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所探讨的文革中萌芽的自由主义，与人们常说的文革中出现的异端思想，二者的概念应当有所厘清和区隔。文革中的异端思想，宋永毅与孙大进已有专书研究，同时也有其他研究者的一些文章对此作了论列，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想强调指出，当年在中国大陆，即使是异端思想，绝大多数也属于一般政治光谱的左半部分，即，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它们多数应被归类于左翼思想的范畴。这一点应当不难理解，思想的出现有其精神土壤，它与其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关，具体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它与当年官方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有关，也与那个时代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思潮泛滥有关。有鉴于此，中国的思想者很难从非左翼的思想库中攫取思想养料。在这方面，当时中国人赖以思索的精神资源是极为单一和贫乏的。 有鉴于此，应客观看到，即使是当年中国的那些勇敢的异端思想，如湖南的“省无联”思潮（代表作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武汉“北、决、扬”、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的思想、五一六思潮、清华四一四、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等等，基本上都没有逸出左翼思想的范畴，大多不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 即，在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固然是异端，但多数异端却并非自由主义。 本文要强调的是，即便在上述极为艰难贫困的精神环境中，自由主义的幼苗仍然在文革中的大陆萌动了。这是一桩精神的奇迹，也是自由主义赋有超绝顽强生命力的见证。 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这一精神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连接毛氏中国与后毛时代之间的鸿沟的精神枢纽。它是催化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变迁以及即将降临的更大变迁的精神动力。它是跨越1976年四五事件到1989年六 四事件到九十年代自由派新左派之争直到21世纪中国转型的隐形桥梁。它是中国纳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轨道。 探索中国文革期间萌芽状态的自由主义，受限于两个基本困难，一是此类思想深埋于地下，未曾公开化，原始资料严重匮乏；二是在当时的资讯以及精神条件下，浮出水面的此类思想往往隐藏在官方话语之中，殊难剥离、梳理与整合，大多是只鳞片爪，漫无系统。但是，即便如此，有心人倘若仔细抽丝剥茧，寻绎踪迹，仍然可以看到一条时隐时现的自由思想潜行的脉络。 文革里萌芽的自由主义，渊源于自由主义与基本人性的契合，渊源于对中国当年物质与精神恶劣状况的反应，渊源于外部思想的闪电击中精神荒原产生的激荡。具体而言，是由于两大基本因素的刺激，一是自发的因素，二是来自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激发。 自发的因素，植根于对苦难现状的怀疑和否定，植根于在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下的个人利益的直觉，植根于在普遍恐惧下的换位思考，导出妥协的需求和权利的觉醒。简言之，源于人性本能的反弹。 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则因为以外来思想资源对照现实，引发了深度的心智共鸣，扩展为广泛的理性思考，从而得出了自由主义或近似自由主义的思想成果。 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讨论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的全貌，只拟从如下几个关键性的脉络和人物切入，描绘并阐述其概貌。 1）对等级制和血统论的反弹：人的尊严与众生平等——“个人”的发现——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破土而出——人权理念——遇罗克《出身论》[1]的核心。 2）对失败的公有经济的反弹：触目惊心的懒人社会和赤贫状况——从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2]——顾准的思考——杨小凯等（关于产权）的思考。 3）对秩序失范、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反弹：从革命民主主义到法治主义——法治观念的萌动——李一哲大字报[3]。 4）对政治迫害泛化的反弹：人人自危——囚徒困境——权利法案（含产权问题）——宪政思想——普遍宽容——从杨曦光到杨小凯的心路历程[4]。 众所周知的遇罗克《出身论》，虽然使用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语言，但他与当时那些洋洋大观的“理论体系”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在根本上毫无关系，他的思考带有根本的性质，即：人道的性质，人权的性质，平等的性质，自由的性质。他思考的出发点与当时时髦的思想根本上不在一条轨迹上。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拨开其文章表面的文辞，拨开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出身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国大地底下喷薄而出的清凉自然的自由主义言说。因此，虽然缺乏严谨的自由主义的学术语言包装，但遇罗克，在思想上是当之无愧的应归属于1957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国自由主义脉络之中，他是他们的毫不逊色的精神传人。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两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 在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间，共产党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国家政权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中国人，无论长幼，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那些先天的“贱民”，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与恐惧。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沈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渗透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学校、单位，街坊…点点滴滴，早已教会了他们认明自己的身份：即，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的下等身份。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他们的一生无所期待：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没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没有写作发表的权利，没有发展自己兴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权利，……只有绝望，只有看不到头的黑暗的隧道，漫长无尽。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一划分及其造成的社会氛围，从50年代至60年代逐步强化，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达到顶点。从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歧视导致的最极端后果，则是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 在这种恐怖和高压的氛围下，遇罗克的长篇文章《出身论》破门而出，笔锋犀利，逻辑谨严，情感充沛，严正抗议并激烈批判出身歧视，激起了广泛的反响。激发出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们的权利意识。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虽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术语还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和马克思主义痕迹，但其文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是呼唤平等与尊严，是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极权国家，统治者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是他们窃取政权的理论基地，也是他们在统治权术上“一抓就灵”的通灵宝玉，万万动摇不得的。