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乐清寨桥村到底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是一起杀人事件，正在争执之中。寨桥村前任村主任钱云会丧身车轮，官方坚定判断为交通事故，而网络上奔涌着指认事件为故意杀人的意见，媒体除了报道官方定性和网络质疑，刊发的评论文章都在要求真相。
然而，真相确实是一个奢侈的要求。今天的中国，越来越经常地陷入真相缺席的状态。在任何一个突发事件中，人们都能够看到相同的处理方式。地方政府提供关于事实的描述，明显的疑点使这种权威发布变成自说自话，区别于自说自话的仅仅是它最后要“算数”。基于生活经验，民间对政府的描述越来越多本能的怀疑，政府则反责以“不明真相”，或者“受人唆使，借机闹事”。而媒体调查受到政府的阻挠，不仅使政府发布的信息难以查证，而且加剧了人们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感。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政府与民意、媒体之间的互斥关系。这种互相排斥的关系，已经弥漫开来，成为相互关系的一般背景。这个一般背景，首先是通过不胜枚举的事实而建立，进而固定为一种心理图示和处事模式。每一次具体事件，既是互斥关系的一次体现，同时也是加固互斥关系的一次机缘。
官方一开始就确定事件属于交通事故。网络上指证为谋杀，基于几大疑团，既包括钱云会的个人背景（为村土地上访且三次被抓），也包括无监控视频、车辆逆行、死者死状等具体情节。官方相继作出了解释，其中，“车祸如何撞击，死者为何有此死状，是无逻辑可寻的”，最是令人无法接受。子弹射击，尚且可分析弹道；车辆撞击行人，岂能以“无逻辑”解释？科学足以还原撞击过程，那种人横身轮下、身首异处的情形，是完全可以复原的。
问题还有为什么死者的家属被控制起来了，村民称信息行为受到了官方限制是否属实，媒体采访为何遇阻？真相，难道不正需要多方驳难才能大白？官方信息，难道不正可经过多方查证而更加权威？
其实，网上的质疑，呈现出指向不明的特征。一些质疑，似乎是将人们引向开发企业；一些质疑，则指向钱云会之死可能与权力对他的厌恶有关。这两种指向，虽然都令人胆寒，但仍然有所差别。如果钱云会之死与开发企业有关，那是商业利益之争产生的凶残；如果钱云会之死与权力的厌恶有关，那么，权力的黑暗足以直接摧毁人们对它的任何信任。而官方确认的“交通事故”，则能够使人心理稍安，因为车祸是巧合、意外，比基于商业或政治利益去消灭肉体要正常得多。
情感上讲，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光明的社会，但愿商业或政治利益消灭肉体的行为不是事实。尽管社会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十分不令人满意，但人的生命被组织性力量加以故意残害，还是令人很难设想的。然而，人们残存的美好愿望和基本的社会信念，又确实不断遭受现实的打击，像“小心小命”、抢尸这类官方言行，像拆迁人被官方逼至自焚、被商家砍杀丧生的事情，都在调低人们对社会的评价。如果钱云会是死于商业或政治利益之手，这种肉体消灭就类似于一种“准暗杀”了，而且行之者不是“地下力量”，而是拥有公开合法身份的权势力量，社会治理又伊于胡底？
为了获得最低水平的社会信心，这起事件最好是普通的交通事故。我想，这既是官方希望让人们接受的结果，也是多数人内心的愿望。只是，官方与社会尽管有这个共同点，还是需要让人看到，最低水平的社会信心不是虚妄，这就需要完全公开地解开疑点。驳难不是刁难，而是解析事实的必需。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要准备接受各种真实哪怕它再残酷与血腥。如果真相就是一起事故，我们应当欣慰；如果真相就是一起谋杀，那固然使人极度寒冷，但至少我们也是生活在真实中，而不是生活在幻象里。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怎样面对真相，而是怎样相信真相能够显示出来。怎样面对真相，是在真相显现后的态度。相信真相能够显现，这是前提。但现在，谁能相信真相会呈现出来呢？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不是不面对真相，而是没有真相供人面对；一个政府，最大的失败不是被民众判定为无能，而是被民众判定为不愿把真相显现出来。
2011年第1期《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