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人文灾难，不但见诸大国崛起的虚妄，同样见诸学术概念的荒谬拼抄。倘若要直面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与其说首先在于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不如说在于历史书写者的如何审视历史。许多历史真相，其实一直默默地伫立在世人面前，只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观察，人们只得在黑暗中蹒跚。
××××××××××××××××××××××××××××××××××××××××××××××××××
在中国上个世纪一百年的历史图景中，「五四」运动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又最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之一。无论从文化承传、人文精神，还是从民族的文化心理、社会的精神内涵来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影响都不下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虽然这场学生运动打着爱国的旗号，但由于其背后伫立着一场新文化运动，以致其历史意味得以放大到远远超出学运发生的爱国语境。但有趣的是，倘若换一个视角观察，又会发现这场学生运动之粗糙之蛮横，也是空前绝后的，以致「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后来都会发出「杀君马者道旁儿」的感叹。汉末党锢时期的太学生，算得意气奋发，并且还真是面对了血雨腥风的较量，但没有任何一个朝廷命官的府邸被太学生焚烧。「五四」学生的那种暴力行为，不要说在汉末不曾发生过，即便是在七十年后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断断乎不存在任何如彼张狂的可能。不要说痛殴官员，焚烧官邸，即便有人向挂在城墙上的画像扔个把鸡蛋，都会被学生纠察扭送公安。人们可以说，比起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八九年的学生又理性又温和。但人们又可以从那样的理性温和中发现，八九年上街游行广场集会的学生，比起他们的先辈来，内心深处存有不少恐惧。蛰伏在其理性温和背后的，与其说是教养或者谋略，不如说是长年专制重压底下的恐惧，并且还掺有被官府的意识形态及其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家庭教育所悉心调教出来的奴性。
相比之下，「五四」学生得天独厚：正值民国初年，王朝被终结，未来的可能性空间被打开，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获得空前的解放。「五四」学生天不怕地不怕的另一面，则是当时的北洋政府虽然是武夫当政，却也懂得镇压学生运动是多么的令人不耻。「五四」以后发生「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并不曾下达开枪命令，罪责理当由擅自开枪杀人的冯玉祥部下承担。但段执政并不因此躲之夭夭，而是主动担当，将自己免职，素食终生，谢罪天下。这跟邓小平八九年理直气壮地接见屠城部队，跟红色权贵集团衮衮诸公，既气急败坏地叫嚷镇压学生、又以君子远庖厨式的怯懦远避杀人罪责，形成极其强烈的鲜明对照。时隔大半个世纪，同样是发生在天安门前的学生运动，不仅运动本身的和平理性程度有异，更加发人深省的是，站在学生运动面前的北洋政府和红色王朝，先后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人文素养。由此，也可见历史究竟是不断前进的，还是不知不觉倒退的。
这种波粒二像式的坐标变换，不仅可以展示历史的各个侧面，也能够描述出历史人物的复杂形象。汪精卫可说是最具争议的一个历史人物。就其担当的历史角色而言，早年是英雄，晚年是汉奸；但就其个人的人品而言，不嫖不贪不腐败不专横不耍流氓不奴颜婢膝，其清廉程度在二十世纪各方政治人物当中，屈指可数。这样的人物做个诗人很合适。事实上，汪氏的古体诗庶几可算民国第一家。
这与其说是其诗学造诣如何深湛，不如说是其人品确实出众。只是中国政治从来不讲人品清浊，而以权谋取胜。书生气十足的汪精卫，在政治上极其幼稚；不仅建立南京傀儡政府基于对局势的误判，即便是早年的行刺壮举也充满愤青式的鲁莽。
同样的幼稚在孙文却由于掺杂了称霸天下的大总统野心，以其联俄联共的政治方针，成为日后逐鹿中原传统游戏中，两任赢家相继供奉的一块灵牌，同时也成为中国大众的崇拜偶像之一。中国人看不起书生从政的傻瓜，他们佩服争夺天下的枭雄。因为《三国演义》以及无数种演义，都是那么教诲的。毛泽东的横空出世，并非是什么天意，而就是顺应了中国民众的枭雄崇拜心理。这个民族即便没有红太阳当空，也要制造一个出来，更不用说有政党声称已经出了一个。从朱元璋到洪秀全，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民众就这么一路崇拜下来。这个民族从来不关心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从来不把人的尊严当回事，总是以寻找一个伟大的帝王做依靠。这个民族从来不怕被专制，就怕帝王不专制。长年累月积淀而成的受虐心理，在这个民族早已成为集体无意识创伤。研究中国历史，倘若忽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创伤，那还不如继续写演义。