由于这个根本原因，“血统论”虽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层权力搏斗中的权宜之计。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到后来，“血统论”的始作俑者，一律无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论》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而作者遇罗克也终于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对待《出身论》的根本立场上，当时中共内部激烈权斗的两派——文革派与反文革派——实际上并无二致。 遇罗克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在铁桶一般的封闭中国大陆内部，开启了当年的异端思想——人权意识，这是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大批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仅仅因为出身而死于无妄之灾时，当遇罗克自己也饮弹死去时，《出身论》的出现和传播，在中国历史上践踏人权最黑暗的年代，竖立起了中国人权意识的里程碑。 经济学家和思想史学者顾准的思想贡献，首先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笼罩一切的时代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实施市场经济，今天看来，也许是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四十年前的毛泽东中国，在毁弃私有制的信条笼罩一切的氛围下，却是石破天惊之言。此外，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上层建筑法律体系相配套的人。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现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却被英美远远抛后的历史教训时，已经内含现在人们常论及的“要好市场经济，不要坏市场经济”这一重要主张。换言之，对顾准而言，首先是一个市场经济有与无的问题，其次还有一个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问题。他的思想之触角，不仅涉及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私有产权的问题，同时也模糊的意识到了英美的普通法体系与欧洲大陆法律体系、拉丁语系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的不同作用。 作为思想者，在文革的艰困条件下，顾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过自己独立思考而获致的见解。这些见地，在今天也许并不那么惊世骇俗，也许其中还有其不确切不规范之处，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封闭的中国，可谓石破天惊，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诸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出来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中国共 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长期困扰中国知识份子的问题。顾准抓住了它们，陷入长期的孤独的思考，并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顾准暗夜中的独立探索，其思想特质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以致不能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所理解。他是一位孤寂的先行者。然而，不容否认，他的思路，却为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开掘了思想的先河。 “李一哲大字”是文革中第一农业篇对民主与法制的探讨，在实质上，它主要涉及了自由主义关于法治的一些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成果，是在批判了中国共 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后获得的。 李一哲大字报是批极左的，虽然其术语还带有中共话语系统的特点，但其核心，是从西方民主法治观念出发的。李一哲大字报是文革后期对纷纷乱世、对运动无休无止、对人人自危的社会状况的厌倦情绪的反映，在当时颇得人心，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为结束文革作了思想准备，也开启了随后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的先声。 七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经历了六十年代后期的政治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特别是一九七一年震惊全国的林彪事件，许多当初文革的热情参与者对现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和独立的民主思潮实在是自那一时期产生。七九到八一年的民主墙运动不过是七十年代的运动从地下走向公开的结果。 下层人民政治反抗与上层领导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微妙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个中妙处，存乎一心，局外人极难体会。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共 产党高层有意于改革或比较温和的一派经常将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下层运动的活跃分子在经历过文革之后总能通过某种方式与上层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不断地利用上层之间的矛盾来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李一哲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王希哲描述了当时主政广东的赵紫 阳如何采取了迂回的方式，以开展大规模批判李一哲的方式，使大字报广为流传，使作者们获得意料之外的影响力。直至今日，这种上下层间的微妙关系，仍然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策略及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的愤怒以及对当时社会分配不公平的不满，成为了七十年代民主和抗议的基础。这也是将“李一哲集团”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在七九年获得平反之后，随着共 产党上层路线的变化、改革的开展，“李一哲集团”便也出现了无法挽回的分裂，大字报的三位作者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途。 然而，李一哲大字报所激起的思想波澜，它对中国法治主义崛起的贡献，将长久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成为该世纪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之一。 1968年，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横空出世，风行全国，震动京华。不胫而走的异类文章，使他遭受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中国向何处去》带有南斯拉夫理论家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的思想烙印，也混杂有马克思早期思想以及马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等因素。是文革中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作。 但是，随着他对文革反思的深入以及其他思想资源的影响，随着杨曦光更名为杨小凯后，他后来写道：“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然而他经过长期苦思力索，成年后，他已认识到“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了。他的思想基地已然转换到自由主义了。如果粗略地说，当年他关注的价值核心是社会平等和大众民主的话，那么，后来他的价值重心则变成个人自由，变成权力平衡了，换言之，如何实现宪政成为他政治思考的中心。这一转折与他对西方政治史、中国历史以及对文革的长期思考有关，同时，也与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有关。 