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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一
新的一年（1959年）开始了。元旦过后不久，我们又比“左派”精英连队提前完成了第二干渠的包干任务，连夜挑着行李。铁镐、铁锹等物，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几座小山坡，转移到第三干渠。
第三干渠的方位，在小云山东边六七里地。我们就住在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空屋子里。我们第一排住的这间屋，中间砌了一道大半人高的大墙，大墙两边，各有一溜木板铺成的大通炕。这比睡露天和小窝棚不知强了多少倍。
但是没料到，朱麻子对我在二干渠的连队帐篷里向他提出的建议仍耿耿于怀。到小云山的第二天晚上，趁大家正在食堂吃晚饭，他给大家训了一次话。他说：“你们当中，现在歪风邪气很活跃！有人自以为比党还高明，反对大跃进和放卫星！”这个……这个……我们也可以辩论辩论……“他也许想咋唬大家一下，要大家服服帖帖地任由他们摆布，为他们去”鞠躬尽瘁“地争面子。然而，大家在当天晚上的”辩论“中，竟一泄多日的闷气。尤其在我们这个班-第一排第一班，可以说全部畅所欲言，诸如反对得不偿失的做法，反对任意骂人侮辱人等等，都一吐为快。许多人在发言后都还缀上几句这一类的话：反对这些错误做法并不等于反对”大跃进“，而是要真正地、更好地”大跃进“。
这时我已注意到，朱麻子正坐在大墙外边第二班的炕头上，竖着绿呢狐皮帽的护耳，在倾听大墙里边我们这个班的发言。由于大墙到处漏烟，屋内乌烟瘴气，烛光又昏暗，班内多数人没有注意到他；可我不但注意到了，而且在发言时还特别有意多说几句给他听听。我说：“根据我们现在\’放卫星\’之类的做法，我看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是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毛主席在有关文艺问题的一篇讲话中曾说过：任何一种东西，都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的领导方法，是最糟糕的领导方法……”我满希望朱麻子能够多少开点窍，但他听了我的话，气嘟嘟地一声不吭就走人了。
三天后的晚上，他找一帮人开了个小型“紧急会”，随即召集全连到食堂去，对我开“批判”大会。他让我在食堂中间站着。这是在北京的“反右斗争”中都不曾有过的场面，尹队长又叫人往食堂中间的横梁上拴绳子。我心想：“怎么？这些家伙想学土匪强盗们那样，把我吊起来吗？！”结果不是。他们是让人把搁在地上的马灯吊得高高的。
隔了不大一会，悬在半空中的马灯悠悠晃晃。坐在灯座暗影下的人们就像幽灵般忽隐忽现，好像我们不是在人世间开会，而是在地狱中等待阎罗王的判决。
朱麻子讲话了：“今晚我们开个会，开戴煌的会。几个月来，他一直公开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高速度，反对放卫星。他看不起我们领导，看不起我们党，说放卫星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还说党报上登的亩产几千斤、几万斤都是胡说，是\’异想……异想……\’唔，对，是\’异想天开\’；还说我们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在报上说的，亩产五万斤、十万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至少在20世纪绝对不可能。\’大家说说，他这是什么思想？什么立场？要不要和他划清界限？要不要对他进行批判？”
朱麻子讲完了话，那些参加了会前小型“紧急会”的难友都随风转了舵。我们班的班长，本是个相当明智的人，平时在私下也和我一样，对若干反常现象也都慷慨陈词过。他对我的评价是：“看问题敏锐，敢于仗义执言，对党忠心耿耿。”可是这时，他却说我这也是“暗箭”，那也是“暗箭”。后来我才知道，他平时在私下和我议论这、议论那，原来都是套我的话，一转身都要跑到队长、指导员们那儿去“汇报”的。
接着发言的人，一般都是应付一下朱麻子了事，只有很少几个人，胡批一通，语无伦次。
然而毕竟更多的人比较正直老诚。他们虽然不便站起来为我辩护，但是能不发言的则决不发言。原总政文工团搞舞台装置的刘世才同志，本来也是在朱麻子召开的小型“紧急会”上被指定发言的一个，此刻他却在食堂一个旮旯里的暗影下装着打磕睡。参加小型会的他们班长当场叫他，“刘世才，你说说吧。”他也只当没听见。
