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程序公正和行政透明，是政治文明的标志。北京市大兴区的地方官和政法部门，对毒奶粉苦主赵连海案的处理，却充满黑箱化的吊诡。赵氏“被”保外就医后放出的消息，令人有苦主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之疑。
地方当局如自信处置赵案公正、理直气壮，何必躲躲闪闪，以黑手罩住赵连海，展开“面子工程”的政治宣传？虚假的宣传，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
地方官员政治裁判
赵氏为毒奶粉受害者维权的活动，是响应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他与苦主在河北石家庄、北京大兴区的公检法机构门前请愿，是和平、有序表达维护合法权益的愿望，并非“寻衅滋事”，更未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地方当局以刑法二百九十三条的“寻衅滋事”罪，判处他二年半徒刑，是强加之罪。
在处置赵案的过程中，地方当局超期羁押赵氏，又变相剥夺他的会见律师权、上诉权，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刑诉法）的诉讼程序。
司法公正的起步点，是确保程序公正，罪与非罪依据法律（即刑法的法无明文不为罪、罪刑法定）的原则，并且要有充分证据。
但是，不少地方官基于“政治需要”，以党政权下令拘押公民（如辽宁省西丰县委书记下令拘捕北京媒体记者），并且习惯于“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的“有罪推定”。凡是地方党政和公检法官员假定有罪的，便以有罪推断并定刑罚，导致大量的刑讯逼供行为和冤案（如湖北畲祥林杀妻冤案）。
在这种“左习惯”和不肯认错的“面子观”之下，极少受冤者能获“无罪释放”。
最高法院前院长、主张改革司法的萧扬，曾呼吁防止冤案错案发生。他说：“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按：指犯罪、罪责与刑罚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对不构成犯罪的，要坚决依法宣告无罪。”他又说：“强化证据意识，坚持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最高法院曾发出文件，指令各地严格执行刑诉法：“无罪依法放人”。
无罪释放妥善解决
但是，许多地方的党政、公检法官员，热中于“面子工程”，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不按刑诉法的规定宣布“无罪释放”。
河南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不久前透露，有些人“一看到犯罪嫌疑人，就先入为主地认为其是个有罪之人”，“就没有勇气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大胆宣告无罪”。他认为：“刑事法官要始终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无罪不受刑事追究。”
地方法院对赵连海的定罪，缺乏有力的证据，程序又不公正。真正的“妥善解决”，是依法宣布“无罪释放”，并启动《国家赔偿法》的司法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