们声音发出来，告诉你们我们受够了！不再忍受你们的忽悠，我们要做那个指出皇帝新衣的小孩，我们通过“零八宪章”，要求中国宪法中应有的权利。至于，你们要这样对我们，你们看着办吧！我们牙刷毛巾都准备好了，在家里恭候你们。“零八宪章”是以签名的形式出现的，每一个签名者都是在表达自己的尊严和意志。我们情愿呼喊而死，也不愿沉默而生。我们要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也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找回尊严。
“零八宪章”从内容上来看，是温和低调的，对权贵们公开的劫掠没有置评，对他们罪恶的生活没有谴责。所要求的东西，基本上只是把宪法中已有的公民权利拿出来而已。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被冒犯了。这明明是中国宪法中的东西，是他们开会所制定的东西，为什么他们觉得被冒犯了呢？因为共产政权是一个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政权，而“零八宪章”要求共产党的谎言，成为真实的谎言。而一当用来欺骗的谎言，要兑现为真实的东西，这个政权就恐慌了起来。因此，对于中共权贵集团，中南海的诸公们来说，“零八宪章”无疑是“宣战书”。是对他们公开的不满和反抗。而这是宪章的起草者们所要让当局看到的东西。对于当局来说这虽然是一份宣战书，但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东西，因为它的内容，它的形式，是找不到任何把柄的，它既没有颠覆政府，也没有要求废除现存的法律，相反它要求政府负起应有的政府职能，要求政府依法治国，敦促实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在形式上也没有成立组织，只是大家签名而已。你一定要抓人，一定要判刑，你只好做无赖了，当然共产党是不怕做无赖的，而且也做了一辈子的无赖，但是当他们对一个人不满和反抗撒无赖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一群人，特别是对一群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一群在海外有影响力的人撒无赖就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是共产党是不得不冒这个风险的，因为他们除出撒无赖，实在也想不出其它办法来了。那些所谓的精英被当局好酒好饭豢养着，只会揣摸主子的心，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办法，就是有好的点子，也是不敢放出屁来的。所以任何问题放到当政者面前时，他们所做的除出撒无赖，还是撒无赖。当然他们也想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所以在抓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名者，只抓了一个刘晓波，以重罪判处，望能做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刘晓波是走温和路线，声称自己没有“敌人”的人，抓这样一个人更是让当局显得理屈词穷。本来抓与判都是不声张的，刘晓波的名望也只在圈内人之中，在新闻封锁的中国，中国民众基本不知道这一回事。但是中共这一抓一判，不但让刘晓波出了名，还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个情况中共应该是可以预料的，中共在外交上一直与西方各国保持着热线，各方面的渠道也可以了知，判刘晓波等于将诺贝尔和平奖送给刘晓波。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重判刘晓波呢，人们会问中共不是自己在找麻烦吗？但是不判刘晓波这个“零八宪章”的问题如何处理呢，中共也是实在没有办法。这也是“零八宪章”的力量所在，它是一把双刃剑，是无力者智慧和勇气。
宪章的签署者们在和平非暴力的抗争中，时时记得那些在与中共权贵抗争中牺牲的英雄，孙志刚、唐福珍、杨佳，他们以个人一已的力量与这个强大的嗜血政权讨还公理。“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孙志刚讨说法：被打死，唐福珍讨说法：用自己的生命，扬佳讨说法：手起刀落。还有最近被地方权贵制造交通事故，被谋杀的民选村长钱云会。钱云会在当选村长后带领村民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强迫征用，上访长达三年的时间，成了乐清市那帮贪官污吏的眼中钉，最后遭此毒手。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的英雄行为激励着宪章的签署者们，但是激励中不是生出“血债要用血来还”，而是在血染的生命中觉悟到，用生命去作抗争虽然可歌可泣，但却往往是基于对生的绝望，抗争是应该充满着希望，一当抗争充满希望时，就能生出智慧来，智慧是抗争克敌之胜的法宝。另一方面，宪章的签署者们也看到，即使抗争者和平理性非暴力，由着当局的殘暴成性，同样也会流血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要让他们的血不会白流，迅速把流血事件形成为公共事件，就象钱云会被杀形成岁末中国压到性的全国性新闻，给当局造成重大的压力。可以说钱云会事件是“零八宪章”签署以后所形成的最大公共事件。宪章的签署者们对于遍及中国政府衙门的上访群体，那种面对当局软硬兼施所表现出来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的不屈意志有着无限的敬仰，他们的行为产生的社会悲情，社会的震荡是巨大的，他们在把自己的底线压到最低点的同时，也把道貌岸然的政府逼到了道德的死角。这是一个中外历史上从末有过的族群，它那史诗般的悲壮历史，成为世界非暴力抗争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一页。
宪章的签署者认为：无力者的力量是和平非暴力的，这到不是说被压迫者没有暴力反抗的权利，而是基于一当以暴反暴，很明显无力者的力量就显示不出来了，现代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足足可以对付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平民。而非暴力的力量是一种不屈的意志，你把我打倒在地，我擦一下血爬起来，继续讨要我们的权利，你打死了人，我们抬着尸体游行，要求惩罚凶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让政府官员的每一个犯罪行为不但要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政府还要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在具体的利益上，我们有时可以作出一些让步，也会见好就收，但是，在政治权利面前是不作任何妥协的，所有我们应有的权利全部都要讨回来。如果无力者坚持这样做，必定会让权力者心慌意乱，因为不答应归还权利，抗争是无休无止的，不会让他们有片刻的安宁。如果当局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来对付抗争，但因为抗争是和平的当局无从下手，同时也害怕一当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整个局势可能会失衡，难以控制，难以收拾。