我们的副排长兼二班班长梁文华-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大会开始时被朱麻子指定向全连介绍我的所谓“错误”，他竟说我的劳动态度一贯很好，许多意见也是很正确的。气得朱麻子当即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右倾”。那好，他就立即接过“右倾”这话茬儿，检讨起他自己的“右倾”来，似乎“忘了”朱麻子要他“批判揭发”我的这档子事。
来自文化部艺术局地方戏曲处、对地方戏曲小有研究的辛若平，在“五一水库”与我共抬一筐土到四筐土的老伙伴，虽然站起来批了我一通，但是一散会，他又向我表示道歉：“我是在小型会上被朱麻子指定发言的呀，实在是迫不得已呀，请原谅！”……
会后，朱麻子要我写出“书面检讨”。我觉得我那都是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说的话，没什么好“检讨”的，硬是拖着不动笔。不久，我们全连进山拉爬犁，向山下的公路边运木头，我就更不写了。同时对这次所谓的“批判会”，我也不再耿耿于怀。我父亲是位中医，我小时候，他也教我念过几个月的医书。我知道中医学认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思则气结，悲则气消，优则气聚，悻则气乱，恐则气下”，七情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即所谓“内伤七情成大病矣”，而情绪达观，胸怀坦荡，对身心大有种益。因之我该干嘛还是干嘛，不该干的事决不干-不写“检讨”天塌不下来。
二
上山拉木头，是1959年1月底。
由于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木头将被运到北京，支援首都的十大建筑，迎接国庆十周年。其中特别坚硬的富有花纹的木料，将做人民大会堂的地板和装饰板，所以大家更鼓足了干劲。
我们先打掉山下沼泽地的塌头墩，把一些坑坑洼洼铺满冰雪，修好十几米宽的爬犁道，然后才开始运木头。
通常每天天不亮，一吃罢早饭，每个班就提起一小桶搭配成萝卜条的窝窝头，先从爬犁道向上跑几里地，到达伐木林的木材堆积场，通过斜架在爬犁一边的两根粗木杠，把一根根大脸盆口粗细的长约六七米的带皮的圆木，连撬带推地架到爬犁上，码架成一米多高、一米多宽的长方形木垛，两边插好档木杠，然后用粗麻绳上下捆好绞紧成一体，使其一路不论怎么颠簸也不散架。
我们这个班，由我驾辕，其他十个人肩上套着绳扣，分在两旁，沿着爬犁道，像俄罗斯画家列宾画的“伏尔加河纤夫”那样上身前倾，两脚后蹬，使出全身力气，向山下拉去，要一直拉到离云山场部只有三公里的名为“十八公里”[注]的积木场，从那里再让汽车把木头运到最近的火车站-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然后装火车运往北京。
爬犁道全长20多里，翻越一个又一个的小山包，所以很多路段呈一上一下的马鞍形，有时还要在较高的山包上回旋半圈，拉一趟十分吃力。
中午，我们在路旁靠近小河边的雪地中抠出一些枯树枝燃起黄火，烤窝头，化雪水，用霉干菜和酱油精、辣椒粉熬点汤进午餐。吃罢午餐，我们继续围着将熄的簧火，有的卷“喇叭烟”，有的望着眼前冰透了的山溪凝思，有的则望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头，忧伤地哼起《贝加尔湖之歌》。
这是我们流放生涯中的“主题歌”。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开了个头，大家就都不约而同地齐声合唱-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为争取自由按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大伙尽兴唱了一番，由值班人铲几锹雪压灭了黄火的余烬，又脱下棉袄棉裤，摆开“伏尔加河纤夫”的架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继续向前拉。待来回一趟，跑完这四五十里地，回到宿营地时，往往都是晚上六七点钟了。
尽管大伙儿的体力消耗特大，但我们这个班一直干得很出色。原规定，每个爬犁每趟拉一立方鲜湿的原木，大约3千多斤，我们最多时拉到两方七八，约8千多斤；原规定，每天只拉一趟，我们常常在返回时，先把第二天的木头装上爬犁，再把满载的爬犁拉到宿营地的山下，免得次日一早下山时往上走几里地装了爬犁再返回来，而径直向山下的“十八公里”积木场拉去。这样，晨曦蒙蒙而出，夜色冥冥而归，两天就可拉三趟，大大地超额完成了任务。
所以，我们班屡得流动红旗，屡受表扬。朱麻子在小云山叫我写“书面检讨”我一直没写，虽然对我虎视眈眈，可他又无从下手。但终于，我一次意外的不幸，给了他一个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的机会。