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他认为文革把“人民”的土匪本性一面暴露无疑，因此中国社会才在文革后期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反革命情绪”。 文革中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各种派别“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崛起和衰落，恐怖气氛蔓延全国，人人不能自保，任何人都无法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最后就连写进党章宪法的毛的接班人天天被祝祷“身体永远健康”的林彪也死于非命。这使绝大多数人醒悟到：反对对他人施加政治迫害，同时也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保障。于是，对制度性的人身权利保障成为健在的强有力的社会心理。这二者，只有宪政制度，只有法治，才可能办到。在这方面，杨小凯领悟很早，他是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他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提出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修改宪法，实现政教分离；他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指出后发国家不应该只学先发国家的技术，也应该学习制度。杨小凯提倡宪政的两大理由是，第一，为了经济改革，为了好的资本主义、避免坏的资本主义。第二是，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 杨小凯在以后谈到政治秩序的重要性时，已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口吻了：“从中国孔子的学说到当代政治学都指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的确更重要。英国的发达是因为自光荣革命建立代议制、两党制，内阁制后三百多年没有政治动乱，美国的发达也是因为她有民主制度保证其二百年长治久安。中国不要有二百年不断政治动荡而中断，不要任何政治家去强调经济为中心，经济一定会世界第一的。但政治不动荡非有结社自由，政党自由，自由选举这一套民主制度不可。从这里而言，唯生产力论是极端错误的。而建立一个公正和禁止任何政治迫害的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才是长治久安和经济发达的根本大计。” 他后来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政治学中所说的革命，它的特点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原有的政府和共 产党瘫痪，社会处于半无政府状态。政治是在军队，各派政治派别之间玩出来。由于共 产党的政治控制已处于半瘫痪状态（除了军队以外），自由结社自然会发展出自由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一种被称为‘新思潮’的非官方意识形态发展的背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的人物，武汉三钢派中的北斗星学社，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湖南省无联等等。这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虽还没完全摆脱中共意识形态垄断权的阴影，但他们宣称中国的政体不民主，形成了特权阶层。山东十月革命小组一位人物指出‘炮打司令部’应该形成一种制度，群众组织应该容许反对司令部，不论其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新思潮的发展说明，只要结社自由成了事实，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不可扼止。如果不是中共一九六八年用残酷的暴力把造反派镇压下去，自由的思想就会从自由的结社发展出来。我认为结社和政党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一旦结社自由，就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有了一个独立于共 产党而共 产党又吃不下的政治组织，共 产党的专制政治就不可能存在了。” 1966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所写；另一类是黄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称之为“灰皮书”和“黄皮书”。 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们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的兴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道其中的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份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弗里德利希•A•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891－1917年回忆录》和《解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如托洛茨基、吉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尼琴，实际上都是曾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这种转变，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是一桩相当普遍的现象。 作为自由主义的精神源头，上述精神养料中，以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影响最深，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传布最广。它们促成了中国当年的少数先知先觉者对共产极权制度的深度批判以及对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认同。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记得自己在中国大陆看到《通向奴役的道路》的中文版时是1969年，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走向“复辟”的阶段。当时的一批“内部发行”的所谓“灰皮书”、“白皮书”和“黄皮书”在极小的圈子内流传，当然要靠极高的直觉极大的精力极广的联系网路才能搜寻到此类书籍。一获此书，笔者竟然废寝忘食，反复研读，浮想联翩；对照当时中国之社会状况，惊叹作者预见力之惊人；同时在猜测中国共 产党高层何人有此眼力和胆魄，竟然敢于在六十年代批准（在内部）出版此书？ 这些书籍的传布，像野火蔓延，影响了整整一代敏感、痛苦、寻找出路的年轻人。这些影响对于激发或强化中国这一两代人的自由主义萌芽，有着不容低估的催化作用。这些人在1977年之后恢复高考制度后，相当一部分进入大学深造。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变迁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思想、学术和社会政商界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主要推动力。 因此，在文革“瓦釜雷鸣”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声音，虽然若隐若现，纤细微弱，不成交响篇章，不为时流看重，然而，从后来的演变看，说它是历史的先声，是未来中国的精神种子，是绝不夸张的。 注释： [1]遇罗克：《出身论》，载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 [2]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亦凡书库，1992年出版； [3]“李一哲大字报”：指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广州街头出现的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位作者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合名； [4]杨小凯：《中国宪政的发展》，是杨小凯1999年11月18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宪政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参考文献： 1.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 2.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 3.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出版，1997年； 4.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 5.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