对于把“稳定压到一切”作为国策的中共政权来说，是很难作出这样的决定。而小规模的流血，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激起更大的抗争。当局面对维权式的抗争，在武装力量以外成立“维稳办”，做些黑社会性质的杀人越货勾当。但当局马上发现，“维稳办”也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形成了一个以黑吃黑的“黑社会”，转眼间把维稳的费用直逼到军费的开支。对此，当局显然是力不从心，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这是和平非暴力所彰显出来的软实力。圣雄甘地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能发展意志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需要武装力量了。”
宪章的签署者认为：和平非暴力不仅仅是无力量者的力量，它也是对杀戳和嗜血的历史的否定，它与那种一将名成万骨枯的英雄主义决断，它不以某种激动人心的口号去激励人们，让人们为此去付出血的代价，它也不提倡怨怨相报，仇恨入心要发芽，而是把仇恨变成和平的意志。签署者还认为，今日权力的拥有者的贪婪和施暴，是基于制度的原因，因为一当制度不受监控，人性的邪恶就会被诱发，一当这个制度被铲除，良知就会重新来到他们身边，他们会为今日之种种罪恶而忏悔。签署者明白一个道理，没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使与当权者的抗争胜利了，那也不过是一次新的改朝换代。他们不追求一朝一夕的得失，追求的是开万世之太平。为了这样一个宏愿，苦可以多磨，难可以多受，我们这一代人得不到结果，也不要紧，他们抱着：“做事但求心安，成功何必在我”胸怀。这样的思想境界是站在一个文明的制高点上，它是“慈悲”的，它是“博爱”的，它有着宗教般的盖天盖地的情怀。在这样一种境界之下，无力者的力量，偕比高山大海了，它让那些一心只想保住自己那点权位，为权欲、淫欲不择手段，迷失自性的人显得多么地卑鄙渺小。即使他们操着生杀之权，但是在大义凛然的无权力者面前只能是一个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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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获得诺奖后，中共当局出手的还是无赖手段，中共撒无赖是因为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塞缪尔•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藏身之地”。当刘晓波获奖后，中共当局祭出的只能是一块“爱国主义牌子”。不过这一次无赖们把这一块牌子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辱骂诺奖委员会是对中国司法的干涉，把奖给予一个“罪犯”，是对中国人民的羞辱，是整个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所作出的反映。还对外交国家进行恐吓，要求这些国家不要出席诺奖典礼，结果当然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谈资，没有几个国家去理会它的，除出几个唯利是图，本身就是专制政治的国家。但是这块用滥了的“爱国主义”成效是很有限的，“爱国者”在中国民间已赋于了“爱国贼”的称号。由于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望之无于匹敌，其含金量重如泰山，对诺奖的任何攻击，都如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当然这次无赖的最大的笑话是与诺奖对抗的“孔子奖”，这个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小巴戏”在国际社会面前丢尽了国家的颜面。这一拙闹剧丑剧为2010年的中共政治舞台降下了帷幕。
刘晓波获奖无庸置疑是因为有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和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持续发展的，中共批“诺奖”，就要批刘晓波，要批刘晓波就要批“零八宪章”，要批“零八宪章”就要把“零八宪章”的内容拿出来，这是零八宪章签署者梦寐以求的。通过中共的批判，人人都知道了有一个“零八宪章”，而“零八宪章”的内容又基本上是宪法中所具有的内容，中共批“零八宪章”又等于在批判自己的宪法。当局知不知道自己陷入了批判“零八宪章”的怪圈，我想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这也是“零八宪章”所显示出来的另一种力量。在中共的批判下，“零八宪章”已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文件，成为异见者民运人士，和中国一切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人的共同文件。它是无权力者的权力，也是无权力者的“集结号”。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但是中共是不怕的，因为他们是一盘散沙，几条枪就对付得了。但是当十几亿人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以这个共同的东西与中共权贵政权讨说法，索还应有的东西时，共产党的那几杆枪是没有办法对付的，何况拿枪的人的权利也包含在这个文件中。“零八宪章”签署者还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从历史上看，无论中外，有些政权，有些专制暴君他们在当政的时候看起来十分地强大，甚至是无所不能的，他们不让被压迫者看到任何可以战胜的希望，人们只能忍辱负重，只能诚惶诚恐，只能阿膄奉诚，但他们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可能永远，最终的结局都是被正义的力量推翻，绑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共产党这个对中国人民罪恶累累的政权，怎么可能是铁打的江山万年长呢？
“零八宪章”不是灵丹妙药，但确确实实会产生奇迹，它唤起了人们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和社会历史责任感，人们不害怕了，也知道该用什么样方法去对付当局了，沉闷的中国已闪出亮光来。新年的阳光打在中国的大地上，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新的十年，这十年“零八宪章”将会促使整个中国发生变化，那些以前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那些没有希望了的希望，会重新发芽生长。
2011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