三
那是1959年2月12日，正是我的31周岁阳历生日。我仍然驾辕，掌握着全班爬犁的行进速度和方向。当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拐了个弯，正要向下面马鞍形的底部冲滑时，才发现这底部狭窄的路当中，停着田振兴排的一张也装着木头的爬犁，而他们的人却不知何往。这一段坡陡冰滑，下冲力最大，想停也停不住。为避免“两败俱伤”，我决定仍由我一人操纵辕杆，选择最佳路线，从底部的路边冲插过去。我大叫两边拉绳子的同志快闪开，或到后面去拉倒纤，以减轻一些下滑的冲击力；但毕竟距离太短，没来得及把目标观察清楚，当我使出了全身力气，驾着自己的爬犁冲到底部那张爬犁边上时，才突然发现这张爬犁还有一根一尺多长的垫木头伸探在外，挡住了我们本可从它边上一擦而过的去路！但是来不及了，我们自己的爬犁带着强有力的下冲惯性向前一冲，我的左小腿被猛夹在两张爬犁的膀子之间，难以忍受的剧痛使我“哎呀”大叫一声就晕倒了！
同志们都以为我的腿断了。班长焦勇夫上来摸了摸，揉了揉，说是可能没有断，就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架起来蹓蹓，免得伤血淤积。这时前面返回一张牛拉空爬犁。赶牛人叫赵超群，原文化部电影局的英俄文翻译，把我拉了回去。
我们的宿营地在100多米高的山坡密林中，原是云山畜牧场的老电锯厂。牛爬犁只能停在山脚下，赵超群又急于在山下的牛棚里先给牛喂料饮水。我只好找了一根小树棍，独自一个人一步一拐地往山上挪。挪到了半山坡，遇到了在我们伙房里做炊事员的原《世界知识》女编辑丁金葵。她得知我小腿负了伤，立刻上前要背我。她身材矮小，又是女同志，我岂忍心让她背？我只能让她搀扶着慢慢走。
平时我收工回来，不管多累，走这300多米的慢坡路，只要十来分钟；这一次，我足足走了将近两小时。小丁子把我一扶进我们的大宿舍，就去连部报告请医生。
朱麻子一听是我负了伤，没等了金葵报告完毕，就恶狠狠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刚才站在伙房后面，亲眼看到他自己走回来的，现在到连部这几步路，他就不能走啦？去，叫他自己来，不准别人扶！”小丁子气得满脸通红，回来把这些话学给我听，我默然良久。我想在过去的战争中，我们对负了伤的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的人-还都讲宽厚与人道，而今我忍受着巨大委屈，满心继续为国为民出力时不幸负了伤，却有也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如此待我，这是为什么？！
我越想越忿然，坚决不让小丁子扶我，自己到连部去。但是善良的小丁子，宁可冒犯朱麻子，也坚决搀扶着我，到了连部才松手。
连部的那位被大伙叫做“医生”的人，实际上只是个卫生员，轻浮而傲慢。他具有云山畜牧场某些医护人员的共性：对一般职工，尤其对我们这些落难人，缺乏起码的人道与同情。
他给我浮皮潦草地看了看，捏了捏，也像朱麻子似地那么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外面没流血，里面也没有碎骨头响，吃点消炎片，涂点松节油就行了！”但在小丁子的再三要求下，他才老大不乐意地给我开了休息三天的假条。
可是从第二天起，朱麻子就想要我出工了。他每次见到我都要斜着眼问：“怎么样？好点啦没有？”别人还以为他突然变得对人很关心，而我很清楚，他骨子里是在“启发”我马上就出工。
他见我没理他，到了第三天就憋不住了。在当晚全连评比流动红旗的大会上，他竟说我的这次负伤，是一大事故，应由我本人和我们全班负责，不能扣除应该出工的人数。这就意味着这几天尽管全班只有10个人出工，仍然要按正正个人计算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么一来，我们全班明明是第一也变成第二了，流动红旗被当场收了回去，给了他的“得力干部”田振兴掌管的第二排的某个班。
我立刻明白，朱麻子的这一手不过是醉翁之意。因为当时不少人认为红旗、表扬、奖励之多少或有无，尤其是“领导印象”之好坏，对将来的能否摘帽子具有重大影响。朱麻子正是利用人们这种迫不得已的心理状态，挑拨全班对我的不满，想让大家认为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同时他也摸透了我的脾气：绝不拖累任何人，一定会带伤出工，宁可自己多受点折磨。
所以，尽管有不少好心的难友要我再歇几天，我还是没等三天的假歇满就出工了，只是不能再驾辕而已。
这时候，朱麻于偶尔下山逛逛，见我又和大家像“伏尔加河纤夫”们那样，尽量向前倾斜着身子，使劲拖拉着沉重的爬犁，他远远地阴笑着，再也不问我“怎么样？好点啦没有”了。
