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一○年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从毛泽东时代的“无法无天”似的流氓治国走向法制国家，而法制国家建设的最大成就是在立法，逐渐建立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脆弱保护.一九七九年刑法和二○○七年物权法可以说是建设法制国家的标志性立法，正因为如此，中国政治治理逐渐挣脱了毛时代的原始性，开始具有了些微文明气象。
不幸的是，被抛弃的流氓治国大有卷土重来的架势。过去三十多年的法制建设成就正被清算。从薄熙来重庆“打黑”到胡锦涛在刘晓波获和平奖颁奖仪式前后的无法无天行径看，从中央到地方，流氓治国在二○一○年发展到了高峰时刻。
浙江律师陈有西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指出，重庆打黑就是通过收拾律师，然后再收拾民营企业家，重庆打黑的本质，就是中国的第二次“土改”。太子党代表人物薄熙来二○○九年六月在重庆打黑，抓了三万三千四百八十七人，立案查办涉黑涉恶团夥二百九十八个，摧毁十四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查扣涉案资产二十九亿元。实际上，被杀或被关的陈明亮、马当、黎强、王天伦等黑老大个个都有冤死冤判嫌疑，而他们的财产无论与犯罪是否有关，或被没收，或被国有託管。薄熙来放纵公安胡作非为，操纵检察院、法院入人以罪，律师李庄、陈有西、朱明勇皆证明重庆大肆搞刑讯逼供、侵犯律师权利。某财经杂志文章指出，“人身权”为重庆“前打黑”阶段关键词；而众人瞩目的“财产权”在“后打黑”阶段难获保障。很显然，重庆打黑轻易摧毁了三十多年来中国法制建设构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脆弱的保护大坝。
重庆打黑只是当今中国流氓政治卷土重来的一个典型样板，而围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前后在中国发生的打击镇压事件则是全国性的，流氓政治席卷全中国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公民李海去见朋友时被警察没有任何理由拦截，并被关在一个地下室十六天。被释放之前，他被要求不得对外说软禁情况，不得跟朋友联系，不得参加聚会，甚至不告诉他这些没有法律根据的限制到底要持续多久，流氓治国已经发展到连丝毫法律遮羞布也觉得多余的程度。
据悉，来自乌干达、危地马拉和塞内加尔的联合国三名人权调查官员最近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有超过二十起中国维权人士遭到逮捕、软禁、被恐吓、被限制旅行和通讯的案例，其中包括未经任何法律程序限制刘晓波妻子刘霞的人身自由。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国内学者徐友渔认为，中国大陆有约百位人士在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被迫离开居所，或被警方软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面对外国记者提问为什么监禁刘霞时，居然声称“我不认识你提到的这个人，你说的情况我也不瞭解。”有评论文章批评这一波无法无天事件时指出：中国当局“手段低劣下流，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未有”。
无论是坐镇重庆的薄熙来还是在中南海风光的胡锦涛，他们虽然各自分别被贴上太子党与团派代表的标签，但这两种人血脉中流淌的是共产党的血，而共产党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它必定是法治与宪政的天敌。从二○一○年的情形看，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九七九年以来法制历程的最黑暗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