欧美的汉学家书写中国二十世纪历史，津津乐道于毛式革命之于妇女解放的提倡和实践。即便是略有文采的史景迁，也在《天安门》一着中重笔浓墨地渲染不已。但他们很少有人比较过洪秀全的后宫和毛泽东的放荡。在洪秀全的后宫里，嫔妃像牲口一般被编号使用和奴役，哪怕目光稍有不敬，都有杀身之祸。相比之下，毛泽东的女人们虽然也有在文革中被江青加害的，但还不至于全体悲惨到命若牲畜。更不消说其中有些因为被圣上器重而身价百倍，以致曾几何时，炙手可热。毛式革命的所谓妇女解放，其实就是如此这般地体现出来的。西方汉学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毛式妇女解放的真实图景是：以几亿人的禁欲，换来一个人的纵欲。西方汉学家更搞不清楚的是，当时的中国人还真的因此感觉很幸福。在举国上下以发自内心的忠诚齐声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时候，外人根本分不清究竟是那个纵欲的圣上幸福，还是被禁欲的芸芸众生更幸福。至少，那歌声听上去是极其幸福的。尤其是童声合唱，乍一听，好像童趣盎然。
邓小平出场时，由于面对的是毛时代调教出来的愚民，只消把阶级斗争改为让全民致富，便将十多亿中国人全部摆平。就算死保党天下的政制框架，也不会导致翻船。邓小平敢开枪，无疑是抓住了中国民众的这一软肋：有饭吃有钱赚就行，自由和尊严显得太奢侈。历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场造反，都不是为了自由和尊严，而是想要饭碗和银子。就此而言，邓小平成功了。镇压之后，不仅一般老百姓满足于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即便是所谓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也因为有吃有穿有声色犬马而心满意足。倘若问起自由和尊严，国人也许会歪着脑袋反问：那些东西值多少钱？按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国的历史过去被叫做：一些阶级失败了，一些阶级胜利了；中国的历史后来又被叫做：有的吃饱了，有的还没有吃饱；有的衣食足而思淫欲，有的淫欲足而说崛起。邓小平成功地开放了中国人的欲望，一如主动地将自己钉在了六四屠夫的耻辱柱上。当年马克思抨击镇压巴黎公社刽子手的言辞，可以一字不差地转赠到邓小平头上。邓小平对马克思的最大讽刺还在于：邓氏改革开放，不折不扣地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把吃饭穿衣当作首要内容。
邓小平时代是个唯物的时代，而中国人的历史，至今犹在唯物的泥潭里打转，以物欲为主导，以物欲为轴心。就欲望的合理性而言，就欲望在毛时代的备受压抑而言，邓小平的开放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相当成功的；但就历史并非止于物欲而言，邓小平的开枪是触犯刑律的，更是极其罪孽的。
邓小平不仅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且枪杀了中国人好不容易意识到的尊严和自由。倘若说，尊严和自由应该成为历史的首要内容，那么史家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几乎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中国人所拥有的，只不过是那些充满阴谋和暴力的演义而已。那个演义中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属于争夺天下的诸多枭雄，与「作为此在的我们」（海德格语），毫无关系。因为那样的历史，是用枪，虚构的。一旦枪声成为历史的标记，那么历史也就在被暴力虚构的同时，被子弹所谋杀。
由此可见，历史的悖反、或者说波粒二象性在于，从「五四」到「六四」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十分诡异地将「五四」学生的暴力倾向，演变成镇压「六四」的屠城惨案；致使此后一次又一次的爱国主义狂潮，与「五四」学生的夸张，遥相呼应。与此相反的联接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言科学和民主，转化为以「六四」为标记的国人之于自由的憧憬和人权意识的觉醒。因此，很难说「六四」学潮是「五四」学运的承继，一如很难将「六四」以后的人权运动，看作是「五四」新文化之于科学和民主倡导的续篇。「五四」「六四」，两次学运迥异其趣。历史好像在重复，但是人文内涵和精神维度却很不一样。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就像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一样，根本无法解释这样的历史图景。至于德希达的解构主义和萨依德的后殖民理论，则被中国新左派，让了马克思和孔夫子喜结连理的用场。自新世纪以来的人文灾难，不但见诸大国崛起的虚妄，同样见诸学术概念的荒谬拼抄。倘若要直面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与其说首先在于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不如说在于历史书写者的如何审视历史。尤其是当被官方沉没的史料史实接二连三地浮出水面时，思想的有无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成为历史书写的关键所在。许多历史真相，其实一直默默地伫立在世人面前，只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观察，人们只得在黑暗中蹒跚。……