当然，对待所有不满其奴隶主行为的人，他是“一视同仁”的。像在《智取华山》中扮演侦察参谋的北影演员郭允泰，夏天打草时偶然失手被大钐镰划破了小腿，常常化脓疼痛难忍，朱麻子也让他一瘸一拐地拉爬犁，毫不怜惜。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说过：“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残忍的时候少；聪明的时候多，愚蠢的时候少；勇猛的时候多，冷淡的时候少，或者刚好相反。”我认为，朱麻子们恰恰属于“刚好相反”的一类，但也恰恰是那种时代某些领导者眼中“好样的”！
16 文明骤化为野蛮（Ⅲ）
一
春天来了。白天冰融雪化，不能拉爬犁，我们就改在夜晚拉。隔了些日子，黑夜也没法拉了，全连只得散伙，各个排原来从哪个生产队来，再回到哪个生产队去。运木材的任务，继续由伐木队派人通过狭窄的木轨路，向“十八公里”积木场艰难运送。
我们这个排，原属与云山场部在一起的畜牧二队打草队，就去了打算与畜牧二队合并的距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地的第一生产队，伙房的女同志也跟我们一道去了那里。春耕，播种，割干草，铲草坯，剥树皮，盖房子，忙个不停。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屋顶上抹泥苫草，刚接到云山场部电话的第一生产队队长一跑出队部门口，就向我们屋上屋下的人大喊：“大家赶快上山救火-”大家茫然四顾，并没有见到一丝烟火，往哪里去救？
原来，发现山火的是伐木队的人。伐木队通过木轨路运送木料的张莹、王少明、管仲祥、莽珉、陈行健等“老右”，将当天早晨第一车木料运到“十八公里”积木场刚刚卸完，发现西南的山上冒烟，他们就一边派人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云山场部报告，一边其他人就不顾早春的寒冷，趟过七虎林河，就势摘下头上的狗皮帽子，放入河中灌满了河水往头上一戴，直向山上冒烟的地方奔去。这样，云山场部才向各个生产队打了“赶快救火”的电话，并向850农场总场发了紧急报告。
“快去救山火！”这时队长又跑到我们正在盖的屋子的跟前，“西山已起火，大家赶快带着大锯、镰刀和斧头，向西山跑步前进！”我们屋上的人连忙下屋，屋下的人则分头去找来大锯、镰刀和斧子，然后脱掉棉袄棉裤，向尚未见到烟火的西山跑去。我们连跑过三个山头，才见到西边的森林上空正浓烟翻滚，浓烟下的森林边缘已烧成了一条火龙。这条火龙还变着形地起起伏伏跃动着。大家更加快了脚步，向浓烟火龙急奔而去。队长也跟着跑，边跑边吩咐大家快砍茶杯口粗细的小桦树、小杨树，人手一根，横着一字排开，向熊熊燃烧的森林边缘前进。
这时火借风势，呼呼地向前翻滚着层层火浪，吞卷着林边的荒草和小杨树林，我们都奋不顾身地顶着火浪上前扑打，人人手脸灼痛。但在这抢救国家山林的紧急关头，人人都甘愿赴汤蹈火，不惜一切。战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将这一线的火头扑灭。
这时，大家才觉得口干舌苦，嘴唇干裂，内衣和绒衣几乎都汗湿了；还有很多人发现自己的眉毛和额上的头发都被烤焦了。但当队长命令移师另一处火线时，大家二话没说，立即操起大锯、镰刀。斧头疾步跟进。
在一条山沟里，我们紧赶了十多里路，来到了一处正被大火吞噬着的森林边缘。树高风大，不是小小的桦树条。杨树条能够对付得了的。
这怎么办？队长命令一部分人用最快的速度，把这森林边缘尚未着火的大树锯倒，另一部分人（女同志在内）也以最快速度，把这两三百米宽的山沟中的荒草灌木统统割倒，并将其堆成若干小堆，让人看着焚烧掉，打出一条防火隔离带，以防山沟另一边的森林也着火。
大家立即分头动手，不到半小时，就打成了一条一千多米长、两三百米宽的防火隔离带。
这时天色已晚。别处的火势也都被850农场的其他各路救火大军扑灭或隔断。总场指挥员命令留下少数人在隔离带防守，其他人才纷纷往回开拔。这时我们感到全身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我们在国家的大片山林将毁于一旦的危急时刻，义无返顾地勇往直前，使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指导员不胜感叹。说句良心话，这个队的队长、指导员之为人正派、待人公正，是我们在云山畜牧场所少见的。
二
6月，我们到云山畜牧二队于老本行：先打五花草再打小叶草。
这时，我们才又见到了令人怀念的刘文同志。
他已成了\’牛脑\’，每天赶着一群瘦骨嶙峋的黄牛到草原上去放牧。看上去他和他的牛一般瘦：两颊深陷，颧骨更高了！
“呵，伟大的时代！”在这“伟大的时代”，有良心的人几乎都遭罪或都濒临遭罪的威胁！
