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学者指出，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政府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民众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内地媒体报道，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表示，2010年，“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每逢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各级政府就会高度紧张起来。比如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确保社会稳定都是当地政府的头号任务。维稳投入的经费更是难以估量。
汪玉凯指出，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
汪玉凯表示，这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内在矛盾突出，呈现被激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演变趋势。
汪玉凯说，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这样的思路现在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的途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于建嵘说，长期以来，政府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来指导工作，现在到了反思这个观念的时候了。他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