我们这群人的体质也大不如前了。我本人日渐消瘦，时常头晕。被爬犁夹伤的左小腿一直隐隐作痛。在第一生产队时，请那里的医生给我针灸，针一拔，就冒出一股乌血。医生说，腿骨虽未断，但腿骨和肌肉遭到极其严重的挫伤，又没得到及时的治疗与休息，其后遗症不是短时间能够消除的[注].新华社着名军事记者闰吾从北京给我寄来了同仁堂的狗皮膏药，我一连贴了好几张也不见效。
口粮也日益减少了。过去尽饱吃，我最多一个月吃过148斤，后来一下定为每月 72斤，就得到大豆地里挖田鼠洞，“收缴”它们攫取的大豆作补充[注].继而又定为每月63斤、54斤、48斤、40斤，肚子越来越空，抡起大钞刀的劲头就大为逊色了。
打草中途，我们奉命到“三间房”、“五间房”第三生产队割麦子，参加全场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刘文指导员和原来场部一些领导搞下台的云山畜牧场新领导，经常拿着小镰刀在我们的身后和左右指指画画地进行“督战”。他们和朱麻子、尹队长等人一样，从不说鼓舞人心的激励话。他们的口头禅是：“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收工！”北大荒的季节是春季来得晚，冬季来得早。每当7月底8月初抢收麦子的时候，才是它的“霉雨”季节。一天，又一场大雨谤沦。马车送来了午饭，武副书记和张副主任也不准大家吃饭，强迫大家在雨中光着脊梁弯着腰，吭嗤吭嗤地向前割，连腰也不能直一下。可是大家从两点钟起床吃罢早饭下地，干到中午12点已干了9个小时了。而他们自己，则穿着从日本进口的漆黑的塑料雨衣，还打着伞，空站着挥舞着小镰刀，对我们大嚷大叫：“就是天上下锥子，你们死也得死在地里！”听了这种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很多难友怒火中烧。“我们真的成了\’顶着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有的难友说。
有些难友实在力不可支了。看神色，就是立刻把他们拖上断头台，他们也不能再干了。他们索性就坐在湿漉漉的麦茬地里听任雨淋。那个副书记，立刻抓住这机会，把我们所有的人臭骂一顿，然后又恶狠狠地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原机关还管得了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们日后能不能摘帽子，能不能回北京，全在我们的一句话！谁不服管，谁就是自讨苦吃！你们以为现在还能拿到的工资和生活费是铁打的吗？不是！绝不是！我们完全有权重新决定！谁不规规矩矩，还要乱说乱动，我们就可以给他\’升级\’-给他换个更合适的去处[注]！！”下午一点多，才让我们吃午饭，吃完饭又接茬干，一直干到天黑才让收工回住地吃晚饭。
北大荒的纬度高，夏季不到凌晨三点就天亮，晚上直到九点半才天黑。我们两点起床吃罢早饭就下地，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晚饭，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个小时。而且早饭与午饭、午饭与晚饭之间的各九个多小时，都得不停地干活，真是比最冷酷的资本主义还要冷酷。
按照这种冷酷的作息逻辑，如果是在北极圈内，盛夏的夜晚几同白昼，那我们就得日夜连轴转，除了吃饭，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三
麦收完毕，新上台书记兼场长，利用场部的有线广播喇叭，对全场所有的人训了一次话。他说：“谁说我们吃不饱、吃不好？我看我们这里好得很！关内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一天才四小两粮，人家照样建设共产主义！你们一天一斤多粮，还说吃不饱、吃不好？！我们做领导的，口粮定量比你们的少得多，可还吃不完哩！”他说到这儿，广播喇叭下面的听众顿时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当然吃不完！”有人说。他们人人在云山都有家，可是人人都在场部的小饭馆里吃“包饭” ——大米白面，大鱼大肉，每一片豆腐还得用油煎得两面黄；打猎队打到了野猪、狍子，先得归他们吃个够；偶尔打到了熊瞎子、梅花鹿，熊掌鹿茸之类的珍品，往往也是以他们的名义恭奉给他们的上级，剩下的也得先管他们吃个够，他们岂有口粮不够之虞？！他们与我们这些整天窝头咸菜连肚子都难得撑饱的人惟一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在享受着“共产主义大食堂”的“恩遇”，每人每月只交6元钱，此外就各走各的道儿，别如天壤矣！
这时中国已进入“一轮红日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人民公社化”新时期！
他们逼着大家拼了命地干活，口号不是为国家多打粮、打好粮，而是“争取第一”，“向上报捷”。若问为谁“报捷”，为什么“报捷”，他们是难以回答的。
许多时候“捷”是“报”了，小麦、玉米、大豆都割倒了。却堆在地里脱不出粒，有好多只得等来春再说。风吹雨淋，霜打雪埋，兽损鼠耗，损失颇巨。待到来春，又大抢春耕，有的来不及脱粒，有的已无粒可脱，有的都已霉透了，只得统统付之一炬。场部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工作人员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说，1959年全场因此损失了1／3的粮食，而到手的又多半是霉烂变质的，磨出的面粉是“头痛粉”-蒸出的馒头黏乎乎、酸溜溜、又苦又涩，很多人吃了上吐下泻，头晕目眩。此外，每年冬天抽很多人上山伐倒的大批木头，有不少又运不出来，也只得任其腐烂虫蛀殆尽。国家不惜大量投资，满指望农场为国家增添财富，结果反成了大累赘！
我认为这张大字报说得颇在理。它不禁使我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因为在任何事业上，倘若流氓一得势，事业都必定会破产。这原因，还是鲁迅先生分析得好：“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
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比如有一个人在没有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眼前的现实可不就是这样么？这种人有了权力有了地位，照样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用凶狠的地主老财和资本家的方法来对待被他们所控制的人。
在这些无尽的悲凉与气恼中，我们中的一些人呈现出屡屡难绝的忧伤与失意。有人说，当年怀着崇高的理念而英勇献身的同志，今天换来了什么？难道就是那些攫取了他们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成果的人们，以“王公侯爷”自居？
还有人说：旧的三座大山是没有了，但一座新的大山的分量似乎也挺沉啊！
四
不平则鸣。
德国割草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着作家和哲学家约瑟夫o狄慈根说过：“免除一切乞丐式的谦虚，因为我相信自己对科学的伟大事业，还能作出小小的贡献。”我与一些难友从农场议论到国家，从农场的不当作为推论到全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说现在大谈马克思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完全是“乌托邦”：“人民公社”不是“应运而生”，而是人为地搞得大快、太早、太急；中央的决议、报纸的社论、领导人的谈话，鼓舞很大，调门儿太高，乐观得太过分；“十五年超英”改为“七年”又改为“三年”，无异于痴人说梦，除非马克思显灵，把我们人人都变成担山赶太阳的二郎神。《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报道广东某公社的积累高达65％，只把剩下的分给社员，说这是“共产主义风格”，这些无异于鼓励各地掌权的干部，都去强迫老百姓勒紧裤腰带，都去犯强迫命令的错误。这样下去，肯定会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再多了就是祸害”的民谣，就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愤懑之声……
正当我和一些难友不断这样议论的时候，与我藕断丝连的妻子正与新华社的许多人，协助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徐水县大搞“共产主义”，说什么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发展，就是一国可以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大发展，就是一个县可以首先实现共产主义。她给我来信说：徐水县将在1962年跨进“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这纯粹是胡折腾，是向马克思、列宁的在天之灵抹黑，只能惹起全世界对共产主义的嘲弄，而绝不会赞美和向往。她回信批评我这是对党的总路线没有信心，还是站在“右”的立场上与党的“正确方针”格格不入。
可是我坚持认为，所有这些胡想蛮干的后果，必将引发一场新的大灾难。因为原有的已被破坏，“新生的”则纯属幻想，必然导致青黄难接，危机四伏，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必将发生重大困难。特别严重的是败坏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热情，必将给全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
这时候，报纸上纷纷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词。很快就得知，这主要指的是为民请命的彭老总、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红旗》杂志上的社论和安徽省委书记的文章，竟破口辱骂这些同志是“敌人”，这使我极为愤慨！据我所知，彭老总和黄克诚等同志的清廉正直之气，艰苦朴素之风，爱民爱党之情，绝非骂人者之流所能与其相比的。骂这些同志为“右倾”甚至“敌人”的人，是有失天良的。
不说别的，单说据我所知的彭老总的为人，骂他的人就没法与之相比。
1951年秋天，新华社总社又派出一批记者到达朝鲜前线。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普金，请彭总给他们讲讲朝鲜战场形势。当时志愿军司令部设在桧仓东郊后山腰的山洞里，志愿军总分社设在前山腰的旧矿洞里。由于敌机活动猖狂，普金的意思是让记者们翻过前山的山头，爬到后山腰的山洞里聆听彭总的讲解。
“不！”彭总说，“你们人多目标大。我只带一个参谋和一个警卫员，目标小，还是我到你们的洞子里去为好。”不论普金怎么说“彭总的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彭总硬是带着一位夹着朝鲜战场军用地图的参谋和一位警卫员，从后山腰下到沟底，再翻过前山的山头，来到了志愿军总分社的山洞里，给记者编辑们讲了多半天。
1951年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金日成给彭总送去两大箱苹果，每箱足有500斤。彭总一个也没吃，送一箱给司令部的参谋们，送一箱给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同志们。彭总的一位警卫员悄悄地从给参谋们的那一箱中给彭总留了一脸盆，彭总发现后把这位警卫员同志狠批了一顿，坚决让他还了回去。
彭老总的这类平易近人、关心部属胜似关心自己的品格，是许多位高势显的人没法比拟的。
由此我还想到，我们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为什么正气反而得不到弘扬，而听任毛主席的个人专断？就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言，为什么那么多过去叱咤风云的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画地为牢、噤若寒蝉？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通常而言，理性高于感性。从理性出发的革命者，一般都是比较坚定的。可惜，我们党内的这种人似乎并不太普遍。大多数知识分子投身于革命，除了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爱国心而外，往往也掺杂着追寻个人出路等等的私心杂念。这种人一旦掌了实权、大权，个人的目的已超标准地达到，若再要他们舍弃这些既得利益继续为真理呐喊、为正义而拼搏，他们就得掂量再掂量孰轻孰重了。很多人也许觉得当年的革命正义和爱国心这颗无比硕大的砝码，突然轻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在老一辈中，也不乏洞知真伪、明断是非的人。但他们为了顾全大局，维护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却又不得不顺着毛主席的意趣而牺牲别的战友。这样，就把我们的党演变成了一个宗法大家庭，不管辈份最高的老爷子的一些作为如何地不对头，但做下辈的人都还要维护老爷子的权威与尊严：是也是，不是也是。受了委屈的人还得被迫自打耳光：“怪我不好，是我不对！”至于一般工农出身的人，他们之所以投身革命，往往出于追求自身的翻身解放。在革命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能一不伯苦，二不怕死，有着百折不挠的大无畏气概。但如果在这艰苦残酷的斗争中，他们没能升华为真正视野高阔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旦个人翻身解放的目标已彻底实现，并且还掌了权，他们则往往不会再侧重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更甭说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了。对于毛主席，那是使我们翻身解放并掌了权的大救星、大恩人。大救星、大恩人咋想咋说咋做都是百分之百的英明正确，谁说一个“不”字，那就和他拼命，不共戴天。
在如此这般的状态下，像谭嗣同那样“我自横刀朝天笑”的人，像鲁迅那样“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人，誓死也要改革到底革命到底的人，宁可用自己之一死也要唤醒亿万群众而绝不苟且偷生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如此下去，则必然“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的至善理念，也顶多在嘴头儿上空叨叨罢了！总有一天，会出现《史记o秦始皇本记》中所痛述的那种局面：“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我想得很多，但只是在出工收工的长途跋涉中独自想想而已，干活的当儿仍一如既往，尽力而为。
五
十年大庆快到了。中央颁布了对“战争罪犯”和各种犯罪分子的特赦令，也颁布了对已经“改恶从善”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决定。我们奉命利用每天下工后的业余时间，在微弱的烛光下断断续续地写自己的“改造小结”。
在通过\’小结“的会议上，我以争取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的态度，简而略之地谈了前述的许多真实思想。大家认为我是诚恳的，有人还表示很赞赏，一致通过了我的\’小结”。
但是，表面上在一边旁听、实际上是临场监督指导的畜牧二队盖队长，用他的胶东口音突然说：“戴煌的问题很严重，尤其对国家生活的一些看法，是继续对党对毛主席不信任的表现。大家没有对他进行批判，反认为这是敢向党暴露真实思想，对他赞扬，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大家应该与戴煌划清界限，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帮助！”像往常一样，每当这紧要关头，一些人立即转为检讨自己“觉悟不高”、“立场不稳”、“政治嗅觉不灵”，等等，继而就对我批了一通。老实一点的人，先谈自己也有类似的“糊涂认识”，然后才浮皮潦草地规劝我几句。最后盖队长又讲了几句话，对我的“小结”会才算结束。
平心而论，盖队长是个“上级说啥都正确”那种类型的工农干部和共产党员。他作风严谨，工作刻苦，从不沾公家丁点大的便宜，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也很有分寸，也很尊重我们的人格。很明显，他与朱麻子、武副书记之流不是一路人。但遗憾的是，他的内心世界不自觉地或本能地拥有宗教式的个人偶像崇拜倾向，而且崇拜得极其虔诚。他对我们思考的这类问题是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而且上有他所崇拜偶像的指路明灯，他自己压根儿就不会去作这种种“无谓的胡思乱想”。
隔了几天，在打小叶草的草原工地上，盖队长和一位姓王的副指导员又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当问我“想通了没有”，我表示“还没有想通”时，他们一脸没好气。
一天晚饭后，在瑟瑟秋风中，盖队长在食堂前的小院里“晚点名”，当着全队的面，指名批评我说：“戴煌老是想些与党的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这样下去很危险！党把要说的话都说了，改不改全在他自己……”不少朋友都为我捏把汗，不知道我将会再出什么事。但是我老想着好像是歌德说过的那句话：“一个真正的人所要求的最先和最后的条件，都是对真理的热爱。”要我昧着良心认黑为白，指是为非，那是十分痛苦的。我还是应该坚持走自己认准的路，其是非曲直任由别人去说吧！
中秋节的夜晚，我特地备了一瓶红葡萄酒，请几位好友举杯对明月，遥祝我母亲的七旬诞辰，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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